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槍》臺大場映後座談：蔡崇隆導演x于昌民教授
「我不要溫柔的故事，我要真實的改革」──蔡崇隆導演
⠀⠀⠀
臺大電影節邀請蔡崇隆導演與于昌民教授進行映後座談，替觀眾解答電影中的巧思與分享心路歷程，並邀請觀眾向講者提問，讓各位更深層認識移工議題與《九槍》。
于昌民教授（左）與蔡崇隆導演（右）進行對談。（攝／劉安琪）
⟢｜蔡崇隆導演
執導《島國殺人紀事》、《失婚記》、《再見 可愛陌生人》、《九槍》等多部作品
⟢｜于昌民教授
現任台大外文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電影理論、電影哲學與電影現代主義等
◡◠◡◠◡◠◡◠◡◠◡◠◡◠◡◠
🟤于昌民教授提問
❏為何選擇紀錄片做為發聲工具？以及接觸移工議題的契機？
蔡崇隆導演（下簡稱蔡導）🎬：大學時期就讀法律系，後來因緣際會走上媒體這條路。輔大傳播研究所畢業後進入媒體產業工作，負責拍攝專題紀錄片。
後來從台北搬到嘉義，是一個跳脫主流社會的體驗。
當時一年有1萬名越南新娘來台，尤其後來認識的妻子也是越南籍，生活圈幾乎都是越南人，自己反而成為「少數」，遂開始認識新移民的文化。
其實我們與移工的差異僅是語言跟文化，臺灣早期也有許多移民前往美國、日本和韓國工作，如今命運移轉，臺灣的經濟發展吸引東南亞勞工前來，作為許多族群組成的新興島國，同時面臨高齡化、少子化等問題，社會更不應該保留過去漢人中心主義的心態，壓迫歧視「非我族類」。
❏素材拍攝上怎麼選擇用當時密錄器影像以及家人訪談，而非移工自述？
蔡導🎬：過去拍攝的紀錄片主角是所謂「逃跑移工」，明明大家都是人，只因臺灣的法律規範迫使他們成為非法的存在。
訪談時曾考慮使用馬賽克保護，但這讓他們的身分更不像「一個人」。為了保障最基本的自尊，最終決定讓他們露臉；同時也擔心，曝光在大眾面前會危及他們的生活，所以當時巡迴放映限制觀眾不得錄音錄影。這些主角都在臺灣打拼，需要顧慮到他們的處境。
之前的紀錄片以個人故事為主，目標是欲透過故事打動觀眾，鬆動官方嚴苛的體制環境，敦促政府改變不合理的法令。但幾年下來，移工處境非但沒有好轉，我們也看見更多不幸的事件仍在發生。因此，我不願意再藉由溫柔故事求取社會的關注，這反而是在消費他們的人生。
《九槍》不一樣，主角阮國非已是逝者，拍攝內容無後顧之憂，才選擇以這個事件為主軸。
後來決定如果要再拍一次紀錄片，要把議題擴大、產生實際的影響力，所以才會以阮國非事件為主軸，再帶到其他漁業、火災其他的移工事件。老實說有點投機取巧，希望藉由這個轟動的事件，吸引臺灣社會的注意力，探討普遍的歧視與移工的悲慘處境。
整體社會的結構性問題，我們應該要同理，而非同情。警察對阮國非開了九槍，我想透過這部片對社會開一槍，迫使臺灣人民思考在我們生活周遭被忽略的群體。
蔡崇隆導演（攝／劉安琪）
❏選擇使用三部分素材：新聞素材、steady cam、靈魂視角想要達到怎麼樣的情緒效果？
蔡導🎬：原本我們手上沒有密錄器的畫面，而是在第二年拍攝紀錄片時，透過特殊管道取得畫面。由於當時社會輿論有兩派──支持移工人權，以及警察大膽用槍。後來民意中「支持警察」的一方獲得壓倒性勝利，因為大家得知移工有吸毒，遂將他視為「恐怖份子」。團隊內部有成員不滿激憤於畫面中的相關人士，提議直接釋出密錄器畫面，但考慮到仍在司法階段，此行為可能影響到社會觀感，以及有模糊焦點的疑慮，最終仍繼續保留這些片段直到電影播出。
密錄器畫面呈現出，後來救護車、員警長官趕到現場幾乎冷眼旁觀，是這些人的冷漠才導致最後的悲劇。
這幾乎是臺灣社會對於移工一個縮影。我們想打破二元對立情況──移工感到無助，他手上沒有武器可以攻擊他人，罪不至死；警察很年輕，他也對當下情況不知所措，這個案例中，我們誰也不能獨斷地評論孰是孰非。
靈魂視角的畫面設計，是為了軟化這部片的情緒。原本我想自己寫阮國非的旁白，但是他的身分、口吻和心境是無法模仿的，也不覺得自己有立場替他代言，這是對我而言最困擾的部分。
後來去越南訪談阮國非的家人時，想尋找他遺留的一字一句，他姐姐才透漏他有寫臉書的習慣。觀看他的臉書貼文，發現內容多是負面的心情抒發，所以才決讓阮國非自己來現身說法，讓他在這部紀錄片中，能夠以一個有尊嚴的形象出現。
雖然我們看不見阮國非的形貌，卻彷彿他真的在訴說一段段親身經歷的片段。
❏使用 𝗔𝗻𝗱 𝗠𝗶𝗹𝗲𝘀 𝘁𝗼 𝗚𝗼 𝗕𝗲𝗳𝗼𝗿𝗲 𝗜 𝗦𝗹𝗲𝗲𝗽作為英文片名的想法？
蔡導🎬：片名節錄自《雪夜林邊小駐》一詩，反映旅人長途跋涉返家的心情。此處的sleep有雙重意涵，一方面是反映阮國非背負大筆債務，來到台灣工作存錢，不知道還要勞動多久才能休息片刻；另一層面暗示也許在抵達終點前，旅人就在此長眠、倒地不起。
◡◠◡◠◡◠◡◠◡◠◡◠◡◠◡◠
🟤學生提問
🤔如何改善仲介的回扣問題以及深層的歧視想法？
蔡導🎬：非法與合法是制度層面的界定，但容易主觀影響人們的判定──認為「非法」移工本身就是犯罪的人，所以活該承受這些遭遇。如今法律不完善造成的失聯移工，間接暗示移工是犯錯者，而較中性的稱呼「無證移工」、「白牌移工」在主流社會中依舊不普及。
因此我們需要正名，如同政府以原住民取代山胞、新移民取代外籍新娘，為的是在全球化的移動下，採用更中性的名詞。
事實上，對仲介而言，移工是一個物件，不必將他們當成人對待。因為移工們缺乏話語權、公民權，除非臺灣公民主動發聲，否則政府不會處理這類問題。
移工群體缺少對政治人物而言最重要的選票，沒能力迫使政府做出變革。此時改變的契機掌握在你們手上，未來投票時候希望你們謹記，縱使阮國非只是極端案例，以身為台灣公民為榮的我們，應該做出怎樣的改變？
《九槍》放映現場觀眾（攝／劉安琪）
🤔觀影後產生的「情緒」，對於達成正義有什麼啟示？
蔡導🎬：目睹一個人的死亡過程是殘酷的。想想看如果是你在現場會更處理得更好嗎？我們現在是事後針對事件進行批判，也許待在事發現場的我們，也是無能為力的旁觀者。
透過事件紀錄、靈魂重返，除了憤怒與難過外，如果希望臺灣社會不僅如此，自豪的公平正義、民主自由與平等真正被實踐，亟需大家一起想看看可以有什麼作為，避免類似的悲劇再次發生。
電影是一個改變起點，在私領域部分，某天你成為雇主，如何善待聘僱得移工；公領域方面，少子化、缺工等問題下，臺灣需要外來朋友的合作幫助，有選舉權的你們又如何替移工建立友善的環境，才是我們真正化情緒為行動的準則。
講座側記｜蔡怡安
平面設計｜邱雅郁
文案行銷｜李宜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