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自身歷史，能從中抽絲剝繭，拉出一條銀線的，也許便是所謂命運。
大二時，我曾在銘賢堂看了學校社團的戲劇演出。戲裡究竟演著什麼，早已記憶斑駁，只記得是一群大學生的生活日常，其中一個主角由於對現況不滿，最終決定離去出走。而那出走究竟意味著離開這片土地，或者是這個世界，則不得而知。劇終時，樂聲響起，那是我第一次聽929的《渺小》。
那年，我與流浪仍是絕緣體，卻深刻被這首歌曲中的什麼打動。在聽到《渺小》之後的兩年，我先是進了戲劇社專研戲劇，認識了當時的女友，之後去了京都交換學生，被留在台灣的女友劈腿，劈腿對方竟是同為戲劇社，我也熟識的學弟。作為走出低谷的一個儀式，我決定踏上一個人的單車之旅，從京都騎往北九州。從那時開始，流浪將我的人生拾起，原來我本是它的孩子。而我也映襯出，當時戲裡出走的那個角色。
十年後，我站在阿爾巴尼亞國家歷史博物館的外牆前發呆。看著牆上的繪畫，從畫中感受到的，比起追尋自由，更多的是，想散發出自己刀槍不入似的武裝。
台灣與阿爾巴尼亞的關係，像兩個不打不相識的朋友。
1971年當台灣被強制退出聯合國時，始作俑者正是決議草案「阿爾巴尼亞提案」。這項提案得到了多數成員國的贊成，卻沒對阿爾巴尼亞帶來任何益處。
在那之後，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Tirana)市中心，出現了名為「台灣中心」的休閒娛樂廣場。那裡有綠意盎然的公園，噴水池、賭場與購物中心，但不管從哪個面向來看，都看不出與台灣的實際關聯。
據說當時阿爾巴尼亞的共產政府，雖傾向中共政權，但人民其實並不認同，私底下會跟政府唱反調，並將此廣場戲稱為台灣，想跟朋友約見面時，就說我們到「台灣」見。日子久了，這裡於是改名為台灣中心，說來諷刺。
初來乍到阿爾巴尼亞的我，偶然在網路看到資訊，住進了台灣人在這開的「101客棧」，試圖在異地尋找一份歸屬感。畢竟走遍半個歐洲，除了珍珠奶茶，也頗難找到什麼具有台灣特色的地方。
客棧老闆推薦我搭一小時的車，到北邊的舊都克魯亞(Kruja/Krujë)看看。我聽取了建議，搭車前往造訪。走在上頭的城堡，裡頭的博物館，不乏一團一團的觀光客熱鬧得很，與整座古城散發出的靜謐十分違和，可謂是觀光勝地的宿命。撇下那些眼前，穿過城牆內的街頭藝人，回到路上的市集，我找了一個能坐下的地方，輕輕地發出琴聲。
附近兩位店家，聽完一首歌便馬上前來鼓勵，坐在一旁的老人也給足面子打賞。觀光客則不然，駐足幾秒用手機錄影，轉頭就走，我已司空見慣。
唱到最能平撫內心的《做得到的事》，睜開眼睛時，視線前方攤販裡的老伯幾度示意要我停下。為何偏偏挑我感覺最平靜的時刻呢？那滿是厭惡的眼神刺痛著我。當下心碎的自己，上前跟老伯講理，聽不懂英文的老伯，只是一直用手把我驅趕走。我請旁邊會講英文的店家協助翻譯，店家只跟我說老伯希望我離開，但並未把我說的話轉達給他。
到頭來，我連自己的心都撫不平。
離開鎮上走回車站，剛好錯過最後一班直達巴士，只得轉車回市區，與當地人擠著迷你巴士。讓座給一位後來上車的老人，卻因自己帶著吉他，總不時礙到要下車的人，只得自己跟著下車，再趕緊跳回車上，簡直比觀光客還格格不入。
回到市區，買了炸魚跟雞肉三明治果腹，繼續到昨天賣唱的廣場，開始我的下半場。第一首歌還沒唱完，警衛前來阻止。
我收完行囊，駐在原地不動，足足痛苦掙扎約莫一分鐘，才決定起身，拿著吉他走到另一個角落。靜下心來觀察才發現，原來警衛只會在同一區傻傻顧著，便重新調整心情專注於旋律。鼻涕不停留著，喉嚨也情不自禁用力起來，歌唱過一首又一首，好心人仍未出現。終究賺得零星的善意，結束在很深的夜。
我有個奇怪的小毛病，常會莫名記得許多數字，也對某些數字有特定的迷戀。我總會記得自己的初戀對象的座號是29號。而因為在旅途寫日誌的關係，我也很清楚記得賣唱特別不順的那天，是9月29號。於是我又從那數字的連結中，回頭聽起《渺小》。
＂未來對我們太遙遠 宇宙太大看不到邊界
生命太小太脆弱 太無法掌握＂
那旋律在經過了十多年的青春後，又再次回到我的耳際。在無數次的街頭演唱、無數的壯大風景中，我早已過分地體驗了自己的渺小，但我仍確實地存在於此，存在於此刻的聲響與呢喃。
當將自己的生命與天地對接，失去了自己的座標時，就會非常尖銳地感到孤獨，卻又感到無邊無際的廣闊。那是歷史、是音樂、是自然，是超越語言與影像的臨在。那裡沒有自我，而你即是宇宙，同時擁有著渺小與偉大。
曾有人說，流浪是為了回家。但我也常想，回家是為了再出發。安溥則說：超脫和追求時常是混在一起，去揮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我在這漫漫旅途中深刻體會，自己必須不停地出發與回歸。我只能這樣。
你沒有選擇離開這個世界，而是選擇了出走。你不知道怎麼面對這世界，你只能投身其中。即便你無法確信，你仍想要一個結論。
是啊，生命大概就是這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