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外之慾：《英倫情人》與《遠離非洲》

電影《英倫情人》（The English Patient, 1996）改編自斯里蘭卡裔加拿大作家麥可．翁達傑（Michael Ondaatje）的小說，《遠離非洲》（Out of Africa, 1985）則是丹麥作家伊薩克．狄尼森（Isak Dinesen）的自傳性作品，這兩個故事皆以二十世紀初期的非洲殖民地作為背景，書寫歐洲白人在這塊陌異土地上的戰爭經驗與情慾歷險。相較起《英倫情人》具有更宏大的二戰時空視野，以兩組角色的愛情關係探討認同與佔有的人性本能，延伸至國族的想像和分裂；《遠離非洲》則聚焦在一個特定女性「凱倫」的成長故事，細膩刻畫她在婚姻、戀愛、殖民地生活中的啟蒙經驗。

交互參照凱倫與《英倫情人》中「凱薩琳」的生命故事，即能發現兩部電影的疊合之處：女性解放與自我追尋。她們具備顯而易見的共通點：歐洲白人女性、有名無實的婚姻、外遇事件；而無論是婚姻或是婚外情，都能看出她們渴望掌握關係主導權的個性。首先我想討論這兩樁婚姻，凱薩琳是與青梅竹馬傑夫結婚，凱倫則為擁有貴族頭銜，與沒落貴族伯洛進行利益交換的結婚；前者是受到家族和慣性的影響，後者是愛慕虛榮的主動選擇，她們都與歐洲社會的傳統體制、階級綁在一起。隨後，她們以「某人的妻子」這樣的身份抵達了非洲大陸，在這個由男性塑造的殖民世界中慢慢掌握新的權力位置。我們可以透過電影語言、情節安排，看出白人女性之於男性殖民集團特殊意義，比如《英倫情人》的飯店酒吧裡眾人舉杯「敬不在場的夫人」；《遠離非洲》凱倫因運送物資而蓬頭垢面，被士兵和當地人瞠目結舌的凝視包圍著。這兩場戲都強調了來自殖民母國的女性被男性圍繞的狀態。

全新的環境與社會規則對角色所造成的心理衝擊非常重要。埃及沙漠和肯亞草原，以地理上的邊陲姿態，許諾著一種界外的、危險卻自由的生活方式。曾經不被承認、受到束縛、社會視之為禁忌的慾望，在此地得以越線探索。比方說《英倫情人》即輕描淡寫了一對男同性戀，是沙漠探勘隊裡一名中年白人成員、與協助打雜的年輕阿拉伯男孩，兩人之間若有似無的曖昧關係，導致了一起翻車意外，而這個意外又巧妙地促進艾莫西與凱薩琳的踰矩情感。回到女性，我認為不可簡單地將「外遇」當作她們反抗婚姻、實踐情慾主動權的方式（特別是《英倫情人》中，凱薩琳最後仍落入刻板的戲劇角色「等待救援的女人」），但我認為可以透過分析兩人之丈夫與情人的差異，發現她們藉由締結秘密關係追求的事物，確實和「自由」的想像緊密扣連。

在《遠離非洲》裡，凱倫的丈夫伯洛身為沒落貴族後代，繼承的是封建時代的墮落和衰敗，轉化為行為上的茫然縱慾（貪財、貪色，包含感染梅毒的設定）；凱倫的情人丹尼斯則是極度重視個體自由的獨行獵人，不接受任何契約（包括婚姻）的馴服，他尊重自然和原住民的本來樣貌，否定殖民者自以為是的建設或教育。凱倫與丹尼斯在廣袤的草原上相戀，與野獸同行、飛上遼闊的天際，這種前所未有的壯麗體驗或許撼動了凱倫的心靈，但我想更重要的是一種「棋逢敵手」的快感：開闢咖啡農莊、教化部落居民（黑人）適應白人文明的凱倫，相信殖民能為非洲人類帶來生活的提升，與丹尼斯的價值觀相左，丹尼斯不畏直言自己的見解，凱倫性格之堅毅卻也不容小覷，所以電影後半段主要處理兩人之間的爭執和相互改變。凱倫透過丹尼斯學會一個人生存的法則，逐漸學會辨識什麼是自己真正在乎的、看重的東西，也找到適合的力量、資源去解決莊園失火等棘手難題；而放棄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承諾跟隨凱倫返回歐洲的丹尼斯，卻因飛機意外墜落而亡──他的死亡象徵著凱倫生命歷程中這段特殊的轉變時期，在她決定離開非洲時宣告終結。

相較起丹尼斯作為凱倫成長的養分、基石，艾莫西的「墜機」則是充滿殉情的意味，全身燒焦、苟延殘喘的他，似乎也代指人類在二戰後難以記憶與訴說的創傷狀態。凱薩琳的丈夫傑夫是服務於皇家地理學會、懂得飛行和製圖的專業人員，但實際身份則是英國情報員，負責在政治氣候詭譎的北非沙漠刺探敵情。艾莫西則是繼承匈牙利貴族姓氏與封號、參與國際沙漠探勘隊的研究人員，電影中對於他的身世背景並無過多描述，但我認為這兩個特質令人聯想到一戰後解體的奧匈帝國，與英美提倡的國際聯盟新秩序。沙漠探勘隊包容各個國籍、民族的研究人員，負責測量地形、考察歷史遺跡，而這個充滿外籍人士的組織也在二戰開打後被迫解散，連帶凱薩琳在此時提出分手及兩人後續的悲劇事件，都隱隱呼應著戰間期全球和平維繫的挫敗。我認為凱薩琳的情意會從傑夫轉向艾莫西，是因她認同的自由和理想在艾莫西身上有具體展現。舉例來說，傑夫獻身於國家，艾莫西則拒絕隸屬任何一方、厭惡劃界和佔領（艾莫西與丹尼斯都有愛好流浪、無歸屬的個性）。凱薩琳為何深愛艾莫西勝過傑夫，並不完全因為艾莫西全心全意關注她，而是「自己」竟然成為艾莫西這樣的男人渴望擁有、挽留的那唯一事物──他無視凱薩琳已是有夫之婦，也要得到她；就像某個強大國家的君主，為了不屬於他的遠方而出兵。凱薩琳喜歡流動的水，以史前洞穴中游泳的壁畫人物作情信，他們的愛情具有一種從固有的生活中掙脫開來、隨心所欲私奔的想望。

凱倫和凱薩琳的結局截然不同，她們在故事中被呈現和描述的方法也相去甚遠。必須注意：《遠離非洲》的原著文本是女性作家（以男性筆名）書寫的自傳體小說，電影改編也是以女主角的人生旅程為主軸；而凱薩琳的人生無論是在文學中或電影裡，都是透過垂死的艾莫西的記憶、夢境來「復活」──這是相當重要的差異。凱倫的生命時間在故事結束後仍持續著，伯洛、丹尼斯或肯亞本身，都是她踏入另一人生階段之前的試煉，觀眾能夠想像在《遠離非洲》之外，凱倫擁有更漫長而完整的人生。凱薩琳的面容和身體則如同永恆凍結的碎片，只存在於艾莫西的追敘之中；兩個男人為了她而尋死，比起活生生的存有，凱薩琳更接近抽象的事物，例如注定會消逝的美好理想。觀眾跟隨著艾莫西的雙眼與凱薩琳重逢，重要的不再是凱薩琳的原貌，而是一種來自垂死之人的、非常溫柔且哀傷的凝視。這道凝視讓我們可能理解，戰爭的毀傷究竟是什麼模樣。

《英倫情人》和《遠離非洲》透過細膩描繪人物之間的關係，傳遞女性在嶄新世界中追尋真愛（及其包含之自由可能）的生命歷險，而電影敘事更是恪守第三人稱的客觀原則，強化人物與時空環境的連結性。儘管如此，我們還是需要覺察兩個故事中「倖存者敘事」之風險：無論是沙漠或草原發生的愛情故事，都僅只來自單獨一人（凱倫／艾莫西）的主觀回憶，欠缺其他視角的證詞。如同歷史書寫，殖民地的故事往往受到殖民者的詮釋，《英倫情人》和《遠離非洲》其實皆為歐洲白人本位敘事，故事中的角色在邊陲之地（他方）獲得「大自然」及「遠古時代」的啟蒙，從此改變觀念或找回自我。至於真正生活在當地的黑人、阿拉伯人等，僅以集體群像充作背景板存在。

我不會說《英倫情人》或《遠離非洲》是個觀點狹隘的文本，相反地，它們深入考察人類的本質，使個體的奇遇具有史詩般的份量，並得以呼應正在快速改變的時代現實；然而，作為觀者也需謹慎識別敘事中觀點的有限性，並保持「故事之外仍有（沒有被紀錄的）故事」的認知。就這方面來說，我想是《英倫情人》在廢棄修道院中配置了「大衛」一角的理由：提供另一種對於戰爭的報導和詮釋。他相信自己是受到艾莫西出賣，而更早認同艾莫西的觀眾則抱持猶豫態度──此道德搖擺處境亦對應著戰爭時期、對錯的界線快速消融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