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月下獨酌〉說：「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真是個寂寞人。而人處寂寞之中，總要找些法子排遣。李白邀月對飲，某種程度是將人格之「我」切割，將一部分投射到無知無感的月亮上。這讓我想起，小時候也常這樣做。我指的，當然不是喝酒，而是一人分飾二角。一手一個塑膠人偶，此為史艷文，彼為藏鏡人……。隨著年齡再大一點，似乎能切分出更多化身。一生二，二化四。能就此化生無窮嗎？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不是神童。要獨自撐起心靈舞台上一齣大戲。是很累人的。更別提，手邊也就幾個廉價人偶。史艷文之旁為劉三，其伴為二齒，再過來，人偶沒了。
變通的方法是，人偶也得擔當多重身分。古希臘戲劇搬演時，台上演員有限，配戴面具，就成了區隔角色不可缺的演出成規。我沒能給人偶戴上面具，只好因陋就簡。一切由我這小小導演說了算。此為史艷文，亦為女暴君，亦為三缺浪人，亦為……。導演搞混了，戲也就散了。印象中，有時索性將人偶一拋，食指權作偶頭，拇指、中指權作雙手，就演了起來，很有周伯通雙手互搏的意味。周伯通也是個寂寞人。
將人格之「我」如細胞分裂般形成不同個體，需得暫時擱置理性。人越大，理性越難打發。等我又大了幾歲，就不再玩近似雙手互搏的把戲。李白在〈月下獨酌〉中抱怨，月亮不曉得飲酒，我讀起來，總疑心是詩人的理性在暗地裡作祟。
讀李白這首詩，我還感受到詩人—或者說詩裡敘事者—的作態與矯情。獨飲，而歌，而亂舞，可以解釋成醉後的癲狂。但癲狂，未必沒有幾分刻意。所求的，也許不過是在歌狂舞亂的時刻，有人恰巧經過，為眼前的歌與舞駐足。而後，或者笑罵，或者譏嘲。又或者，在幾無可能之下，那人笑著說，能飲一杯無？
等不到這麼一個人，敘事者發願「無情」，更確切說是「忘情」，然而實際上是「矯情」。就像孩子與玩伴賭氣，說著，不跟你好了。等哪天氣一消，玩伴揮手相招，就歡天喜地跑過去了。「作態」，「矯情」剖開來看，都是血淋淋的寂寞。
陸游《老學庵筆記》提到，某人「秋夜待潮于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樽及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又有一人來，「亦懷一杯，就其樽對酌」。前一人不問，後一人無語。兩人對飲，又像各自獨飲，酒喝完，就分頭離開。說是放曠也好，說是做作也好，這種況味，李白應是最能體會的。
民國一百○三年四月九日於府城
刊於《中華日報》副刊「鵲廬有光」專欄（2014.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