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que (1991)
恰克．帕拉尼克（"Chuck" Palahniuk）曾寫道：「關於心愛的人，有好多事情我們並不想知道。」有時候我是這樣感覺的：關於心愛的電影，有好多事情我也不想知道。
我確實缺乏好奇心。我欽佩那些不厭其煩對著創作者提問的受眾，更敬服那些面向社會與人類提問的創作者 ── 如果藝術是一台越野車，他們想必是燃料和方向盤吧。可當我偶然身為乘客，除了打盹看風景，從來沒想過還有什麼別的事要做。不免有些無謂的焦慮：一個無心提問的人能夠成為一個創作者嗎？若沒有一道設問，我究竟能如何開展書寫與評論？「不想知道」，我甚至不確定，這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心態。或許潛意識中，我認定一切我該知道的已經知道了，而其餘的，現在非是追問的良機。
儘管如此，這個想法並不代表我抱持「拒斥思考，保留純粹觀看之眼」的反語言觀點；應該說，我往往只是找不到對他人提問的理由，以至於最後的對象剩下自己，關於 ── 我知道的，我感受的，以及吸引與留住我的事物。我會詢問這樣的問題，作為書寫的動能。疑問向內，則開解的意義，猶若一份再次經歷的充盈。換而言之，我所著迷的那些電影，亦常有難解的內在懸問。這些懸問如絲，疏密牽絆為影像的格律。
Preparations To Be Together For An Unknown (2020)
那是怎樣的懸問？時間的謎局、記憶之疑難、遍布歧義的主觀敘述，它困住我們，卻也為我們開展另一張景框、另一次迷途未返而引發的異界接壤。舉影史經典《雙面薇若妮卡》為例，它講述某種雙重存在的經驗，靈魂與靈魂之間遙感相識的可能，所問即是：「人如何（不）獨自活著？」那張攝於克拉科夫廣場上的底片，佐證了兩個薇若妮卡的存在，卻非是肉眼直抵的相遇，而更似她追尋分身之意念不滅的凝聚成像 ── 強烈渴望看見彼岸的人，總會在某天睡醒時手握一束岸芷汀蘭。
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que (1991)
另者，如智利導演帕布羅．拉瑞恩（Pablo Larraín）的數部作品《追緝聶魯達》、《史賓賽》等，如改編自挪威文學傑作的《外出偷馬》，皆是藉由某一個獨行俠的「失蹤式」旅程，探索自我和他者在彼此生命之中的位置，並暗渡虛構角色渴望成為本真的後設敘事。《追緝聶魯達》中，私家偵探站在一望無際的雪原上，想像自身的死亡將被如何描寫；而《外出偷馬》，十五歲男孩輕撫田野草莖，目睹野兔死、夏雷震，尚未諒解父親的叛逃與臨走前的弦外之音。這些電影大多落定於令人費解的開放性結局，一切懸而未決，卻隱隱拋出令人懼怕的設問：「如果，我們並非自己人生的主宰？」當黑幕捲起，我會說：其實有好多事，我不想知道，可我明白，太多的答案不是思考就能得出，而太多的問題，不是不問就不存在。
還有一種，是更加日常的懸疑。匈牙利電影《恍惚間聽見你愛我》是個好例子：女主角因為國際會議上的一次豔遇，拋下早已建立好的美國生活，返回布達佩斯與對方重逢，沒想到男人竟聲稱從未見過她 ── 這究竟是失約者的托詞，抑或真是精神分裂症的幻覺作祟？當女人漫遊於城市，心疑、揣測、苦惱、忍受失望，就連腳下鋪排齊整的磚石似也浮動起來，而路面電車駛過的叮噹聲彷彿水中氣泡，誘引光線折射、扭曲、變形；廚房裡，透光的一扇小窗，猶如經過筆刷搬運的風景畫⋯⋯觀者視域所及，皆是如真似幻、包藏無限可能性的懸止處境。作為有趣的對照，我想分享另一部匈牙利電影《日暮》，背景跳轉回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布達佩斯，煙霧瀰漫、昏黃陰影搖曳，同樣是一名初來乍到的女性，無處可去似地，遊蕩於此城的竊竊私語和惶惶人心之間。兩部電影中，女主角都必須去破解某個她們也不甚具體明瞭的謎團，憑藉自身感應與細微線索，折返於城鎮的迂迴曲巷，堅定尋找內心最為記掛的真相。
Sunset (2018)
於是，我們目睹著她的遊歷，漸漸複疊為她使人存疑的來歷。那是鐘聲、橋墩、細廊，飄散著剪碎的詩篇，流轉忽快忽慢的光陰。到頭來，懸問只會製造更多懸問 ── 你可以深信解答的存在，也可以認同某些問題並不需要答案。
近日觀看一部令我欣喜的日本電影佳作《他方的短歌》，影像敘事彷若俳句般，細緻小巧而詠物似地，道出女主角自從摯友離世後重新開始過日子的日常生活。她的內心寧靜，善待傷口癒合，但亡者的音容不散，總會浮影餘光之中。她從不喚留，亦不言告別；不問今後，亦不設法遺忘過去，而是將它們如同夏之風鈴掛起，如冬之燈籠懸起。我總覺得，她接納懸問所存的方式，如同我觀影時練習的向內涉深。電影是光線織繡的夢，穿透那片鬼魂散發的幻彩，你會看見白牆、櫻花與夜海。那一瞬的靜止，我常稱之：屬於電影的未明之明。
Haruhara- San's Recorder (2021)
- 本文刊載於《幼獅文藝》2022 九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