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que (1991)
恰克.帕拉尼克("Chuck" Palahniuk)曾寫道:「關於心愛的人,有好多事情我們並不想知道。」有時候我是這樣感覺的:關於心愛的電影,有好多事情我也不想知道。
我確實缺乏好奇心。我欽佩那些不厭其煩對著創作者提問的受眾,更敬服那些面向社會與人類提問的創作者 ── 如果藝術是一台越野車,他們想必是燃料和方向盤吧。可當我偶然身為乘客,除了打盹看風景,從來沒想過還有什麼別的事要做。不免有些無謂的焦慮:一個無心提問的人能夠成為一個創作者嗎?若沒有一道設問,我究竟能如何開展書寫與評論?「不想知道」,我甚至不確定,這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心態。或許潛意識中,我認定一切我該知道的已經知道了,而其餘的,現在非是追問的良機。
儘管如此,這個想法並不代表我抱持「拒斥思考,保留純粹觀看之眼」的反語言觀點;應該說,我往往只是找不到對他人提問的理由,以至於最後的對象剩下自己,關於 ── 我知道的,我感受的,以及吸引與留住我的事物。我會詢問這樣的問題,作為書寫的動能。疑問向內,則開解的意義,猶若一份再次經歷的充盈。換而言之,我所著迷的那些電影,亦常有難解的內在懸問。這些懸問如絲,疏密牽絆為影像的格律。
Preparations To Be Together For An Unknown (2020)
那是怎樣的懸問?時間的謎局、記憶之疑難、遍布歧義的主觀敘述,它困住我們,卻也為我們開展另一張景框、另一次迷途未返而引發的異界接壤。舉影史經典《雙面薇若妮卡》為例,它講述某種雙重存在的經驗,靈魂與靈魂之間遙感相識的可能,所問即是:「人如何(不)獨自活著?」那張攝於克拉科夫廣場上的底片,佐證了兩個薇若妮卡的存在,卻非是肉眼直抵的相遇,而更似她追尋分身之意念不滅的凝聚成像 ── 強烈渴望看見彼岸的人,總會在某天睡醒時手握一束岸芷汀蘭。
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que (1991)
另者,如智利導演帕布羅.拉瑞恩(Pablo Larraín)的數部作品《追緝聶魯達》、《史賓賽》等,如改編自挪威文學傑作的《外出偷馬》,皆是藉由某一個獨行俠的「失蹤式」旅程,探索自我和他者在彼此生命之中的位置,並暗渡虛構角色渴望成為本真的後設敘事。《追緝聶魯達》中,私家偵探站在一望無際的雪原上,想像自身的死亡將被如何描寫;而《外出偷馬》,十五歲男孩輕撫田野草莖,目睹野兔死、夏雷震,尚未諒解父親的叛逃與臨走前的弦外之音。這些電影大多落定於令人費解的開放性結局,一切懸而未決,卻隱隱拋出令人懼怕的設問:「如果,我們並非自己人生的主宰?」當黑幕捲起,我會說:其實有好多事,我不想知道,可我明白,太多的答案不是思考就能得出,而太多的問題,不是不問就不存在。
還有一種,是更加日常的懸疑。匈牙利電影《恍惚間聽見你愛我》是個好例子:女主角因為國際會議上的一次豔遇,拋下早已建立好的美國生活,返回布達佩斯與對方重逢,沒想到男人竟聲稱從未見過她 ── 這究竟是失約者的托詞,抑或真是精神分裂症的幻覺作祟?當女人漫遊於城市,心疑、揣測、苦惱、忍受失望,就連腳下鋪排齊整的磚石似也浮動起來,而路面電車駛過的叮噹聲彷彿水中氣泡,誘引光線折射、扭曲、變形;廚房裡,透光的一扇小窗,猶如經過筆刷搬運的風景畫⋯⋯觀者視域所及,皆是如真似幻、包藏無限可能性的懸止處境。作為有趣的對照,我想分享另一部匈牙利電影《日暮》,背景跳轉回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布達佩斯,煙霧瀰漫、昏黃陰影搖曳,同樣是一名初來乍到的女性,無處可去似地,遊蕩於此城的竊竊私語和惶惶人心之間。兩部電影中,女主角都必須去破解某個她們也不甚具體明瞭的謎團,憑藉自身感應與細微線索,折返於城鎮的迂迴曲巷,堅定尋找內心最為記掛的真相。
於是,我們目睹著她的遊歷,漸漸複疊為她使人存疑的來歷。那是鐘聲、橋墩、細廊,飄散著剪碎的詩篇,流轉忽快忽慢的光陰。到頭來,懸問只會製造更多懸問 ── 你可以深信解答的存在,也可以認同某些問題並不需要答案。
近日觀看一部令我欣喜的日本電影佳作《他方的短歌》,影像敘事彷若俳句般,細緻小巧而詠物似地,道出女主角自從摯友離世後重新開始過日子的日常生活。她的內心寧靜,善待傷口癒合,但亡者的音容不散,總會浮影餘光之中。她從不喚留,亦不言告別;不問今後,亦不設法遺忘過去,而是將它們如同夏之風鈴掛起,如冬之燈籠懸起。我總覺得,她接納懸問所存的方式,如同我觀影時練習的向內涉深。電影是光線織繡的夢,穿透那片鬼魂散發的幻彩,你會看見白牆、櫻花與夜海。那一瞬的靜止,我常稱之:屬於電影的未明之明。
Haruhara- San's Recorder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