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熹宗實錄》看天啟帝前期的治國方式和性格-以聖旨和上諭為中心-4.內帑
所謂內帑是相對於以戶部所管控的外庫而言，指的是皇宮內的十二監財庫總稱。晚明財政隨著戰事的擴大而越趨惡化，相較於每年歲入三百八十萬兩的白銀，據天啟元年戶部尚書汪應蛟統計，光是遼東、山海關、保定、天津和山東登萊的二十餘萬軍隊，一年的軍費開支就達到五百餘萬兩，幾乎是歲入的一倍以上，因此加稅勢在必行，亦實行了三次。但是當時收稅效率無法比擬現代，還得依賴各省耗費數月的時間運進北京太昌庫，對於當時的軍需來說根本緩不濟急，因此向皇帝的內庫借帑，便成了整個天啟朝屢見不顯的現象。
天啟帝的爺爺神宗皇帝便以聚斂著稱，任內徵收礦稅，導致內帑數額急遽增加，萬曆三十至四十年代便有許多朝臣認為皇帝聚斂過度，請求罷止礦稅的言論。萬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駕崩，繼任的光宗為收拾人心，一月內便發出內帑兩白萬犒賞邊軍和充作遼餉。然而當年的戶部財政仍不樂觀，當年十二月主持山東新餉司(即遼餉)的戶部郎中楊嗣昌及主事鹿善繼紛紛上疏朝廷，請求再發內帑。楊嗣昌說明當時的情況:
...新餉莫大于加派，加派三次，共得五百二十餘萬。以九十餘萬付兵部，二十餘萬付工部。臣部有四百萬之名，而今年未完尚有二百八十餘萬。 -《楊嗣昌集》頁48 〈覆袁經略戰守次第疏請會議遼餉搞〉
楊嗣昌先前一疏提到當時遼東欠餉百萬，加上當年新派稅額尚有七成拖欠，無以為繼，幾次上疏，皇帝皆杳無音訊，同時任主事的鹿善繼甚至上疏稱熹宗新政批答迅速，留中不處裡自新餉司請帑疏起。十二月中，天啟帝方下令會議商討。其中楊嗣昌甚至把腦筋動到之前即位犒軍未發完的內帑上，請求將此尚未發完的賞銀，充作軍隊正餉，以解燃眉之急，但熹宗始終不允。十二月內，楊嗣昌連上六封奏疏請帑，鹿善繼亦上兩封，皆未得到正面回應。十二月二十日，不勝其擾的天啟帝發下上諭:
遼餉缺乏，屡次請發帑金，朕豈不軫念邊軍勞苦，吝惜不發?朕思前項發過遼餉并助大工及登極賞賚軍士銀数百萬兩，見今內庫缺乏，况朕大婚在邇，所費不貲。昨內帑發去，并該部累年發過遼餉，軍士未霑實惠，皆貪將污吏侵剋肥己，以致不敷應用。尔部便移文彼處撫按官將發過該鎮銀兩逐一開造清冊奏聞，俟朕別有定奪。其各省直拖欠額派餉銀，著各該撫按官嚴督有司，上緊催徵觧部，以濟急需。如有仍前怠玩不遵的，著該部科查參重處。-《明熹宗實錄》卷四
可見西元1620當年發下的帑金極多，熹宗亦懷疑發放過程弊端甚多，要求各軍造冊送戶部審查，同時贊同戶部嚴格執行考成法，對於拖欠稅額州縣官員從重彈劾。二十四日熹宗得到遼東因缺餉發生兵變消息，終於下旨:
朕覽卿等所奏，遼陽飛騎告變，借發帑金急救異常危亂，朕心軫念遼軍缺餉，准將大婚典禮所用銀兩，暫借百萬給發。前已屡旨明悉該部，如何不能措餉遼東，不能清餉，各不淂無罪。著該部院參看來說。-《明熹宗實錄》卷四
隔年天啟元年(1621)正月七日，天啟帝針對去年財務狀況惡化，下諭旨切責戶部集其他有司官員:
朕惟遼餉一事，該部屢奉明旨，自當講求良策，不悞軍需，何至外解中斷，動以請帑為事?况內帑自有經費，近歲給發事多，如內帑亦乏，該部又何所指借?且該部所請前後數目參差，何從憑據?但今彼中告急，餉庫一空，軍士枵腹，深軫朕衷。姑准發帑五十萬，作速解發，以救然眉。還著經略各該衙門如法給散官軍，別項不得借用。卿部仍照屢旨，集九卿科道各官作速會議足餉、清餉畫一之策具奏，如某處拖欠、某處冒破，即行查參治罪。該部不得仍前因循姑息，致悞軍需。故諭。 -《明熹宗實錄》卷五
天啟帝責備戶部沒有能力解決各地拖欠和調度資源，並且屢次請帑數目都不相同，質疑他們到底有無憑據?同意再從內庫發五十萬兩白銀救急，要求廷議迅速召開，給出解決財政困難的方略。之後遼東戰事一敗再敗，天啟二年(1622)正月，遼東巡撫王化貞棄廣寧城，與經略熊廷弼逃回山海關，整個遼東幾乎淪陷，連帶喪失的是大量戰備資源，戶部之前的努力化為烏有。天啟元年九月四川土司不堪屢次調動土兵支援遼東，土司奢崇明等人於重情起事，殺害前來校閱的四川巡撫徐可求等人，更是對於明廷財政雪上加霜。天啟二年下半年山東和北直隸境內又發生妖賊之亂，立刻又有群臣建議要發帑金以供軍續，所幸當時的山東巡撫迅速于年底前平定，否則明朝恐怕提早而十年就滅亡了。
至天啟二年年底，將《明熹宗實錄》有發帑紀錄的條目稍作統計，已有近九百萬兩之多，加上之前光宗在位一月內所發的兩百萬兩，確實可見到內庫的財力雄厚，至少能夠支撐三年的國家收入，然亦證明熹宗已經很努力處理當時的國家危機了，每次發出內帑，熹宗便要向需求最大的戶、兵、工三部抱怨，如天啟元年十月的上諭中，他就說道:
內帑所發已多，全無實用，且兵餉分毫難省，而動稱無兵，有餉無兵，是何緣故?經撫各官不思覈餉，設法討賊，但苦告訴窮，推罪卸擔...-《明熹宗實錄》卷十五
夾在群臣和皇帝之間的首輔葉向高在天啟二年五月所上揭本中，亦表示左右為難:
臣等竊惟今日封疆多事，今日東西逆賊勢甚猖獗，各處索餉請帑，皆急如燃眉。臣等每當看詳，不勝愁悶，欲擬允，則內帑有限，且恐聖意為慨許；欲擬不允，則地方委系危急，不容坐視；欲擬令戶部設處，則戶部亦束手無策，尚書汪應蛟且稱病求去；欲擬令各省嚴追逋欠，則民窮已極，嗷嗷思亂，追徵太急，必至生變。蓋臣等之苦心，于是窮，而計真無所出矣!
奉聖旨:覽卿等所奏兵事未寧，矧邪教驟亂，具見卿等為國憂勞，朕悉鑒之。...等項所費銀兩，仍著各該部設法處給。況帑金頻發數多，皆為糜爛。...
-葉向高-《續綸扉奏草》卷五〈請內帑揭〉
可見當時明廷已陷入惡性循環，邊疆戰況告急，投入支援，戰敗失去所投資一切，只好加派提高稅額，更快的方式便是請發內帑。儘管內帑我估計應該有一千多萬兩左右，足夠承擔二十餘萬軍隊近三年的軍費，但終究有用完的一天，熹宗便已表示愛莫能助，有嚴格追究各地貪污和欠稅，不然全國追著他討錢，真是永無寧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