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要趕多少路才安眠:《九槍》(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像個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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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槍》的觀影過程極為沉重。這部紀錄片無意形成移工與警察對立,導演將現場密錄器裡阮國非身中九槍,在沒有鑰匙的警車下匍匐掙扎的三十分鐘分成數段,穿插案件相關人士不同的採訪、觀點與後續,翻譯並唸誦阮國非在FACEBOOK裡留下的文字,以及這幾年來移工的處境:泰勞抗暴、移工盜伐林木曝屍荒野、移工命喪鐵皮屋火場、南方澳斷橋壓死外籍漁工⋯⋯

  身在台灣,幾乎沒有跟移工直接接觸經驗的我(如果不算問路和點餐的交談),觀影的同時也找到幾個間接的回憶。

  例如,在交通運輸的公共場合,包括最有名的台北車站大廳,看見移工已是尋常,在跟周遭的人閒聊時,偶然會聽到「嫌吵」、「嫌亂」的評語。家人被迫退休前亦是勞工,好幾次憤憤表達台灣政府開放移工來台的政策,壓迫了台灣勞工的生存,致使對移工無甚好感;有跟移工接觸經驗的家人,常稱讚他們勤快,學習能力強,以及老闆給予的僅是不符合其勞動的基本薪資。

  例如,家中長輩因為年事已高需要近身照顧,晚輩為其請了幫佣兼看護,好幾次從家人口中聽到,該位長輩因為幫佣「不夠忙」而不滿,希望能換更「勤快」的;子女還得與移工串通好薪水的數字,以免因為「太高」而讓該位長輩拒絕聘用──即使實為必要。

  又例如,讀過國中生在文章中敘述全班集體霸凌新移民同學:即使這位同學認真熱情,衣著整潔,但在大家心裡,從東南亞來到台灣的,就是「該為我服務」的「傭人」,即使理性知道沒有人一出生是要為他人服務,即使有過後悔,卻無能為力,只能丟下一句沒責任感的「他真可憐」。

  孩子怎麼看待不同族群的人,往往是大人與環境的潛移默化。

  我不熟悉移工,卻知道他們承擔了台灣許多人不願承擔的、艱難繁瑣的工作;知道台灣的老闆為省成本,一般民眾為減輕負擔,寧可選擇移工,並極其所能地搾取他們的勞力,好得到/提供「便宜大碗」的服務;惡法致使仲介剝削、雇主惡待卻不能更換,使合法移工為了賺更多的錢養家或逃離不公的待遇,不得不逃跑成為非法,四處躲警察;為了保持體力、無法自由外出和身體病痛無法循正當管道就醫,最初幾次的免費毒品成了方便控制的工具;為了節省成本,工地的安全措施漏洞處處,一旦出了事,第一線的勞工就先被犧牲生命。

  紀錄片裡還有一段女性移工的直播令我印象深刻:在防疫期間,雇主要求她休假也不要出門,以免染疫傳給全家;但雇主一家人卻在星期日出門聚餐,要她看家。她無奈表示:如果他們染疫,傳給全家,錯的還是她,因為她是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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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國非被懷疑偷車、吸毒,為避免被警察查緝而逃跑,脫光衣服跳進溪裡,上岸後又四處竄逃反抗,警察使用甩棍、辣椒水之後仍無法制伏,隔著一段距離,有位民眾在旁鼓譟「開槍執法」,開了九槍。當他被槍射擊,全身赤裸無力地倒在地上,掙扎著想扔石頭不讓警察近身,想藏身車底或車內以維護最後一點尊嚴卻無效的模樣,體現了移工在台灣的處境。追捕的警察一開始慌急無措,當他的學長們陸續到來,他還緊張地提醒「他會扔石頭」、「他有攻擊性」;但在每一次回應學長詢問重述過程時,他的語氣也隨著學長們的反應逐漸變化,不安消失了,習於威權管理體制和身為警察的專業所賦予的信念變得堅實、肯定,足以令其確認:我是警察,我開槍是為了維護治安,因為那是一個危險份子。面對危險,做為執法與保全第一線的警察必須堅定立場,遵循命令,才能完成任務──即使對方身無寸縷,被打中九槍,血染腹部,體力漸衰,難以起身,手無寸鐵,武器是身邊的石頭。

  先來的救護車載走了流鼻血的民政,任由他躺在那裡流失生命,因為「他不會痛啦」。

  那不僅僅是開槍警察,而是整個警界,甚至眾多台灣社會共同的認知──後至的警察對待阮國非的態度亦無不同,還有在開槍警察緊張阻止「學長不能先撿」的同時,率先撿起彈殼,破壞事發現場。

  最後仍是由開槍的基層警察,先承擔了風險,後承擔了責任。

  我自認勇氣有限,面對恐懼與未知,即使心知威脅不大,仍然往往防衛過當。如果我是警察,身處對方正在逃跑的現場,我能做得比較好嗎?如果警察有更好的裝備,有更周全的應對措施,這場悲劇是否就不會發生?如果是我離鄉背井去異國討生活,或者,看到自己國家的人去異國討生活,卻遭到這樣毫無尊嚴的對待,我還能說那是一種「防衛過當」嗎?

  當我們工作,都希望環境給予我們安全、勤勞、誠實、努力的空間;能得到足夠的訓練、裝備、能力與支援去處理意外的考驗;閒暇時能自由行動,與親友相聚,把賺來的錢「變成自己喜歡的樣子」──那本是一個人的基本的尊嚴,甚或人權。

  可是無論是阮國非或陳崇文,台灣都沒有給全。


  電影裡唸誦阮國非生前的臉書文,猶如他的靈魂在越南故鄉遊蕩。那些文字,有些是離家背井、努力工作、對未來不抱希望、卻還想鼓勵同伴的人,理應能夠共鳴的心聲,例如:


「我不是一切,我卻要做一切。不能頹倒,要站起來,繼續往前走,要承受和犧牲,要繼續努力。」2016年3月23日
「時鐘即將轉到寧靜的深夜兩點鐘,但你又怎麼知道,在那裏有一個人徹夜不眠。」2016年3月24日

 

但也有不曾理解的,例如:

「什麼跟什麼,才新年就什麼都黑,眼睛痛,手機壞掉,口袋裡沒半毛錢。今年大概會失敗吧。」2016年1月1日
「從現在開始,對我來說,星期天不存在了,星期天就和星期一沒兩樣,只要上班,不想休假。」2016年3月27日

 

  很多所謂人權,是只有我們是人

 

The woods are lovely, dark and deep,
But I have promise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九槍》的英文片名,引用了美國詩人羅伯特・佛洛斯特(Robert Frost)〈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的詩句:「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還要趕多少路才安眠)」敘述一位旅人陶醉林間雪景而駐馬,卻須履行承諾不得不離開。象徵自然神祕的樹林覆上象徵單純崇高的雪,看似美好可羨,實則既黑暗、又深沉,善與惡、單純與複雜原就難以一時窺盡。阮國非當初離家一如這位旅者,「我還有諾言要遵守」,最後卻在異國台灣死於非命;和那些不同遭遇卻相似結局的移工相同,他們何時才能回鄉安眠?

  《九槍》記錄「阮國非事件」的關鍵時刻,以及移工在台灣的惡劣處境,實際意圖呈現的是背後的結構性問題,造成危險、在慌急下連續扣下扳機的,是整個社會的無視與歧視。同為人生的旅者,直視與改變是漸進的,台灣在趕路與發展的,除了建設,也應該是每個身在台灣的人都能好好安眠的基本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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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文圖片均出自《九槍》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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