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紋的手掌

從太魯閣國家公園的門樓為準，向北行駛的公路，不屬於洄瀾的國境。峭壁腰間的公路，是人間與地獄的分界，凡駛過的旅人，一方面讚嘆如此巧奪天工的大地雕塑；一方面卻驚心膽跳地唸著佛號。如果對面駛來一台巨無霸載運石礦的聯結車，對你閃起大燈，外加一聲憤怒的喇叭響，你將急忙握緊方向盤，在相近不到一個拳頭的距離間，與死神擦身而過。當你正慶幸著，卻迎面撞上剛從天而降的重物，車前窗碎裂成數個蛛網。車子在狹窄的雙向道上，不斷地甩尾、再甩尾，輪胎被落下的尖銳大理石碎塊，割裂成數個洩了氣的膠皮，只留下可讓交通警察鑑定事故的線索。而你與愛車，垂直地翻滾再翻滾，人生記憶混亂地攪拌著，來不及看一生走馬燈，只要你願意張開眼，管他七孔噴多少血，你絕對能看到好幾次，那幾分鐘前，讓你讚嘆的湛藍太平洋。還希望誰記得你嗎？其實你想太多了。忘記寫遺囑了？那不重要，你那些不肖兒女，自會在你靈堂前，大打出手，將你的遺照撕為碎片。

每每想到這些個自我想像的畫面，我就抗拒再回這條公路。若非，我還惦念著一位老人，記起他每次撥電話來潮州，問我何時辦婚禮？他說無論如何，都要參加我的婚禮。我一拖再拖，女友一換再換，直到鬢邊開始發白，才決定明年要認認真真辦我人生第一場的婚宴。其實，岳母大人說倆人登記結婚就夠了，無須花費這昂貴的成本。但我知道，我想以這婚宴為由，再一次見到這位老人，如父般的長者。

他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雙沒有掌紋的大手。每當我陪著他到深山中的礦場，載運大理石礦，當那沉重巨石壓在車頭後方的聯結車平台上，心裡就很放心，準備陪他安穩地駛過舊蘇花公路。他從不開快車，也意外地從不喝酒。整個村裡的老人，失業的中年人，莫不整天醉醺醺，半夜仰躺在公路的中央。第二天早上，像一條被剝皮拖爛的狗，擦出一地的血痕。他說，我還有兒女要養，而且準備自己打造新房，不要再住這低矮且容易漏水的鐵皮屋中了。

我經常好奇地打開他的雙掌，忍不住地問「為何你沒有手紋」？時值雙十年華的我，正沉湎於談情說愛的大學生活中，多少翻了一些手相學的書，拿來把妹用的。但是，沒有手紋的手，會是怎樣的命運呢？他看出我的疑惑，就哈哈大笑說「好好對家人生活負責，對得起孩子，對得起自己，就夠啦」。然後，繼續沈沈穩穩地握著大方向盤，在生死一線間的舊蘇花公路上，自在地閃躲要人命的落石，直到駕駛座前方的玻璃窗外，看到逐漸下坡的蜿蜒山路，以及前方地平線上突起的「美崙山」，我才真正放下了噗通噗通的心。

他有好多名字，華文書寫的「姜鑑城」，那是國民黨硬塞給他的；日語發音的Kang-si，那是日本人強迫他改的；以及我問了他好幾年，才靦腆地對我說出他父親給他的名字：「偉浪」。說完後就搖著手說這名字不好聽，要我不要記。那感覺，就有如花蓮的漢人，若是看到一位臉上紋著黥面的太魯閣族老婦，就一副很嫌惡的樣子，從其身旁當作灰塵一般走過，視而不見。坦白說，我其實比較想稱呼他「偉浪」。但是多年來，鄰居朋友遇到他，總是Kang-si、Kang-si地稱呼他，因此連我們這些小屁孩也習慣這樣稱呼他。直到五年前，我在高雄見到他，竟是情不自禁地擁抱著他，含著淚水叫他一聲：Kang-si。

經過二個時代，每個外來的政權都強迫要當他的父親。直到廿五年前那場戰爭後，他在戰敗中拒絕當一個輸家，挺起胸膛，在身份證上改回消逝超過半世紀的「偉浪」。

二年前，我最後一次駕著車子，帶我女友去「蘇花改」公路，主要是為了參加Kang-si他小兒子的婚禮。一路上，幾乎看不到曾經熟悉的青山綠水，直到過了和仁聚落，勉強看出曾經駐足的歲月痕跡，村後的河谷，依然是不斷擴大傷疤的癩皮狗；我硬踩下油門，車子急速由100公里時速飆到140公里。我女友氣的問我為何學年輕人飆車？我轉頭苦笑地對她說：「歲月的紀念呀」！當年我也是以這樣的時速，深夜下著大雨，騎著Honda125，死命地穿過大大小小落石，狂奔離去。那是我人生，最長最無窮盡的夜奔，也是淚水流得最多的一夜。我沒有把詳細的故事告訴她，只說那只是一場挫敗的社會運動而已，如同我對他人訴說的一般。

2003.06

駛出隧道，看到山腳下的和中部落，我刻意視而不見，嫌惡地加速駛過。我把車停在火車站前，眼前的勇士山，早成為辜家的財產。山底下，本來只有一座水泥廠，現在則多了好幾座。陰溝那幾戶熟悉的小屋，一起談天說笑的年輕姑娘，我喜歡看她畫畫的風采，以及她偷偷穿起太魯閣族傳統服飾給我看，那一身白底上的粉紅小點，她常自嘲說那是他們族群常見的雀斑。而今那兒已成水泥廠的一部份。

2003.06

望向大濁水溪，看不到溪岸，變成一座水泥大港，一艘艘的貨輪進進出出，旁邊長出像怪獸一樣的聳天大煙囪—火力發電廠。整個火車站也改頭換面了，不再是小小的半荒蕪骯髒的車站。從車站到站前廣場，不，甚至到村內那條我曾熟悉的死亡大道，好像被塗了一曾厚厚的白粉一樣。所有的歷史證據，完全藏於白粉之下，不見天日。

到達國小婚禮會場，除了Kang-si一家人，我幾乎找不到曾經認識的，那位愛笑愛唱農耕歌的老太太—Ta-mi，據說已回到祖靈那兒去了，我再也吃不到她背一整簍的竹筒飯。喔！倒是見到一位熟人，我們相見彼此還認得出來，他皮笑肉不笑的跑來與我握手，然後遞一張超大張的名片，那是選舉用的，原來村中開瓦斯行的小老闆，要選縣長了。

雖然，我很想留下來，與Kang-si把酒共飲，但是在這個村，我實在是待下不下去。以為自己已經痊癒的傷痕，突然間被懷舊的蟲子，給無情的一塊一塊撕裂開。於是，婚禮結束，我立刻藉口還有行程，告別Kang-si，和其相約潮州我的婚宴上見。

1990-1994年，我在花蓮縣秀林鄉和平村，見證了臺灣最無情殘酷的巨石，狠狠地壓在這個在當時臺灣幾乎無人聽過的小村，也碾碎我對人間的信任。但是，卻未斬斷我對Kang-si的思念。

幾週前，一位素未謀面的小女生，她是半個太魯閣族血統的清秀女孩。看到我在臉書寫的和平村回憶文，發訊來表示，很想瞭解未成為水泥專業區的和平村。1990年的和平村，真的不美，也不和平。與其告訴她那時是何等風景，不如告訴她我當時留在和平的記憶、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以及心中還未痊癒的傷痛。

這是一段很不好寫的回憶，但是，總不能陪我入棺遺於塵土中吧？既然有女兒輩的年輕人，向我問起這段歷史，那麼，也就代表我必須書寫完這段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