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文老師叫我寫社論》遭封的果子—談魏德聖導演反訴案
文化圈對台灣電影產業普遍存在悲觀；可悲的不是我們沒有人才，而是沒人重視人才；綜觀的看這產業的未來發展，簡直只有一個字——「慘」，但還不足以確切的概述。我們無力回天，政府打從一開始就沒打算給延續文化過多的資源，根本打破不了刻板印象中『文化不能當飯吃』的想法。
比起美國在70年代，好萊塢開始將文化產業電影與商業化結合開始就擺脫了資金匱乏的限制，讓這些金流在集資、製作，行銷時就能錢滾錢的達到最高利益，一個好的經理人應該要能抓住典型的商業電影模式，在推廣出國際化的同時，又要能持續將回收的金額回饋在本土在地，培養新的文化電影人才，並延續保留台灣氣質的相關電影出產。
簡而言之，同時具有商業頭腦與文化氣質，又懂經營具規模化管理及公部門協調的人才，在台灣幾乎為零。
台灣政府推不出個像樣且專業的創意經理人來統整資源，只能靠補助金來吸引導演帶著外資進行文創產業的發展，導致每個導演都必須耗費大量的心力去處理與電影無關的外務問題，尤其是為資金去籌錢。卡在時間與成本的限制，電影一喊開拍的那一刻起就是在花錢，至於文化部補助的一千五百萬？幾乎用於還款，無法、也沒辦法用在刀口上，更解決不了許多導演的感性大於理性的盲點。
感官接受強度極高是需要培養的，若非大量閱讀與懂地方文化，沒多加以深究，耗費時間與金錢是不可能與生俱來，導演必須兼具一定的知識與感性，才能將畫面裡傳遞出來的演員情感流動的過程完整保留與呈現，故導演也付出了相當高的藝術資本投入在電影之中，相對於資本家來說，錢買不到的藝術價值與創意，沒有導演的靈魂注入，花個五十億找他人拍，也拍不出一模一樣的《賽德克．巴萊》。
換個更簡單的說法，當藝術成為一種資本時，在真正的資本家在無法完全掌握其根本的情況下，通常就會用冒險協商作為合作的基礎信任橋樑，無形的把藝術的名氣、能力，算在投資的一部分。
這時，在資本家眼中，投資的對象就不是人，而是整個社會對文化藝術的重視，將原本不可控制的組織化轉向對社會及政府施壓，資本家所能掌握的就擴及到對整個社會輿論風向、與對政府的監控及批判，並取得政治目的下的話語權。
無論電影成敗，資本家的手上能壟斷的是整個市場對文化價值的強勢，在政府部門無能為力的同時，由資本家決定文資的去與留才是最可怕的錯誤，而臺灣目前為止政府並未拿到文化產業的主導權。當藝術無法被商業化的利益回饋下保留原始，最終就成了娛樂取向的曇花一現。
一旦由資本家的意識形態主導文化產業，傳遞歷史就會變得偏頗，大眾對藝術的需求也會被資本主導為不哲學，商業化使娛樂成為主軸，大眾的胃口也會被養大，小至演員編劇、大至導演，多元藝術的範圍會被逐漸限縮，風格、題材，明星都會被市場決定去留及淘汰，你會發現小勞勃．約翰．道尼最後只能演鋼鐵人，而鋼鐵人只能是小勞勃．約翰．道尼，即使他演了《福爾摩斯》與《杜立德》。
在大量賣弄台灣電影在地化的同時，行銷不出國際是一回事，受中共打壓也是一回事，約束藝術當作資本本身就不合理，但同時我們也控制不了藝術資本的流失，大量培育藝術人才需要的正是金援，但我們總說『藝術不能當飯吃』，鼓勵孩子補習、升學，士農工商，就是不要學畫圖，當編劇、玩音樂、當演員，拍電影，因為會餓死。
1500萬拿來炒股多香？買跑車，精品包，但是否想過德國能將打造車輛BMW當作藝術品一樣的嚴謹，法國能將做皮革包Louis Vuitton當作收藏品般連針線穿過的縫隙都計較精細，台灣除了出了一個領頭的臺積電尚有一絲這樣的精神，有多少企業肯將員工訓練成具有藝術家氣質堅持的頑劣分子？
當員工被資本家當作商品一樣大量複製、出產，最終就是報廢跟扔掉，一但魏導的藝術資本光環被褪下，被資本家視為螺絲釘，反應在資本家的眼中，他就是個高成本低報酬的賠錢貨，至於所作所為，不過是在股票最高點尚未跌停板之前趕緊退場，款款包袱走人。
電影工業本身具有公共化的條件，他既非私有也不算在公制度之內，在模糊的地帶遊走，主導人自然會特別重視電影的生命週期，深怕掉了一個環節，前功盡棄，在感官被放到最大的同時，所有的壓力聚集在某個焦點上，肯定是情緒化的最高峰，他若不放大自己的感官，很難拍出傳遞出濃烈情感的鏡頭，若是個稱職的文化人，自然知道理性通常很難在文藝圈裡佔據一席之地，更何況在臺灣這的艱鉅的環境下，世上難有第二個李安，更別提那位在背後默默付出的李太。
所有的導演都怕自己的理念被市場淘汰，在這個自由機制下被資本家掐住咽喉的滋味，時常讓人想暴走炸裂，狡詐的導演最終學會討好、有的學會暗藏玄機，有的最後不諳世事，有的最後身敗名裂，選擇放棄。
在最困境的時候接受了幫助，作品完成後只想什麼都不管的鬆懈造成了現在的問題，魏導除了要面對官司纏訟，社會上許多人對於過於感性下所浮現出的矛點也會一一針對，怎麼去應付與收拾？這也是魏導即將要面臨的考驗。
創意到底能不能被管理？管理下的創意是否還能自由發揮？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