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筆記是對歷史社會學著作與論文集的閱讀整理而成,主要架構參考由 Theda Skocpol 所編之論文集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而成。
Every social science - or better, every well considered social study - requires an historical scope of conception and a full us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C. Wright Mills, 1959: 145
以往我們經常認為社會學是關注當下、經驗與事實的一門學科,而不是直接觸及歷史問題,但就像 Marx 於 1852年〈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Der 18te Brumaire des Louis Napoleon)裡面所說那樣,人們在從過去直接繼承下來的條件上創造新事物,我們生活中那些看起來屬於當下的,甚至是屬於未來之將臨的事物,其實可能都是來自過去與歷史。所謂的「當下」,總是含涉歷史條件的構作,換句話說也就是當下的金融資本主義總是關乎於15世紀佛羅倫斯與歐洲的 Medici Bank。我們所生活的當下總是會觸及到來自過去創造的事物之積累,而我們的生活總是有意無意地擾動了這些日積月累的地層。
隨著二戰後美國經濟的逐漸復甦,社會學也在美國得到廣泛的發展,而這門學科也在美國獲得進一步的制度化與專業化(建制化),但儘管社會學在歐洲的起源有著豐富的「歷史主義」傳統,但它在美國的發展過程中卻逐漸失去了歷史感(不過「歷史感」與「歷史主義」兩個概念是相當的嗎?),以 Talcott Parsons 於 1951 年的The Social System 為代表的反歷史傾向,他的概念工作中進行了許多抽象理論的描述,以及鉅觀(宏觀)的普遍性概念用以解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不過,他對於社會變遷的解釋力較為不足(這也是結構主義的先天限制,關注共時性而較忽略歷時性),甚至忽略了社會轉型的問題。而這種過於宏大的理論傾向也被後來主張「中層理論」(middle range)的 Robert K. Merton 等人進行批評。
美國社會學在 50、60年代對於發展與現代化的關注也有跡可循,我們後退一步從社會學看待社會學在美國的發展,背後有著什麼樣的社會結構形塑了今天的結果,我們也不難發現,無論是戰後美國經濟的發展、種族隔離制度與 Jim Crow laws 的廢除或者是高等教育的擴張,這些都促使了美國的社會(與關心它的社會學)產生了廣泛且全方位的變遷。
法國社會學家 Raymond Aron (1968) 則認為,美國社會學是分析和經驗論的,研究「人在社會中」(並非將人脫離社會)的生活、判斷、感受和思考,不過這種社會學並不會影響到現行的美國社會秩序,但他們也很少大力稱讚或歌頌美國社會,他們是自由主義者,認同溫和漸進的改革。
在蘇聯,馬克思主義與史達林主義統治著國家的學術研究,唯物史觀的視野形塑了國家與國際發展的線性歷程,經濟決定論的角度也使得理論較為單一。 Aron 認為蘇聯社會學對自己是保守的,但對別人革命,對教條馬克思主義的批評眾多,但與此同時強調階級意識、批判角度、文化與政治的另一種(非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受到西方對社會批判感興趣之學者的歡迎,例如 A. Gramsci 的文化霸權理論;Lukács 的 《歷史與階級意識》(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 L. Althusser 等人對於馬克思理論的重讀(當然,Althusser 主張回到傳統馬克思)還有英國的「新左派」(New Left)等等。 Aron 認為美國社會學對自己和別人都是持改良主義的。蘇聯社會學有很強的馬克思主義,也使他們無法吸收自由民主的思想。但總體來說,社會學從革命走向改良,歐美社會學實質上調和了「歷史、批判、綜合」和「分析、形式、經驗」的社會學。另外,在蘇聯是否有一種如同像是西方一樣的社會學是可疑的,Greenfeld(1988) 指出蘇聯的社會學更像是一種意識形態與提高行政效率的技術。
Alexis de Tocqueville 與 Max Weber 的思想也吸引同年代研究社會變遷與比較社會研究的學者們,人們開始研究他們的著作,把他們提出的理論與概念,還有(問題意識)重新引入鉅觀社會學的研究中,而在歷史化社會學的嘗試風氣中;對經典的再認識(reconsiderations)中,Weber 的著作尤其受到歡迎,美國社會學會(American Sociology Association)也為此成立了一個分支來重讀 Weber 全集。而在國際社會學會(international sociology association)的票選中,Weber 的《經濟與社會》(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也被認為是世紀最重要的著作。歷史社會學應該被視為一種持續的研究傳統(Skocpol 1984: 1)。而在 A. Giddens 和 R. Collins 的工作中,Weber 的歷史詮釋壓過了基於 Durkheim 傳統與 Parsons 的巨觀社會學,以及一眾新馬克思主義者的學說。這類歷史社會學基於對結構與變遷過程的關注,以及試圖回應歷史中的基本問題,而非是經典理論典範的回應。而同時也有些不怎麼關注歷史的社會學家,他們對於所謂的「宏觀範疇」問題也感興趣,但他們從 Parsons 那種非歷史角度研究,不過,忽略歷史而聚焦於政策與當下的經驗主義往往無法走得足夠遠。不過,對於當時的美國學術界是否基於當時冷戰格局有著對馬克思以及馬克思主義傾向的社會理論的拒斥呢?或者今日美國社會學界同樣對於宏大理論的拒斥,以及轉向從量化的統計研究,對於小問題的執著是否都與學術領域的外在、內在條件及變遷有關?
時至今日,社會學創始人們的經典問題仍存在於當前的歷史社會學視域中,因為他們當時的回答,放到現在來看,有些可能不那麼精準,不夠完善,但無論是基於什麼原因,例如史料的錯誤,引用資料的不足,或者是一種特殊的歷史局限性,他們仍舊提出了一些極好的問題,也值得後人持續追問。而在社會學領域中,Giddens 認為歐洲三大事件影響了社會學的建構過程:法國大革命、英國工業革命以及德國的官僚化,而社會學的奠基者們的經典著作也多是從這些事件與它們影響的社會結構與世界格局探討社會變遷的過程。而我們也不難發現,名留青史的重要學者們多是處於傳統學術的邊緣,甚至是對立面,他們基於非傳統的取徑提出許多深刻的「大問題」,他們的學養、對於問題與歷史深刻的洞察力支撐起他們的學術野心(thinking big)。這些學者是否也像是 Bourdieu(2022) 所提出的「異端」(heretical)概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