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玩經典，這次讓我們有個快樂結局吧
《可憐的東西》改寫／翻玩科學怪人，將受其造物者所追殺的the monster置換成受造物者憐愛的女孩Bella，後者純真率直的性格搭上極為美麗的皮囊，以及電影偏向黑色喜劇的調性，使Bella在探詢自我的過程中得以發展出和monster所選擇的反叛路線截然不同的快樂結局。
導演尤格．藍西莫以他擅長且具標誌性的超現實視覺風格，包括風格強烈的美術設計、服裝設計、鏡頭使用與性愛場面之呈現等等，讓一齣略帶苦澀卻又稍嫌夢幻的黑色童話故事得以在艾瑪．史東精湛的演出下於她身體上展演，極為令人驚豔。
然而，嚴格來說，《可憐的東西》最具魅力的那些怪誕、強烈與衝擊人心的特質，只存在於它的視覺元素之呈現，關於主角Bella的旅程、變化與歸途之建構，其實非常典型且傳統：她離開故鄉外出冒險，她感受喜悅、結交朋友的同時也遭遇重大挫折、經歷自我質疑，在一系列的經驗後有所改變（或成長）再回到老家，以全新的視界面對／處理平凡世界裡仍存在的問題，最終迎來新的日常樣貌。仔細想想，或許就是故事本質的保守，持續給人一種安穩與親切感，使得觀者在視覺效果層面的屢屢挑戰之下，仍能獲得高度的安心、愉悅與滿足吧。
極為縝密又溫柔的童話故事
《可憐的東西》對Bella如何逐漸社會化的安排極為細緻縝密，是造物者、是神，也是父親的Dr. Godwin Baxter呈現了理性與感性共存於人身上的矛盾，嘗試用理性壓制感性而生的第二個造物Felicity因而成了更遲鈍的類失敗品。Duncan象徵只講慾望的本我，Astley引出Bella的超我，Max則是Bella調節前面兩者而生的自我的最佳選擇。老鴇是殘酷的資本主義，妓院朋友Toinette是溫柔的理想主義，殘暴的Blessington爵士則是Bella若要成為自由之身，必須回頭破除的、最為根源的父權主義。
電影最後，感性與理性和解，給了Bella最真誠的愛（而那正是科學怪人裡的monster從未獲得的），Bella身邊只留下了自我、理想主義、被換了頭的父權主義和即便不完美仍值得幸福的Felicity。挑戰觀眾道德底線的大量性愛場面之下，其實是如此理想又溫柔的童話故事。
和《芭比》都不能直接視為女性的故事，須小心其落差可能令觀眾忽視或「輕輕放下」的問題
線上線下皆有許多討論將此片與《芭比》對照閱讀──一部在商業市場大獲成功，必成女性影人的歷史時刻，一部則在藝術領域獲得肯定，斬獲威尼斯金獅獎──看似成了關切女性的重要時刻，然而在我看來，應說是關照「非自然造物」更為精確，因為兩者雖然皆以女性角色為主角，實際上卻都和真實世界的女性具有一定程度的落差。
Barbie沒有性（sex）的觀念，使得對女性而言極為重要、關乎身體的討論只能缺席；而《可憐的東西》雖反其道而行，讓Bella的生命探索從身體出發，卻沒有性別（gender）的概念，以致於她的社會化其實是無性別的。
說Bella是woman，其實更接近man。這也使得Bella對父權道德觀的挑戰雖然令人快意，她將妓院視作純然無害的場域這段劇情卻讓我感到心驚膽跳，因為觀眾若想要以Bella去理解現實女性的處境／困境，則可能落入輕忽現實世界之複雜與危險的問題。
《可憐的東西》對個人社會化的描繪非常完整，但那不是女性能參照的。Bella之所以能破除父權對女性的桎梏，那是因為她從未困於其中。她體會不到女性在追求身體與心靈自由時必須與父權曾施下的限制衝撞所產生的痛苦與猶豫，她勇往直前的身影確實美好，卻也是我令我感到抽離的原因。從這層面來談，《芭比》雖然就敘事與批判上更加保守，其對女性困境的描繪與我能產生的共鳴，反而更觸動生為女性的我。
理想與警惕並存的祝福
當然，我們仍能將《可憐的東西》與Bella視作一種理想化的展望（從《可憐的東西》能將必要的性愛場面拍得不煽情不剝削，就能肯定尤格．藍西莫是關切女性的）：
讓我們宛如死過一遍那樣徹底掏空自己，像個嬰兒一樣重新認識世界，或許正能憑此走出自己原先走不出的道德囚房。我們仍會且需要感受喜悅與悲傷，並在掌握身體與選擇權的同時，獲得真正的自由。
一起努力吧，「可憐的東西」只會是困於父權社會並執迷不悟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