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追查疫情起源後發現案情不單純讓中共暴怒
第一個支持實驗室洩漏理論的強力證據是 2018年國務院的官員參觀了武漢的P4 實驗室，後來發電報回華府說，這個實驗室是個定時炸彈。這個結論法國政府也支持。還有當時的實驗室主任袁智明。到了2020年1月的第二周，當疫情爆發的新聞在中共媒體上炸開時，余茂春發現很詭異的沒有中共的媒體提到武漢病毒研究所。
余茂春要求調查武漢病毒所和疫情的可能關聯，我同意了。幾個星期後，他帶回來一個檔案夾都是滿滿的公開資訊，如功能增強的研究，還有對實驗室安全的擔心等。他後來又發現實驗室附近的手機訊號在2019年10月中全部消失了幾天，好像這地方便廢棄了一樣。
按照中共過去處理疫情的態度，還有余茂春以及國務院其他人蒐集的證據，我決定在2020年4月15日 在電視上把這些間接證據都秀出來。的確美國的情報官員、國務院官員、國會議員還有不少醫學界的專家都在認真考慮實驗室洩漏的假設。連中共疾病管制局的高福，在2020年3月都曾評論到病毒可能是從一個病毒被加強過的地方跑出來的。
但民主黨人很快出來澆冷水，Chris Murphy參議員說我的評論是被政治考慮所驅動。歐巴馬時代的一個外交官員Ilan Goldberg 說我的評論是美國的假訊息。中共的宣傳機器也開始抹黑我，說我在散播毒素和詭辯。中共駐以色列大使說我的指控就像猶太人當被當世界上各種問題的代罪羔羊。北京更直說我是人類公敵，中共的地下鐵有我的海報上面寫者liar，讓我比在我的家鄉Wichita更有名。
到了該年6月，美中雙方的罵戰達到高潮時，我和楊潔篪在夏威夷見了最後一次面。中共是很氣急敗壞的要求會面，他們應該是想要說服我，不要再提他們想掩蓋疫情，還有其他各種劣行。這表示它們很怕究責，我則要求關於疫情需要更透明。除了疫情，他還繼續扯中共對新疆、香港和台灣的老調。楊表現得好像中共一直是說真話的典範。
他一重調要重回美中對話的老調，這就是CCP要把你的手綁在談判中但自己狂做壞事的代名詞。他對中共掩蓋疫情的辯護，像是一個很硬的罪犯一樣激烈。我能了解美國的左派和中共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把我講成像是瘋子。但連美國的頂尖科學家都對任何疫情起於自然之外的假說懷有偏見，例如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主任Francis Collins和Dr. Fauci的郵件來往內容。
二、美國自己的頂尖科學家都想掩蓋病毒人造
在1月31號晚上，有一群病毒學家分析了武漢肺炎的病毒genome後對Fauci發出警告。有一個科學家在郵件中問Fauci”就算這是一連串的巧合，你對武漢的實驗室知道多少，是天然的機會有多少? 是意外放出病毒還是自然的事件? 我是認為70:30 or 60:40”。
一天後，當有一些科學家在網路’會議上提到了病毒在基因上有被動過手腳。但Collins 在2020年2月2號 時警告不要直白地提這種可行性。他寫道“陰謀論的聲音會很快佔上風，對科學國際和諧造成傷害”。之後的幾周，Fauci和Collins 施壓要壓住實驗室洩漏的假說，還有一篇說疫情起於自然的科學論文阻止了新聞界繼續追下去。
在4月16號 在我上電視後的一天 Collins 發信給政府雇用的科學家說在洩漏論越來越有威力下，不知道國家衛生研究院能做什麼來把這個破壞性的陰謀論壓下去。第二天Fauci回信給他說“我現在不會行動，這是一個還在發光的東西，但會隨時間暗掉”。我希望這些人是真心相信疫情是起源於自然 ，但他們是害怕巨大的利益衝突還有一些繞過美國法律幹的勾當被揭露。難怪拿到不少經費的Ecohealth Alliance的研究員 Peter Dazak於2020年2月在柳葉刀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譴責實驗室洩露理論，結果科學界都接受他的說法。
從2020年9月一群國務院愛國者在很苦惱看到WHO和美國的公共領袖都不進行追查後自行集結起來調查實驗室洩漏的可能性。帶頭的是Tom DiNanno－國務院武器管制驗證和遵循局局長－，協助他的是狠角色(bulldog) David Asher。我告訴他們就是follow the facts (讓事實帶者他們走) 、報告真相。
David Asher和余茂春離開政府後加入智庫哈德遜研究所 並參加疫情溯源研討會
他們和情報界、還有新墨西哥的Lawrence Livmore 國家實驗室合作，並研究各種理論。但負責軍備管制和國際安全的代理國務次卿 Chris Ford在扯後腿
我有感覺他對我和川普有惡意。他很擔心會和所謂的瘋狂陰謀論搭上邊。有進行調查的人告訴我，Ford要他下面的人只是表面上最小限度的配合追查，他還很明顯地想掩蓋美國政府所資助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功能增強研究。他帶進他自己屬意的科學家團隊來和Lawrence Livermore實驗室的科學家唱反調，這讓追查小組沒有辦法得到清楚的結論。
但到了最後，最大的挑戰是時間不夠了。在2021年1月15號國務院在一個聲明中(fact sheets)列出了幾點國務院非常有把握的事實：第一、好幾個舞和病毒所的研究人員，在2019年8月就已經因為很像感冒的症狀住院 (這是在第一個被登記有案的武漢肺炎病例出現前)。第二、武漢肺炎的病毒和RaTg 13－ 該研究所從2016年就開始研究的病毒－有96.2%相似。最後該所表面上是民營研究機構，有秘密幫解放軍做研究。
到了2021年春天 有更多的科學家出來考慮實驗室洩漏的假說，有三個Ford找進來的科學家 -包括 北卡的Ralph Baric -改變了主意，他們在科學雜誌上連署，要求調查實驗室洩漏的假說。但拜登政府發表的無用、沒有任何清楚結論說病毒是從哪邊、還有怎麼散步的報告，讓對中共究責的希望都沒了。
忘了現在在媒體上表現的像是堅持要追查疫情的人，當初是怎麼對實驗室洩露說不屑一顧。
三、川普政府如何處理阿富汗這個爛攤子
在我宣誓成為國會議員後的兩天，有一個陸軍的中士－Eric Nettleton－我的堪薩斯同鄉在阿富汗被殺，我不知道國務院或是國防部的標準處理程序是什麼。但我想和他的家人通話，讓他們知道，我太太蘇珊和我都在為他們禱告，而他們家的孩子為國服務是崇高重要而可敬的，也是遵循者我們國家最棒的傳統去執行的任務。
他的家人要我和他爸爸講話，我說”這是Mike Pompeo，我打給你，是要告訴你，蘇珊和我都在為您，他的妻子Ashely還有整個家庭失去Eric而哀悼”。但在我講完整句話之前，他爸爸回我說” 眾議員，我們都在為您和您的家庭禱告”，我感到很震驚。他爸爸又說”你眼前還有很多工作要做，Mike我們有關注你的競選活動，而我們知道你和Eric 都是遵循和我們家庭同樣的價值，繼續做對的事”。我打給他們家是希望能對他們有點幫助，但他們回報給我的遠超過我能想像，我沒有忘記過這一刻。
到了2017年1月左右 美國在阿富汗的軍事介入已經和無法保衛美國的利益了。阿富汗更象徵者美國需要調整後9-11的外交政策，不能再重蹈覆轍。就好像我強調要聚焦中共，我也強調要進行阿富汗任務的大幅調整，川普也是想要這個。 他在2013年就發過推文說，我們應該馬上離開阿富汗，不要再浪費人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