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靠近一點天光:金馬紀錄片《九槍》募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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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五、六年前,我開始學習越南語。當時住在南勢角,離捷運站不遠就有一間東南亞主題書店──燦爛時光,除了書籍,也有語言課程。於是我白天照顧孩子,晚上等先生下班換手,再趕去上課,有時會遲一點。還好同學大多是上班族,下班後來上課,有時還得配晚餐,氣氛不那麼嚴肅。
脫了鞋爬上窄小的樓梯,陣陣的冰涼從地板傳入腳底,這是一棟老舊的小透天厝。書店的書主要陳列在一樓,有越緬印泰柬不同語言,二樓是木地板小坐墊,參加講座、沙龍時,就在暖色的燈光下席地而坐。扶著牆面再往上爬一層,才是上課的教室,小小的木製課桌椅並排,是學校裡用的那種,幾個大人肩並肩的坐,好像回到中小學時代。老師站在台前,教學,也聊天,聊越南文化,聊她的家鄉和家人。我開始像初學英文那樣,練習字母的拼寫,名字也有了相應的越南語發音。
「你們為什麼想學越南語?」
這是我被問的第一個問題,也是往後最常聽見的一句話。
這幾年之間我上過政大公企中心的語言課程和線上教學網站,認識的越南朋友和學越南語的台灣人愈來愈多。回答這個問題或許不下百遍。就連越南人自己也會這樣問:「你為什麼學越南語?」
我的多數台灣同學是工作需要,外派,或會接觸相關事務,少部分人出於興趣,更少數是因為配偶是越南人(台越夫妻很多,但願意學越南語的先生真的極少)。
我試著去想這個普遍的問句所內含的意義。因為我們通常不會聽到人問「你為什麼想學英文?」「為什麼想學日文?」也不會問一個越南人「為什麼想學中文?」似乎假定有些語言理所當然的值得學習,而有些則不。也好像一個國家的文化只是國力和經濟發展的附屬品,強則優,弱則劣。
我的學習動機也不全然出於興趣。在台灣的外籍配偶,除了陸配,最多的就是越南籍,他們在台灣落地生根,養兒育女,他們的孩子在學校可能跟我的孩子一起成長,街頭隨處可見越南餐館、美甲美容,住家大樓、百貨公司總有幾個清潔阿姨用帶著口音的華語和你微笑問候,當然也有一些成為學校教師或者YT網紅。如果說一種語言代表一種世界觀,我希望認識這個就在我們生活周遭,卻時常被忽視的世界,以一個學習者,傾聽者,而不是教導者,發言者。
歧視,優越感,有時候是不自覺的。太多的偏見在我們從小接觸的卡通、電視節目和大人的言談之間。我們輕易接受了文明的外顯,是白是乾淨是明亮是消費水平高,卻忘了追究文明的內涵,還有包容、接納、尊重,和謙卑。
蔡崇隆導演的《九槍》,去年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關注2017年移工阮國非遭到警察陳崇文連開九槍致死的案件。導演用多年的時間走訪台越兩地,訪問了阮國非的家人友人,也訪問警察、律師、仲介和相關人士,取得了事發當時的現場畫面。許多人聽到這個主題,還沒看電影,就開始攻擊謾罵,因為阮國非是逃逸外勞,身上還有毒品反應,他們認為這是「罪有應得」,導演用鏡頭書寫如此「不值得同情」的人,是不公平,是顛倒是非。
但若願意去了解,願意暫時放下心裡的聲音,去看一看,聽一聽,就會知道導演的用意不在為誰的行為脫罪平反,也不在追打公審開槍的基層員警,而是還原一個生命和事件,從扁平到立體,從恐懼到理解。除了新聞裡的兩個名字,他們是誰,他們過去的樣子,是什麼讓兩個年輕的生命,走到命運的岔點。我們的社會還有多少移工同樣處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中搖搖欲墜?又有多少基層警員在不完善的制度裡賭上生命值行勤務?
阮國非和陳崇文不是特例,誰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悲劇的主角。
如警員王惀宇所言,
有些人說:「阮國非好可憐,受到這些待遇還死於異鄉」,那我們有好好思考,如何對待這些移工,讓他們不需要逃離他們所處的困境嗎?有些人說:「陳崇文好可憐,都沒人支持他」,那我們有努力改善制度,強化教育跟組織,讓警察不會陷入這樣的困境嗎?
思考「如果」不是為了懊悔,而是為了前進,為了讓一切有可能變得不一樣,儘管前面的路還很長,卻能慢慢靠近一點天光。這不只是為了離鄉背井的勞工,和身負重任的基層警察,也是為了每一個在這塊土地上一起生活的我們。
《九槍》需要進入大眾的視野,不只作為一部紀錄片,也要走進校園,成為教材。電影能改變的事很少,但教育能改變的事很多。導演和製作團隊承擔了拍這部紀錄片可能遭致的謾罵,但他們還是堅持腳步,讓這個議題能有更具體的實踐,能發揮更大的影響。我想,這樣的勇敢需要也應該被大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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