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要趕多少路才安眠：《九槍》（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像個奴隸。」

　　《九槍》的觀影過程極為沉重。這部紀錄片無意形成移工與警察對立，導演將現場密錄器裡阮國非身中九槍，在沒有鑰匙的警車下匍匐掙扎的三十分鐘分成數段，穿插案件相關人士不同的採訪、觀點與後續，翻譯並唸誦阮國非在FACEBOOK裡留下的文字，以及這幾年來移工的處境：泰勞抗暴、移工盜伐林木曝屍荒野、移工命喪鐵皮屋火場、南方澳斷橋壓死外籍漁工⋯⋯

　　身在台灣，幾乎沒有跟移工直接接觸經驗的我（如果不算問路和點餐的交談），觀影的同時也找到幾個間接的回憶。

　　例如，在交通運輸的公共場合，包括最有名的台北車站大廳，看見移工已是尋常，在跟周遭的人閒聊時，偶然會聽到「嫌吵」、「嫌亂」的評語。家人被迫退休前亦是勞工，好幾次憤憤表達台灣政府開放移工來台的政策，壓迫了台灣勞工的生存，致使對移工無甚好感；有跟移工接觸經驗的家人，常稱讚他們勤快，學習能力強，以及老闆給予的僅是不符合其勞動的基本薪資。

　　例如，家中長輩因為年事已高需要近身照顧，晚輩為其請了幫佣兼看護，好幾次從家人口中聽到，該位長輩因為幫佣「不夠忙」而不滿，希望能換更「勤快」的；子女還得與移工串通好薪水的數字，以免因為「太高」而讓該位長輩拒絕聘用──即使實為必要。

　　又例如，讀過國中生在文章中敘述全班集體霸凌新移民同學：即使這位同學認真熱情，衣著整潔，但在大家心裡，從東南亞來到台灣的，就是「該為我服務」的「傭人」，即使理性知道沒有人一出生是要為他人服務，即使有過後悔，卻無能為力，只能丟下一句沒責任感的「他真可憐」。

　　孩子怎麼看待不同族群的人，往往是大人與環境的潛移默化。

　　我不熟悉移工，卻知道他們承擔了台灣許多人不願承擔的、艱難繁瑣的工作；知道台灣的老闆為省成本，一般民眾為減輕負擔，寧可選擇移工，並極其所能地搾取他們的勞力，好得到／提供「便宜大碗」的服務；惡法致使仲介剝削、雇主惡待卻不能更換，使合法移工為了賺更多的錢養家或逃離不公的待遇，不得不逃跑成為非法，四處躲警察；為了保持體力、無法自由外出和身體病痛無法循正當管道就醫，最初幾次的免費毒品成了方便控制的工具；為了節省成本，工地的安全措施漏洞處處，一旦出了事，第一線的勞工就先被犧牲生命。

　　紀錄片裡還有一段女性移工的直播令我印象深刻：在防疫期間，雇主要求她休假也不要出門，以免染疫傳給全家；但雇主一家人卻在星期日出門聚餐，要她看家。她無奈表示：如果他們染疫，傳給全家，錯的還是她，因為她是移工。

　　阮國非被懷疑偷車、吸毒，為避免被警察查緝而逃跑，脫光衣服跳進溪裡，上岸後又四處竄逃反抗，警察使用甩棍、辣椒水之後仍無法制伏，隔著一段距離，有位民眾在旁鼓譟「開槍執法」，開了九槍。當他被槍射擊，全身赤裸無力地倒在地上，掙扎著想扔石頭不讓警察近身，想藏身車底或車內以維護最後一點尊嚴卻無效的模樣，體現了移工在台灣的處境。追捕的警察一開始慌急無措，當他的學長們陸續到來，他還緊張地提醒「他會扔石頭」、「他有攻擊性」；但在每一次回應學長詢問重述過程時，他的語氣也隨著學長們的反應逐漸變化，不安消失了，習於威權管理體制和身為警察的專業所賦予的信念變得堅實、肯定，足以令其確認：我是警察，我開槍是為了維護治安，因為那是一個危險份子。面對危險，做為執法與保全第一線的警察必須堅定立場，遵循命令，才能完成任務──即使對方身無寸縷，被打中九槍，血染腹部，體力漸衰，難以起身，手無寸鐵，武器是身邊的石頭。

　　先來的救護車載走了流鼻血的民政，任由他躺在那裡流失生命，因為「他不會痛啦」。

　　那不僅僅是開槍警察，而是整個警界，甚至眾多台灣社會共同的認知──後至的警察對待阮國非的態度亦無不同，還有在開槍警察緊張阻止「學長不能先撿」的同時，率先撿起彈殼，破壞事發現場。

　　最後仍是由開槍的基層警察，先承擔了風險，後承擔了責任。

　　我自認勇氣有限，面對恐懼與未知，即使心知威脅不大，仍然往往防衛過當。如果我是警察，身處對方正在逃跑的現場，我能做得比較好嗎？如果警察有更好的裝備，有更周全的應對措施，這場悲劇是否就不會發生？如果是我離鄉背井去異國討生活，或者，看到自己國家的人去異國討生活，卻遭到這樣毫無尊嚴的對待，我還能說那是一種「防衛過當」嗎？

　　當我們工作，都希望環境給予我們安全、勤勞、誠實、努力的空間；能得到足夠的訓練、裝備、能力與支援去處理意外的考驗；閒暇時能自由行動，與親友相聚，把賺來的錢「變成自己喜歡的樣子」──那本是一個人的基本的尊嚴，甚或人權。

　　可是無論是阮國非或陳崇文，台灣都沒有給全。

　　電影裡唸誦阮國非生前的臉書文，猶如他的靈魂在越南故鄉遊蕩。那些文字，有些是離家背井、努力工作、對未來不抱希望、卻還想鼓勵同伴的人，理應能夠共鳴的心聲，例如：

「我不是一切，我卻要做一切。不能頹倒，要站起來，繼續往前走，要承受和犧牲，要繼續努力。」2016年3月23日

「時鐘即將轉到寧靜的深夜兩點鐘，但你又怎麼知道，在那裏有一個人徹夜不眠。」2016年3月24日

但也有不曾理解的，例如：

「什麼跟什麼，才新年就什麼都黑，眼睛痛，手機壞掉，口袋裡沒半毛錢。今年大概會失敗吧。」2016年1月1日

「從現在開始，對我來說，星期天不存在了，星期天就和星期一沒兩樣，只要上班，不想休假。」2016年3月27日

　　很多所謂人權，是只有我們是人。

The woods are lovely, dark and deep,

But I have promise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九槍》的英文片名，引用了美國詩人羅伯特・佛洛斯特（Robert Frost）〈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的詩句：「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還要趕多少路才安眠）」敘述一位旅人陶醉林間雪景而駐馬，卻須履行承諾不得不離開。象徵自然神祕的樹林覆上象徵單純崇高的雪，看似美好可羨，實則既黑暗、又深沉，善與惡、單純與複雜原就難以一時窺盡。阮國非當初離家一如這位旅者，「我還有諾言要遵守」，最後卻在異國台灣死於非命；和那些不同遭遇卻相似結局的移工相同，他們何時才能回鄉安眠？

　　《九槍》記錄「阮國非事件」的關鍵時刻，以及移工在台灣的惡劣處境，實際意圖呈現的是背後的結構性問題，造成危險、在慌急下連續扣下扳機的，是整個社會的無視與歧視。同為人生的旅者，直視與改變是漸進的，台灣在趕路與發展的，除了建設，也應該是每個身在台灣的人都能好好安眠的基本人權。

註：本文圖片均出自《九槍》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