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共同的難題，激增的「陌生人殺人事件」。各國對於隨機殺人的政策有何不同？可以預防嗎？如果暴行沒有理由，人類是否該承認，有些人就天生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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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26日，加藤智大死刑執行，他是犯下2006年俗稱「秋葉原無差別殺人」、開著貨車衝入人行區導致七死十傷的兇手，這不是日本第一起無差別殺人（通り魔），也不是無差別殺人中死傷最慘重的，也並非第一位被執行死刑的無差別殺人犯。同為2000年代的無差別殺人，最嚴重也對社會衝擊最大的，是2001年宅間守闖入大阪教育大學附小池田小學，造成8名學童死亡、15名學童和教職員輕重傷的「附屬持田小學事件」。

點開日本維基百科「通り魔」頁面，可以發現早在80年前的1959年，東京就曾發生過「荒川連續腳踏車殺人事件」，1人死亡9人受傷，然而這個案件在追溯期滿後成為懸案；頁面上以年代為區分的條列式事件，2000年代，也就是2000至2009年共發生12件，到了2010年代（2010至2019），增加為20件（包含二○一六年的「相模原照護中心無差別殺人」，十九人死亡，二十六人輕重傷），將近一倍！而二○二○年代僅過兩年的現在，就已經發生八起無差別殺／傷人事件了。

韓國首位犯罪側寫師權日勇的自傳《追逐怪物的人》曾提到，「然而梅雨持續下著，若屋內的溼度不下降，一定會再次發霉」，韓國對於二○○○年代所出現的連續殺人犯柳永哲、鄭南奎等人（黴菌），採取「徹底革除在社會之外」（除黴）的作法；但是，屋內的溼度（殺人因素）會隨著梅雨的來臨（社會、心理等影響）而提高，在二○○九年發生第一起隨機殺人事件的臺灣，該如何預防？又或者說，可以預防嗎？

全世界共同的難題，激增的「陌生人殺人事件」

根據台北大學應法務部司法官學院進行的「陌生者間（含隨機殺人）之犯罪特性與防治對策研究」（後簡稱「隨機殺人特性與對策」）中，解釋「隨機殺人」如下：「典型無差別殺/傷人案件可定義為：『非因情財仇性等動機，不選擇被害人，或犯罪的時、地之殺人案件』。非典型的無差別殺 /傷人案件則可定義為：『因情財仇性等動機，但未選擇特定被害人，也不選擇犯罪時、地的殺人案件。』」

臺灣第一起隨機殺人事件，是二○○九年的黃富康隨機殺人事件，打破以往殺人案件的「情仇財」原因框架，若非兇手與被害人家屬恰巧前往同一間醫院治療，警方可能要花更多時間鎖定嫌犯。在引起輿論一片譁然的「北捷隨機殺人事件」（二○一四）前，還發生了俗稱「湯姆熊割喉案」的曾文欽隨機殺人，比起來鄭捷犯案更讓社會不安的理由，或許就在於曾文欽的精神病史，讓大眾至少找到原因說服自己「因為他生病」，但鄭捷的殺人，就像《凱文怎麼了》當中的凱文，殺意如此純粹，連鄭捷為自己找的理由，都顯得如此刻板教條（陳述自己本來就想自殺，父母對自己期望太高，活得很累），彷彿是為了替大眾找一個能夠安心的理由所編造出的藉口，事實上鄭捷的犯行完全可以歸類為「典型隨機殺人」。

日本在2010年代的隨機殺人事件比上一世代增加一倍，並非日本獨有的現象；根據前面所提到「隨機殺人特性與對策」研究中，整理了美國和英國的陌生人殺人事件占全體殺人案件比例。

以2013年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統計分析，幾乎每5件殺人案件中，就有1則是陌生人殺人（未排除幫派等特定目的的陌生人殺人類型）；而根據英國的內政部兩次殺人案件調查報告顯示，在2000年以前，5個殺人案件中有1人是陌生人殺人，比例和美國相近，不過到了2015年，則是幾乎每3至4個殺人案件中，就有1人是陌生人殺人（不包含被害人為十六歲以下之殺人案件）！

調查報告中並未特別提及這些陌生人殺人案件有多少是典型/非典型隨機殺人，也沒有提及精神病患者所占的比例是多少，然而同樣是在「隨機殺人特性與對策」研究中整理，「綜合各研究的發現顯示，精神疾病或智能障礙殺人者比例不高，其中又以思覺失調症、反社會人格、智能障礙較多。陌生人殺人者中，約有五～七%類似疾病或障礙者」，以臺灣所發生的「湯姆熊割喉案」和「小燈泡事件」來說，精神病患（和相關疾患者）犯案比例可說是非常低。

解決的手段和政策，是囿於民粹嗎？

那麼，接著來想想前面的問題，無差別隨機殺人，可以預防嗎？該如何預防？

以「隨機殺人特性與對策」研究中，整理了挪威、美國、臺灣和日本在「預防隨機殺人事件」對策的不同，四個國家中，挪威重視的是領導者的指揮能力以及各級機關間的情報交流和溝通；美國則因為發生大規模攻擊的事件多，發展出了一套「風險評估、管理、分類分級、轉介指導原則」，同時很重視科學化分析和程序。

日本和台灣的對策方向很類似，都更「傾向歸因於犯罪人個人之社會、心理、精神疾病因素」，台灣又特別凸顯出「殺人犯的毒品使用」，所以在政策上更強調「高風險人口的預防、輔導與追蹤」。

綜合比較下來，台灣在立法、司法、警政、學校、醫療等各方面「做好做滿」，也是在四個國家當中，唯一一個特別要求媒體方面 「自律」的；挪威則是相較於台美日，唯一在最高層級的「國家（行政立法）」上，落實各機關領導之間的平行溝通，避免各種資訊上的落差。

雖然在政策上面，臺灣似乎顧及了方方面面的層級，但在報告中指出了中央和地方機關由上到下連繫的不足（原文是「毫無聯繫」），就連地方政府的各單位橫向聯繫也不健全，而目前的政策也都把重點放在精神疾病患者，而且目標都是「趨向於將精神病患排除於正常社會生活外」。

但回顧「隨機殺人特性與對策」的報告結論，其實精神病患（和相關疾患者）犯案比例非常低，目前臺灣的隨機殺人預防對策，是否受限於加深對精神病患者的恐懼輿論和流於表面形式呢？比起挪威強調各部門機關間的聯繫，臺灣看似面面俱到的政策，或許能預防、找出特定的風險人士，但對於預防隨機殺人，是否有確實的效益？

不只在臺灣，全世界對於跳脫情財仇之外的殺人事件，在找不到理由時，首先被怪罪的，就是「娛樂」。完美呈現90年代的撒旦恐慌的《怪奇物語》S4，艾迪曼森長髮、聽重金屬、玩「龍與地下城」桌遊，就是在那個時代的「怪胎」、「邪教‧撒旦崇拜者」，在真實的90年代，也有幾個相同背景的年輕人，被民眾直接套以兇手之名。

「北捷隨機殺人事件」的兇手鄭捷，因為常玩「神魔之塔」和「英雄聯盟」，英雄聯盟還因此發出聲明，表示這並非一款暴力的遊戲；在「酒鬼薔薇聖斗事件」發生後，日本知名的漫畫團體CLAMP因而將正在連載中的漫畫《X》無限期停刊，為了避免較為血腥的劇情被過度聯想到案件；在臺灣，當有暴力事件發生時，常見在媒體出現的報導之一，便是嫌犯喜歡「暴力電玩」、「暴力漫畫」，彷彿這樣一來就可以為所有脫序狂暴的行為找到解釋。

日本的精神科醫生片田珠美，曾經針對日本的隨機殺人原因做過分析，將無差別大量殺傷人事件以「擴大性自殺」解釋原因。在壓力、挫敗、孤獨感、被遺棄感、不被理解等情緒之下，產生「想死」的心情，又「不想一個人去死」，想透過殺人獲得死刑判刑（如「湯姆熊割喉案」的兇嫌，被捕後先是說「殺1、2個人也不會判死刑，被關在牢裡一輩子就好」，接著又說自己是想要自殺才殺人），同時懷抱著「不想只是自己一個人不幸地死去」、「絕對不能忍受獨自死去」的心情，實施拉人（誰都好）殉葬的隨機殺人。

《破案神探》的作者，也是美國FBI首位犯罪側寫師約翰‧道格拉斯認為，邪惡是後天養成，然而韓國第一位犯罪側寫師權日勇，雖然在各方面都受到這位前輩的啟發和影響，卻認為有一成的可能是天生如此。當沒有任何個人情緒牽扯的理由，只是如同漢尼拔純粹享樂式的對另一個人類殘虐，人類又該如何預防這種毫無來由的惡意？

當惡意沒有理由：跳脫「情財仇」的隨機殺人，可以預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