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台大戲，就是所有人陷入了共同的命運。
─Robert Duncan
我想要找出一條統馭眾生的法則。結果我找到了恐懼。
─Anne Carson
法醫和考古學家這兩種職業，「時間」是共通的要素。《菩薩凝視的島嶼》是一本關於斯里蘭卡內戰的小說，要如何講好這個「大屠殺」故事？麥可‧翁達傑設計了兩個主要人物，女法醫出生於可倫坡，去國多年，服務於日內瓦人權中心，將法醫專長和人權議題結合，遊走在瓜地馬拉等中南美洲亟需轉型正義的第三世界國度。男性考古學家提供的是「在地觀點」，女法醫對他而言已是「外人」，關於歷史真相的窮究，考古學家認為「沒有用」的真相，弊大於利：
真相被外國媒體任意切割，斷章取義，再配上毫不相關的照片。這種對亞洲國家的輕率舉措，以及所散布的訊息，恐怕只會帶來更多的報復與殺戮。
在一個有欠安全的城市裡把真相和盤托出，實在危險萬分。身為考古學家，沙勒特在原則上尊重真相。他甚至願意為真相獻上性命，但前提是真相真的有用。
在地觀點：「前提是真相真的『有用』」；外來觀點：西方人道主義的定義方式，打開凝凍靜止的時間膠囊，將被禁錮的「真相」釋放出來：
最精確地記錄下來的歷史時刻，往往與大自然或人類的極端行動緊密相關。她了解這一點：龐貝、雷托里、廣島。還有維蘇威火山。地殼結構的變動以至於人類兇殘的暴行，使得一些本身不具歷史意義的生命在機緣巧合下扮演了時間腳囊的角色。
在這樣的事件中，如果沒有時間的距離根本不可能對人類的暴力賦予任何邏輯。
出生於斯里蘭卡，十九歲到加拿大的知名作家麥可‧翁達傑，為了寫這本原鄉小說，在1980年代左右回鄉兩次。八○年代正是斯里蘭卡內戰如火如荼之時，政府軍、北方的坦米爾之虎、南方的叛軍，三方互為屠殺，十分慘烈。「就像三個有所需求的人擠在同一個房間裡，三個人的手上都沾滿鮮血。幾乎每棟房子，每個家庭裡，總有人耳聞或目睹有人被內戰的任何一方殺害或擄掠。」
書裡除了女法醫，每個「在地」角色都是大屠殺遺族甚至是犧牲者本身。無論是殘暴如整間學校的師生被梟首，一顆一顆頭顱被插在路邊或橋墩上；或者是表面平和的押解場景，眼睛被蒙著的「準被害者」，坐在腳踏車的橫幹上，待宰的羔羊雙手環抱前頭負責騎車的准兇手，「那種迫不得已的親密接觸令人看了很是不安……蒙眼的人為了保持平衡，要跟那個可能殺他的人配合無間」。目睹此場景的考古學家說：「他們這種處理方式正是要讓我們這些看過的人無法淡忘。」女法醫問他：「那麼你做了什麼？」他回答：「什麼也沒做。」
四具非正常死亡的骸骨有一組很勒卡雷的名字「鍋匠」、「裁縫」、「士兵」、「水手」（勒卡雷小說的名字是《鍋匠、裁縫、士兵、間諜》）。翁達傑應該是有意借用，取代間諜的是「水手」。這具被處決的骸骨不知由來，法醫只能從骨骼特徵回推職業身分，英國工業革命的年代，長期坐在織布機前的工人骨盆變形。「水手」也有這個特徵，他是久坐不動的人嗎？但絕不是坐辦公室的人。法醫在一個礦工身上，看到可能的身體姿勢，礦坑裡的高度無法讓人直立，只能半蹲，一入礦就是八小時直不起身。「水手」的左腿曾經嚴重斷裂，遠在遇害之前。追到最後，「水手」原來是一位棕櫚樹液採集工人，從樹上掉下來摔斷腿後，轉而到採礦場工作。在資本巨輪下終年受輾壓的工人，期待隧道盡頭處有光，仍逃不過內戰這具絞肉機，凶死異鄉。
「阿米格達拉」是解剖學所用的醫學名詞，是腦中的神經纖維束，這個部位代表大腦陰暗的一面，阿米格達拉專司恐懼，是一個儲存可怕記憶的地方。女法醫在解剖時總不自覺地要找出這個在腦幹附近，由神經細胞所組成的小球結。這個球結與天生遺傳無關，而是由每個人的經歷所創造和塑造出來。法醫覺得，「這個名字聽起來像來自斯里蘭卡」，不像科學術語，「倒像個瘟神。」
法醫和考古學家這對組合，最後找到了一個雕刻師重建這具骸骨的面容。雕刻師在妻子被綁架下落不明後，終日酗酒，渾渾噩噩。一個夜晚，他把那副駭骨捧起來，雙臂抱住「水手」。法醫不覺得吃驚，「她也曾經歷某些時刻，當她聚精會神埋首於鑑識工作數小時後，她也需要欠身向前，把『水手』抱進臂彎，提醒自己他一樣也是一個人。」
「他一樣也是一個人」，這是小說起飛的時刻，「一小片黃葉飄下，滑進了駭骨的胸廓，在裡面不停翻動。」這個魔幻寫實場景，彷彿為駭骨重新安上一顆心臟，「在裡面不停翻動」。一如當地的喪葬習俗，會將遺體先裹一層樹葉，再裹上布，最後再用石頭壓在上面，石頭最後會穿過肋骨之間的縫隙掉進胸膛，這需要至少七年的時間。下墜的石塊掉進肉體朽壞後形成的空缺，彷彿標誌著靈魂終於脫離曾被支解虐待的肉體，獲得平靜。
抱著駭骨起舞的雕刻師，最終給了它一副平和的面容，泰然自若，沒有絲毫恐懼。「阿米格達拉」這個腦中的杏仁體，已隨著肉體一同腐朽消亡，只剩下平靜，那是鰥夫想在每個遇難者臉上看到的安詳表情，那是他在日常生活中所認識的妻子，而不是人權組織照片裡遭受酷刑後的可怖面孔。雕刻師也是佛像的「點眼師」，當佛像完成時，眼睛最後才點上，在此之前，佛像還不是佛。這具巨大佛像位於荒郊野外，一輛一輛的卡車運來屍體。「佛像所在的這片被視為超然出世、清淨無垢的荒野，或許正是虐殺和掩埋的常見場所。」
菩薩凝視的島嶼，內戰中十二、三歲的男孩紛紛當起自殺炸彈客，肉身成為最終極的武器。斯里蘭卡盛產爆炸，斯里蘭卡總統、印度總理都曾被成功暗殺。不只在內戰的八、九○年代，在內戰早已結束的2019年，4月21日復活主日，在香格里拉酒店等六個地點發生連環爆炸，造成253人死亡。
想到伊恩‧布魯瑪的《零年：1945》有個副標題「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斯里蘭卡的「現代世界」誕生於1948年，獨立後不久，議會通過有爭議的《錫蘭公民法》，歧視印度坦米爾少數民族，使他們幾乎無法獲得公民身分，大約有七十萬印度坦米爾人成為無國籍人。僧伽羅人和坦米爾人的衝突可溯源至殖民年代，原來兩大民族之間沒有什麼緊張關係，殖民者大英帝國為了方便管理「分而治之」。和比利時殖民盧安達「分而治之」一樣，導火索一直埋到九○年代胡圖人殺掉五十萬圖西人的盧安達大屠殺。
如果要探究大屠殺歷史，以往我的眼光總是放在二戰歐洲的納粹大屠殺、南斯拉夫解體後的波士尼亞大屠殺，以及非洲的盧安達大屠殺。殊不知亞洲的西方列強殖民地，在「零年」重新計時之後，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隨之而來的是現代武器的蓬勃、意識形態的勢不兩立、種族分而治之的遺留……，亞洲的大屠殺常被低估漠視，例如印尼1965年大屠殺，以及斯里蘭卡內戰大屠殺。
在史料都尚未清晰，加害者仍隱身的蒙昧之時，小說或許可以先行探究那塊黑暗的沼澤地，麥可‧翁達傑詩性的句子與繁複的意象：「睡著與醒來之間的界線是那麼模糊，他經常不自覺地越過界線。當他在晚間做手術，有時就覺得手術刀切下去的地方是繁星密佈的夜空」；「在她度過童年的那個島嶼，只要向地上吐一口痰，一個小樹叢就會破土而出」，讓小說只是文學本身，拒絕只是功能性地為真相服務、為歷史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