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上帝，求祢……」連一句話都還沒講完，便聲淚俱下。
昨天中午獨自禱告時，想起香港朋友的面容，隨即迸發這五個多月累積的情緒。我什麼話都講不出來，整個人被悲傷淹沒。你們一定比我更焦慮、更苦痛吧；那些數不盡的黑夜，睡得是那麼的不安穩。
我一直哭，不是因為自己的無力感，也不是因為警察的暴力；而是我突然覺得你們離我好近，比我還要近。成千上萬個受苦與掙扎的靈魂，超越空間在此刻共振著。死亡好近。即使看過、寫過有盼望的文字，參加撐香港的集會，為香港禱告無數次，現實依舊如此殘酷。我深怕我認識的你們，無論是哪個人，再也見不到黎明。死亡真的好近。
傍晚，腦袋隨即閃過三本繪本。
與眾不同是危險的
第一本是張蓓瑜的《班雅明先生的神祕行李箱》，它改變自二戰時期的德國哲學家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故事。「有一天，他所生活的那個國家卻決定，與眾不同的想法是非常危險的。」士兵們越來越多，道路封閉，全面監視，只為了逮捕這些想法不同的人。我隨即想到香港警察毫無理由地逮捕路過的民眾，並敕令他們一字排開後跪下的畫面，著實令人心寒。即使不出門，也會遭到「登門拜訪」。
在逃難的時候，班雅明先生帶了一個大大的行李箱，跟同路人說裡頭裝的東西可以改變一切。但通過邊境時，他卻被阻擋了下來。「人們最後一次看到班雅明先生，是在山裡的一間小旅館。此後，他就消失了，那個對他來說無比重要的行李廂，也跟著一起消失。」就消失了，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沒有CCTV。
國家的將軍說，行李箱裡面是「一台折疊式迷你坦克車」、「一個可以變成潛水艇的機器人」、「一枚百發百中的隱形飛彈」，是班雅明打算用來對付他們的武器。荒謬又幽默，是啊，雨傘跟雷射筆也是如此。
「被消失」的勇者們哪，你們的行李箱裡頭裝的是什麼？是民主與自由、勇氣與希望嗎？它們是那麼的可怕，以至於掌權者要用如此粗暴地手段對付你們。宣告真理是危險的，儘管它們看似樸實無華。
只要還有人唱它
要繼續發聲嗎？Carmen Agra Deedy與Eugene Yelchin的《不肯沉默的公雞！》給了我們希望。故事講到，新鎮長上任後，便隨即頒發法律命令，禁止民眾在公眾場合大聲唱歌。但之後卻變成「禁止唱歌」，到最後則是「絕對安靜！立即生效！」。
「連茶壺也不敢發出聲音。」作者幽默地寫道。
然而，過了七年，有一隻公雞一醒來，就做了他「生來要做的事」──咯咯咯地大聲唱。鎮長雖然砍掉樹、把公雞關進籠裡、拿走玉米、讓他看不見太陽，但公雞仍繼續地唱，即使他的歌多了點寂寞、飢餓與黑暗。
「我是為了那些不敢唱或忘記怎麼唱的人而唱。」「如果我必須為他們而唱，先生，我怎麼能不唱歌？」公雞說。「我猜你就算死了也還是會唱？」鎮長反問道。「死掉的雞不會唱歌。」公雞回答。
眼看鎮長覺得自己贏了，公雞卻說：「可是，有一首歌比一隻又吵又小的公雞更大聲，比一個霸道的鎮長更有力量。它永遠不會消失──只要還有人唱它。」
真的有。「當公雞的歌聲迴盪在拉巴斯寂靜的街道上，喚起了人們過去曾經有過的、一種熟悉的渴望，那時候每個人、每件事都有一首歌可唱。」於是，此起彼落的歌聲不絕於耳，「這正是每個人都喜歡的樣子」。
你們不願沉默，是你們的歌聲喚醒了大家。要唱下去啊，這些故事要被記得啊。「它永遠不會消失──只要還有人唱它。」
有時我們很害怕，但是我們也很勇敢
訴說真相，傳承記憶，大聲地跟下一代訴說這些傷痕與榮光。Junot Díaz與Leo Espinosa的《島國的孩子》講述到主角蘿拉尋找自己島國記憶的旅程。親戚朋友說，島上有毯子蝙蝠、海灘詩、好吃到哭出來的水果、比空氣還多的音樂；但卻沒人提到，那個統治島國三十年氣焰囂張的妖怪。
「妖怪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一句話就可以毀掉整個城鎮。你敢看它，它就讓你全家死光。」米爾先生向蘿拉娓娓道來大家不敢面對的回憶，蘿拉則屏氣凝神地聽著他從未聽過的故事。
猖狂的妖怪啊，屠殺了一代的菁英。黨國體制下的白色恐怖遺毒，嵌入我們的靈魂中。執政者要下一代忘記他們手上染的鮮血，但是，我們可能不記得我們的島，但是「它記得我們」。遲早有一天，真相會顯明，因為島就是我們的一部份。
「阿嬤，您知道妖怪的事嗎？」
「當然，乖女孩。不然怎麼會有這麼多人跑到北邊來？」
蘿拉抱著阿嬤說：「您那時一定很害怕呀。」
阿嬤低聲說：「有時我們很害怕，但是我們也很勇敢。」
留下來的人沒有比較勇敢，走的人也沒有比較懦弱。無論如何，我們都曾經害怕過、勇敢過、哭過、笑過。
「英雄出現了……他們厭倦了擔心害怕的日子，就去打妖怪。驚天動地的戰鬥啊。」大人、小孩一起牽著手對抗妖怪的畫面，每每都令我動容。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5個多月了，還要多久？但願幾十年後，孩子會為你們曾經戰鬥過而感到驕傲。
每翻一頁，便不禁哽咽，原來故事蘊含的力量是如此劇烈。
你們正創造一個不可能的歷史，但朋友啊，此刻我仍未知你的生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