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真的，我讀書其實很不認真。因為不認真，所以，可以讀下去的書，其實很少。
《1945 零年》恰好是願意讀下去的一本，因為很簡單，就是不停的講在那歷史發生的小小的事情。比如開篇就講了兩個倒楣的德國兵，他們在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從部隊中成功的叛逃。但卻在戰爭結束後，依舊被自己的部隊處決的故事——這兩個倒楣蛋在邊境被盟軍抓獲，又被移送回到駐地，而駐地因為盟軍兵力匱乏，依舊指派已經投降的德軍負責維持治安。倒楣蛋既然落入自己的老部隊手上，當仁不讓的被當做逃兵按德軍軍紀處決。大時代的小人物，悲歡離合，都叫人有些不勝唏噓，但未來的此刻，讀到此節，卻不知為何感到了一種滑稽的感覺。
二戰畢竟離我們已遠，但想像當時，熱熱鬧鬧的景象後，人民繼續要面對凋敝殘破的世界，去面對饑寒交迫物質匱乏的生活。尤其還要面對新的意識形態的對抗，絞殺，不定當的世界之際。設身處地的去想，那種因為戰爭結束的巨大興奮以後，又其實要面對多麼的灰暗的生活。
第一章《饑餓》裡卻寫到另外一種局面——戰爭結束後，人們性欲高漲。性在某種程度慰藉了窘迫的人們。一位法國女小說家伯努瓦特•格魯曾這樣描述她與美國大兵情人的關係：“四年的敵占期和守了二十三年的貞操讓我胃口大開……戰爭可真是好東西。”而另一個小節，則講了集中營的人們，剛從死亡的絕境中舒緩過來，便開始造人的活動，沒有多久，集中營已經到處可以聽到嬰兒的哭聲……
當然，感觸的地方很多，不妨從下面的東西慢慢說起——
波爾熱夫人，一個著名足球運動員的妻子，在德軍佔領期間，成為了一個德軍指揮官的情婦。於是，她在這灰暗的歲月中，依舊享受著優渥的生活。當地的報紙報導：說波爾熱夫人每天叫人給她送兩到三升牛奶，另外每週能吃到兩三次新鮮的野味，她把家打理的漂亮而溫暖，還有條件去做頭髮，但卻不用付一分錢。與此同時，工薪階層的居民和他們的孩子快要餓死了。顯然，他們眼中看到的波爾熱夫人，除了羡慕以外，一定也嫉妒成恨。
所以，戰爭結束。波爾熱夫人被判處死刑，她被剃光了頭，扒光了衣服，綁在車上遊街。車子開往刑場，行刑後，她的屍體還被公開示眾，當地的正義之士朝著她吐口水，用掃帚去戳她。如同中世紀人們侮辱女巫一樣。宣洩著復仇的快意。
這只是法國人所謂“德國鬼子的娘們”中的一個。對於法國臣服於德國這件事情，人們的描繪更具備性意味。不可一世的德軍象徵一個強大陽剛的民族，把孱弱墮落和陰柔的法國打得甘拜下風，笑嘻嘻的法國女郎們於是就坐到德國鬼子的膝蓋上，喝著上好的香檳，一副商女不知亡國恨的樣子。這一畫面是最好的通敵的寫照，也正好刺激著人們在被被佔領期間屈服於外敵的內心隱痛。當他們想報復的時候，這些女人，自然首當其衝。
1944年，戰爭還沒有結束，法國就爆發了所謂“狂野清洗”的運動，多達6000多人因為在德國佔領期間通敵被殺，但比這人數多達兩倍的，還是所謂和德國人睡覺的女人。她們受到的對待，和波爾熱夫人大同小異。都被扒光的衣服遊街示眾。身上塗滿納粹的標誌，人們譏笑她們，往她們身上吐口水。肆意折磨，甚至強暴。當然，這樣的事情也不是法國僅見，比利時，挪威，荷蘭，等從德國佔領下獲得解放的國家，都出現程度不等的對於所謂通敵女性的迫害。他們給赤條條的女人身上澆上瀝青，插上羽毛。電影《西西里的美麗傳說》，乃至《黑皮書》都描寫了不同國家戰後這些通敵女性的悲慘處境。
然而最熱衷迫害這些女人的人，在被佔領期間，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英勇之舉，無非苟且的活著。但這些淪陷的國家一旦光復。所有的人都試圖標榜自己就是抵抗組織的成員，戴著新弄到的臂章，端著衝鋒槍，一副趾高氣昂的樣子，他們四處追捕叛徒和站錯隊的女人。在扮演英雄的戲碼中樂此不彼。
平庸之惡，就在於他們永遠處於冷漠的圍觀之中，只有確定沒有任何風險的時候，他們便會一擁而上，打劫，吞噬勝利的殘渣。姜文《讓子彈飛》也有類似場景的描述。人類的悲哀，在於所謂解放的定義之中，始終存在劣根性同期爆發的遺憾。
雖然真正的英雄，比如具備英雄氣概的波蘭異見分子亞當 米奇尼克，在1989年抗議迫害前共產黨員時所寫那樣，他過去沒做過什麼虧心事，所以現在也沒有必要靠手指別人證明自己是一個英雄。可惜，這樣的人格堪稱偉大，但也註定稀缺罕見。
所以真正人性化的立場並非社會的主流，尤其1945年後更難以為繼。所有的壞事，假如冠以正義的首碼。也就理所應當起來。甚至動搖到本該善意的那部分。
又比如，在波蘭，300萬猶太人在納粹佔領期間遇害。但也有將近十分之一的人在好心人的幫助下，活了下來。當戰爭結束，這些身心俱疲傷橫累累的猶太人步履蹣跚返回家鄉的時候，發現自己祖祖輩輩居住的房子，已經被他們的波蘭鄰居們占為己有。於是他們再次變成不受歡迎的人，甚至，他們還時不時的被同樣劫後餘生的波蘭人打劫，被丟下火車，甚至被殺害的事情發生。僅在1945年到1946年一年的瞬間，便有1000多個猶太人在波蘭遇害。暴行無所不在，即使在波蘭的城市之中，大街上，在眾目睽睽之下。
波蘭在德國佔領的時候，波蘭人也被德國人視為劣等民族。一起被奴役，被打壓，但一旦緩過勁來，對於猶太民族，這個比之更為悲慘的民族，動手起來一點不帶含糊，似乎只有施暴於弱者，才能更發洩自己所受到的委屈。
1945年8月1日，一則猶太人在猶太教堂殺害基督教兒童的謠言傳播開來。很快，一群暴民組織了起來，在員警和民兵的帶領之下，襲擊猶太教堂，洗劫猶太人的家。猶太人在街上被公開毆打，一些重傷的猶太人被送到醫院，在等待手術的時候，依舊還受到暴打。
一個現場的波蘭鐵道工人揚言，“作為一個波蘭公民，如果連揍一個毫無還手之力的人的勇氣都沒有，那可真是太可恥了。”然後，他言出必行，痛打了一個猶太傷者。
而曾經有一個波蘭小偷，名叫利奧波德 索哈，曾經帶領幾戶猶太家庭在的德佔領期間，幫他們在城市的下水道裡躲藏了一年多，20幾個人在暗無天日的地下，靠索哈帶來的麵包活了下來。這樣一個猶太人眼中的聖人，結果在光復以後幾個月，被一個醉酒的蘇軍卡車司機撞死了。對此悲劇，他的波蘭鄰居們的反應，卻是：就是因為索哈幫助了猶太人，所以他的死是遭受天譴。
《零年：1945》，作者伊恩•布魯瑪是生於荷蘭海牙的，在東方成長，他的這本書講述了1945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世界。他用大量的歷史檔，當時的新聞報導，以及個人的回憶，不動聲色的敘述了那個所謂正義勝利後的世界，有很多出人意外的方方面面。豆瓣上有人總結為一句——描述了歷史進程中逐利、自私、矛盾、機會主義的部分，多是不意外的人性的猶疑與糾結，這一段似乎光榮的歲月的陰暗面，被作家許知遠總結為，“歷史的曖昧角落”。
我無意一一複述這本書中所描繪眾生的面相，但書中此名為《復仇》的一章，便給我極大的感觸。現今很多事情，總不能盡談。真的要去談的時候，未免不會落入那種慣性的思維當中。
我本人是中國文革剛結束的時候出生。所以我想，假如讓我談文革的話，我會去談點什麼？恰好讀著《零年》這部書，倒是給我一個還不錯的角度去看。但畢竟是書評的時間，也就隨便說幾句，只當是讀後感，以及當下對於一段痛史的感想。
當大的災難以及混亂發生之際，人們無所適從，所以往往會把很多問題都歸結到一個最為簡單的焦點上去，比如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於個人身上。這樣，問題就變得簡單起來，獨夫的惡取代了眾人之惡。
所以無論當所謂英明的領袖上臺之際，也或所謂罪大惡極的獨裁者倒臺以後，都能立即引發大眾的歡呼。
歡呼的意義無非是想宣佈代表著自己站隊正確，某種程度，也在掩飾對於自己內心不安的釋然。實際上，每個人都是其中程度不同的參與者。也幾乎沒有人是絕對的無辜。即便他只是一直冷漠的旁觀，但卻縱容的最壞局面的發生。
所以當所謂局面翻轉的時候，為了去證明自己的立場，也或者為了收穫甚至打劫混亂之中的利益。人們往往會從最弱的那個地方比如前文所述的女人，猶太人下手，既宣洩了仇恨，也以獲取現實的利益和快意。
就如書中有一段是德國媒體評論當時的波蘭人，說他們大概是聞到了手上一股血腥味道，所以這個階層的仇恨情緒比以往更為強烈。
而且，他們還視自己為受害者，還將一切變本加厲的行為視為無辜。
也罷，不多談了。
最後借許知遠《歷史的曖昧角落》的結尾文字結束：
你要學會用更敏感、富有同情的態度理解他人，理解歷史中的曖昧含混之處，防止自身滑入新的、僵化的陳詞濫調。當中國愈來愈成為新世紀的主要角色時，這種視角變得更加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