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劇《覺醒年代》最吸引我的，是以民初為經、北大為緯，所網羅的人物群像。這裡頭除主角陳獨秀外，還有治校兼蓄新舊的蔡元培、治學會通中外的辜鴻銘。以及，留學時便自許要作「國人導師」，日後也果然於識與不識的一代人如師如友的胡適。
劇中有一幕頗值得玩味。胡適於北大開學典禮演講，引荷馬史詩英譯開場：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辜鴻銘為了和胡適互別苗頭，從學識與階級兩方面進招，不僅口誦荷馬史詩原文，還秀了口倫敦紳士腔朗誦英譯。胡適見招拆招，先避其鋒芒，直承不諳原文，隨後轉換戰場，將援引文句之用意定調於內涵，而非語言聲腔。
我不清楚這幕是否有所本，不過如此對比相當準確地掌握了胡適何以能引領風騷，亦即勝在觀念，而非積學。余英時先生便認為顧頡剛、傅斯年等胡適學生輩的「舊學基礎」不下於其師，甚或猶有過之，「卻苦於找不到一個系統可以把這些知識貫穿起來，以表現其現代的意義」。余先生舉胡適講授中國哲學史課程為例，展現胡適如何以相異於前任教師的歷史斷代來裁剪取捨史料，將周朝之前文獻難徵的朝代盡數略去，讓顧頡剛後來回顧時仍稱胡適有股「截斷眾流的魄力」。換個角度看，這是另一層次的師不必賢於弟子（類似如今研究所指導老師和指導生的關係）。就特定主題而言，老師曉得的也許沒學生多，但獨特的視角能讓學生重新審視所知，有所發明。何況胡適帶來的不僅是單一觀點，而是新的體系。難怪蔡元培在為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寫的序文裡期許這名後起之秀再接再厲，「把我們三千年來一半斷爛、一半龐雜的哲學界，理出一個頭緒來」。余英時先生以孔恩的「典範」說來界定胡適對當時知識界的意義，可謂貼切。
若要就《覺醒年代》一劇的交鋒來評比胡適與辜鴻銘，我會說胡輸辜幾分博學，辜遜胡一派氣度。我由董橋先生《讀胡適》一書得知胡適在〈平綏路旅行小記〉提過那句荷馬史詩英譯，後輾轉查得英譯亦見《胡適留學日記》第四冊，胡適中譯作：「如今我們已回來，你們請看分曉罷。」這一冊我不只讀過，而且讀完了，卻對此句毫無印象。可見雜感札記不能省，省了則書籍經眼亦如未讀。
古人談讀書，叮囑「心中茍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這是著眼心思開竅的靈光一瞬。胡適自己也從寫日記的過程中體會札記的好處，拿來當成「思想的草稿」。這則是藉我手寫我思，將思維轉譯為文字，把「斷爛」、「龐雜」的所知所感補充、整飭，「理出一個頭緒來」，也才能變成真知。胡適要是得見當下社群網路時代，想必如魚得水，只是推特嚴苛的字數設限太委屈他了，而既然要當不肯「呢呢喃喃討人歡喜」的「烏鴉」，於臉書上也難免被「祖」。
胡適於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逝世，現已逾一甲子。我並不在意胡適的論學考據文章我其實讀不懂，也不在乎他的中西學問比不比得上前輩、同輩和後輩。我只願記取他留學救國的氣魄。〈平綏路旅行小記〉提及荷馬所云歸來且看分曉，說「個個留學生都應該把這句話刻在心上，做個口號」。我寧願效法董橋先生，時時刻刻「重溫胡先生這個舊人物的舊事舊思舊感，探望一下學術之外的胡適之」。
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初稿，八月十二日修訂於嘉義鵲枝寫譯樓
以筆名「南鵲」刊登於《人間福報》縱橫古今版 (2024.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