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巨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2/3◎中國青年報思想理論部（1991.09.09）

蘇聯巨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2/3◎中國青年報思想理論部（1991.09.09）http://tigerpaw.blog.hexun.com.tw/4238266_d.html

五、面對蘇聯變化，中國怎麽辦？

　　１，我們黨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蘇聯事變後，這一轉變更加緊迫。　　我們黨是以武裝鬥爭和急風暴雨式的革命奪取政權的。進入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階段後，黨面臨的任務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變，然而，有很長一段時期，黨卻未能從理論上和實踐中適應這一歷史的轉變。這導致了後來“大躍進”、“文革”等極左的錯誤。　　現在必須明確的是，如果我們黨再不自覺地意識到自己的執政黨地位，仍然採用“革命”的、破壞性的辦法進行建設，則黨的事業將毀於自己手中。　　在建設時期不適當地強調階級鬥爭，不善於運用法制的手段；比如盲目地發動各種形式的群眾運動，用群眾中的“民粹主義”情緒來束縛黨的手腳；比如對現代化建設主要力量之一的知識分子的猜忌與輕視；比如幾十年來形成的“驕民政策”，對群眾只敢講廉政和勵政，不敢講嚴政，無形中縱容了懶漢和投機分子。　　自由化分子最愛用的口號是“反腐敗、反官倒”，“群眾運動天然合理”等； 蘇聯、東歐的反對派首先利用的也是人民需求社會公平的樸素情緒。　　在平服社會不滿情緒方面，我們當然要做大量的工作，克服自身缺點，以贏得人民的支持和信任。但這並不意味著向公眾許諾不現實的高標準。腐敗要反，但應向人民說明，必要的公務特權僅是完成國家職能的需要，必須保持，不可過份強調清教徒式的幹部作風，更不可用階級鬥爭的方式解決貪汙腐敗問題。　　對此，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有一句精辟的概括：“統治者為滿足群眾情緒而發動的改革，常常會成為革命的先導，因為群眾這時想到的並不是統治者的善良願望，而是統治者的軟弱可欺。”
　　在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方面，資產階級政黨的歷史經驗頗值得重視。法國大革命後，資產階級處在上升時期，但由於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資本主義制度在本世紀風雨飄搖，社會主義成為資本主義制度最危險的敵人。為了反擊“社會主義自由化”，同時也為了消除資產階級陣營內部的激進主義、浪漫主義和非理性主義，許多資產階級學者紛紛出來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比如羅素、波普爾、哈耶克等人，他們是西方理性主義哲學和科學的集大成者，在鏟除資產階級制度中的“反噬”機制和激進主義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為資產階級從“革命”向執政轉化、維護資本主義制度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　　社會主義政黨在本質上不同於資產階級，但在執政狀態下卻有許多共同面臨的課題。比如社會穩定，漸進改革等。如果不掌握一定的執政技巧，並從理論和實踐中向執政黨轉變，則難以阻擋激進主義和群眾中的“民粹主義”破壞情緒。　　２，在社會主義的基礎理論研究和宣傳中，當前應大力強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結合，強調中國特殊的國情。　　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二是毛澤東倡導的“山溝溝裏的馬列主義”，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也是中國六十年代後得以與蘇聯相抗衡的力量源泉。　　面對蘇聯劇變，第一個合法性來源有喪失的危險，此刻如果我們一味堅持過份僵硬的意識形態，其結果反會使激進主義顯得合理，加劇右派奪權，失去普通群眾的支持。　　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對第二個合法性來源進行創造性的再解釋。這種解釋，其側重點應放在馬列主義與中國特色的結合上，應放在對中國基本國情的再解釋上。中國的大國窮國特徵，中國的人口眾多、資源相對緊缺的特征，中國百年分裂、倍受外強欺侮的特征，決定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是我們目前說服人民的最有效辦法。　　３，在強調改革開放時，應該重點突出現實主義和理性主義，強調人民漸進改革的務實精神。　　中國的國情特點，決定了中國只能走漸進改革的道路，這是一個現實主義的選擇，面對激進主義思潮的壓力，我們除了加強國情教育外，還可以借助中國近代改革史上的新保守主義和西方的理性主義。　　所謂新保守主義，是指有別於傳統頑固守舊勢力的一種改革觀，它主張利用傳統和現行秩序中的合理因素，逐步地引入西方制度中的合理成分，以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而西方理性主義哲學，則是指有別於浪漫主義和非理性主義哲學的一種流派，它主張實證，主張工具理性，主張循序漸進，它反對浪漫主義和暴力，反對非理性主義的反秩序，反社會，反文化行為。　　新保守主義和西方理性主義哲學，一直是作為激進主義的對立面而存在的；它們漸進改革的主張，他們對傳統與現行秩序中合理因素的繼承態度，無疑有助於現實主義改革觀的普及和推行。在當前形勢下，新保守主義和理性主義應作為我們黨新時期的統一戰線對象而被結合起來。　　４，在反對“和平演變”的戰略中，應重點突出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強化人民國家民族利益的觀點。　　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緊迫任務，是反對“和平演變”。目前，輿論比較強調的是“和平演變”的階級鬥爭性質，這無疑是正確的。然而，“和平演變”還有另一種更為重要的性質。在當前國際市場空間日益狹小，資源日益緊缺，世界仍然以國家和民族的形式劃分的時候，“和平演變”還意味著西方國家為了保住對於國際市場和資源的控制權，而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的遏制瓦解戰略。新時代的國際形勢演變，已經將階級鬥爭的表現形式從國內轉化為國際間民族國家的利益衝突。在反對“和平演變”時，如果突出這一方面，其效果會更好，它更能喚醒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衛心。　　５，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是捍衛社會主義制度，維護國家民族利益，推動現代化事業的豐富的精神資源。　　與蘇聯、東歐不同，中國是個東方國家，其文明形態和價值觀念有著鮮明的特點。中國儒家傳統中的集體主義，先人後己的倫理道德，“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入世精神，“威武不屈、富貴不淫”的大丈夫氣概，都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尤其是落後國家趕超發達國家必不可少的價值源泉。近幾十年來，亞太經濟的增長，已經證明儒家文化的偉大貢獻。　　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表明，如果不能有效地吸收傳統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並對其進行創造性的轉化，中國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確立就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文革”這樣的大動亂中，反傳統主義意識形態被推向極端，人們迷信於“不破不立”，迷信於“砸爛封、資、修”，其結果是傳統中的糟粕趁著精神領域的空白泛濫復辟，而其精華卻被全部丟棄。　　二十一世紀是太平洋的世紀，太平洋國家中中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果中國在世紀之交不能拿出具有足夠包容性的文化精神旗幟，則將無以在二十一世紀與西方國家抗衡。　　我們必須現實地承認過去的意識形態至少在相當一部分群眾中號召力已經很低，強化老式的意識形態教育往往引發的是逆反心理；同時，中國國情的特殊性和愛國主義又僅具有一般意義上的說服力；而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在今天這個時代，恰恰能夠為普通群眾提供倫理層面和精神層面的終極價值皈依。　　要而言之，我們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應該能夠在變動不居的世界上創造出一種嶄新的文化。這種文化不是被動防禦型的，而是主動進取型的；不僅是實用主義的，而且是具有道德上的正義感的；不僅是為現代化建設服務的，而且是能為普通人民提供靈魂依托的一種嶄新的文化。它是社會主義，傳統文化，愛國主義和現代化諸種精神文明的有機結合。　　在這面旗幟下，黨內黨外、海內海外的廣大優秀分子可以結合成最為廣泛的統一戰線。　　６，在經濟領域，要批判和抵制激進主義的改革觀，批判“放權讓利萬能”論，促使國家在新的起點上走向現代經濟的新集中。　　“六四”之後，激進主義的政治改革觀已經受到批判，然而經濟領域中的激進改革觀卻並未得到有效的清理。　　蘇聯事變後，經濟學界原已存在的兩種不同改革觀有著強化的趨勢。　　一種改革觀主張加速實現西方式的自由市場經濟〔當然可以變換名稱，以繞過意識形態障礙〕，這樣才能把經濟搞上去，由此而增加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為此，應不惜冒大的風險。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那種激進的經濟改革是不切實際的，它很可能使本已出現矛盾的利益分配問題惡化，使尚未整頓好的經濟秩序出現混亂，由此而破壞社會生產力，促使經濟垮臺。目前的經濟改革，應把更多精力放在加強勞動紀律，抓質量、品種、效益，抓科學技術等發展生產力的方面，而不是放在變更生產關係方面。我們要注意保持生產關係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在生產關係方面我們已經實行了不少變革，當前主要應消化前一階段的改革成果，理順各種經濟成分之間的關係，建立健全法規與秩序。　　經濟理論界一些人主張的“企業所有制”、“財產量化到個人”、“一股就靈”〔指股份制、股票市場〕等觀點，很可能將我國經濟體制中的矛盾和問題進一步復雜化，甚至激化。也很有可能進一步削弱中央政府對於經濟的控制力，加強地方主義和分散搞活的“小農經濟”。　　要認識到所謂“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浪漫主義改革觀只是一種空想，“深層次解決問題”的層次必須適度。當然，這絕不意味著不建立解雇機制與破產機制等。我們甚至不排除穩定地將一些無關大局的小型國營企業私有化，或者職工股權化的設想。但私有化，股份化的試點首先應該是那些虧損嚴重，已證明不適合國營的小型企業，而決不應象過去那樣，以好企業為試點，再加上國家幫助，製造些資本主義百試百靈的神話。　　“從所有制入手解決問題，否則一切其它改革措施終歸無效”的“深層次改革思路”，只會妨礙我們在適當的層次上推進改革，坐失良機，也會妨礙我們在與改革同等重要的發展問題上作出更大的努力。　　我們還要有策略地告訴人民，我國經濟目前面臨的許多困難與我國國情有關，改革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過分提高人民群眾對改革成果的期望值是危險的。必須看到，我國目前的消費水平是超前的，這種速度無論何種改革都難以為繼。而一旦公眾的過高期盼不能兌現，就會出現嚴重的政治動亂。一些學者提議，我們應該利用中國人民普遍體會到由於蘇聯事變而導致我國國際環境惡化的契機，向人民講明困難，號召人民顧全大局。當然，這種宣傳必須以喚醒“中國是中國人唯一的家園”的愛國意識為前提，否則反可能引起人心浮動。　　７，共產黨不僅要抓槍桿子，而且要抓財產經濟。　　共產黨必須控制財產經濟，在目前局勢下這一點尤為重要。　　共產黨抓財產經濟的思路源於以下幾點理由：　　１〕改革開放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國有資產無人負責，短期行為盛行，各種利益主體侵蝕國有資產。由誰來承擔財產所有者的角色最為合適？結論是誰與經濟運行過程結合得最緊密，並保證國有資產在運行中能夠增殖，就應該由誰負責。　　“一五”期間的一百五十六個項目誰幹的？鄉鎮企業誰在抓、誰在管？中國農村的財產誰在負責？地方上項目由誰負責？這些事說到底都是共產黨在幹，共產黨負責。　　２〕政府行為在改革中經營造成管理監督職能與財產所有者職能的矛盾衝突。當職能部門進行監督管理時，地方政府會由於地方利益、局部利益而壓制職能部門，造成保護落後，重復建設，投資膨脹的弊端。如果黨管財產經濟，成為所有者，它會根據所轄企業的狀況合理調整生產力布局和投向，並與政府構成所有者與管理監督者的關係。當政府行使計劃、監督職能時，黨屬企業在法律範圍內執行；而當地方政府搞短期行為、“一平二調”時，它會受到黨的利益制約。　　３〕黨管財產經濟有利於維持穩定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如果黨握有財產，政治穩定便有了載體，社會進步會依據強有力的利益主體的導向而不出現失控。現在黨政一家，攻擊政府便意味著攻擊黨，共產黨沒有回旋余地。設若黨成為龐大的利益主體，它可以在人民代表大會上施加各種影響，政治操作上可有較大的空間。　　４〕黨管財產經濟的改革思路便於操作推行。十年改革中，一個重要的失誤是我們不注意培育已有的、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資產人格化代表，而是希望重走資本積累的老路，其結果是財富的流失程度遠大於財富的積累程度，培植起的新的利益主體又與共產黨離心離德。而在黨管財產經濟的狀態下，上述弊端將不復存在。更為重要的是，黨管財產經濟在操作上簡便易行。現在企業幹部人事權在黨委，如果再將國有資產管理的某些職責賦予黨委，並成立相應的黨的經濟委員會，體制便可理順，利益邊界得以廓清，市場可從中漸漸地發育出來。　　〔比如，若將來某市的經委劃歸市委管轄，便意味著它有了經營權；而政府的監督管理權限不變，只是對企業的管理要通過黨委間接進行。表面看這無大的差別，而從長遠看意義卻非常大。〕　　黨管財產經濟的原則應該是：“政企應該嚴格分開，黨政只能適度分”。　　以往我們總是批評”一手硬、一手軟”，其實，經濟這一手不抓住，又何談精神文明過硬。歷史經驗證明，在東方國家，如果沒有一支先進的、掌管一定財產的、有運作能力的部隊，穩定將無法維持，現代化將難以實現。

【連續閱讀】
蘇聯巨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1/3◎中國青年報思想理論部（1991.09.09）
蘇聯巨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2/3◎中國青年報思想理論部（1991.09.09）
蘇聯巨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3/3◎中國青年報思想理論部（1991.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