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登及(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風傳媒 2020/2/24慕安會忽然引起台灣興趣：美中互批
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會議」（2020）乎又再次重複著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西方衰落」的老調。與前三年的大會相較，今年的主題口味更重，主要國家的媒體都多有關注，但一樣沒有引起太多台灣媒體的興趣。唯一的例外是美國代表團今年不分黨派、傾巢而出。國務卿龐皮歐(Michael Pompeo)、國防部長艾思博(Mark Esper)、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與前國務卿克里(John Kerry)等連袂出席，且在所有主場、分場都集中火力批判中國崛起造成的威脅，對歐洲友邦則極力要求抵制中方包括華為5G在內的各種科技、投資或基建項目。跳躍地看，這很像在間接復刻冷戰、世界「理念相近」同盟包圍中國、支持台灣入聯……，應該頗令台灣社會振奮。
在場內和場外，中方的前駐英大使傅瑩、駐南非大使林松添與北京外交部發言人、官媒則以級別不對稱但火力不遜的方式反擊，北京甚至驅逐了發表「東亞病夫」評論的華爾街日報所有駐華記者。中方略顯單薄的代表團的另一任務，是吃力地辯解政府防控新冠病毒疫情的努力。這方面世衛、國際紅會等單位代表也肯定中方努力抗疫，稍使北京紓壓。總之，美中上演充滿自信的互批，十分符合台灣近年的政治偏好與社會氣氛的口味，這才引起台媒對今年慕安會一些興趣。
四年憂鬱症：學院派的杞人憂天？
其實慕安會值得更深入關注的，是它連續四年充滿歐洲學院風格的「憂鬱」：「西方」往何處去。這個想法看似純屬歐洲，因為川普(Donald Trump)認為美國正在強大，龐皮歐在慕安會聲稱「美國正在勝利」。不僅美國像是這樣，近年美方所有防務與戰略報告指向的對手中國也將「四個自信」高唱入雲。
筆者倒認為，美中高官當然要行著夜路吹口哨。但只消看到十多年前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對美國未來人口、文化變遷的憂慮，到近年斑農(Steve Bannon)們高調對抗所謂「納粹化」的中國，並四處資助西歐極右派政團打擊歐陸自由派，就可以知道美國絕非高枕無憂。而早已「穩中有憂」、經濟下行的中國大陸，又加上新冠病毒揭露「治理現代化」在體制、公衛、宣傳等多方面巨大短板，中共才會疾呼不僅群眾要「堅定自信」，幹部更要「同舟共濟」。這說明慕尼黑的憂鬱具有一定的普世性，只是立場與位置不同，故此過去以「規範性強權」(normative power)自豪的西歐，竟夾處在美中俄競爭下，才特別憂心忡忡。
慕安會前三年的憂鬱症狀可以從主題看出。2017年大會主題是「後真相、後西方、後秩序」(Post-Truth, Post-West, Post-Order)。「後西方」與文史社科界十餘年來的眾多研究呼應，甚至遠紹「後現代」(post-modern)主題。也因為「後現代」已經是全球性現象，所以不能再僅以「非西方」(non-Western)論之。至於「後真相」與「後秩序」，當然是川普上台，爭議性言行的反響。
2018年會議壟罩在美俄不信任的高峰，主題是「深淵邊緣或懸崖勒馬？」(To the Brink and Back?)會議認為朝核、伊核、氣候危機、網路安全等都使國際秩序更加動盪。2019年的憂鬱還是沒有改善，因為國際秩序似乎瀕臨粉碎，所以大會主題變成「誰來收拾殘局？」(Who will Pick up the Pieces?) 本屆會議壟罩在美歐、美中貿易衝突與美國退出眾多國際協議，當年慕尼黑安全報告中引述美國皮優(Pew)民調顯示，只有美國民眾不承認中國經濟崛起是現實，美國盟友民意卻多半認為華府也是他們國家的一項威脅。各國對中國四出投資與擴軍看法分歧，日韓印澳民意大半認為對本國有害，一些發展中國家則相反。這一年英國確定脫歐，法德簽署「亞琛條約」(又稱法德合作與一體化條約)，成立法德防務安全理事會。此後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多次鼓吹歐洲(當然沒有英國)該有自己獨立的共同戰略。
西方性缺位：國際秩序的雙重裂隙
今年的慕安會報告主題有中譯的困難，它只有一個現行字典沒有的新字：“Westlessness”。有些陸媒將此譯為「西方的缺失」，筆者認為此字沒有優缺點的意思，不宜譯為「缺失」。有台灣報導譯為「漸微」，但此字應沒有「漸」的意思。字根“less”通常是「無」、「失去」之意，例如countless, endless, homeless等等，但會議主題也不像是在說當今世界已經是「無西方」或「失去西方」。加上意味著「屬性」的結尾“ness”，就更困難了。筆者不敏，暫譯為「西方性缺位」，以待高明。
要談「西方性缺位」，首先碰到的難題就是「西方性」(Westness?) 北京前駐英國大使傅瑩2 月21日有一篇回顧會議、追溯至希臘、羅馬、基督教的長文，此處不贅。慕安會報告倒有一個簡短的三元素定義：政治的自由民主體制、經濟的市場主導體制，與國際制度下的合作。正是依循這些標準，報告認為西方缺位不只是因為非西方世界實力崛起，以及馬克宏提示的俄、中、印等大國本就有自己的哲學和世界觀；其更深層的根源在於西方集團自己已經失去西方性的共識(no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what is the West)，使得「西方自己變得更少西方」(The West is becoming less Western)。
這個現象，固然可以訴諸物質性因素，即體系向新興國家「權力移轉」(power transition)的影響。國際關係學的古典現實主義，更能呼應慕安會報告提出的觀念性因素：西方集團自己內部精神上的不統一(spiritual disunity)。今年會上，龐皮歐與東道主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在美歐貿易談判、伊核協議、軍事開支分擔、氣候變化等議題的針鋒相對，只是這些不統一的表象。華府近年以接連退群維護自身利益；右派嘲諷歐洲移民、福利與環境政策；歐洲疑歐論和各國右派選舉接連獲勝；中東歐威權強人以排外反共之姿興起，都更直指「西方性缺位」的核心：精神上的不統一。慕安會報告特別以「右翼極端主義：白與非」(Right-wing Extremism: White and Wrong)專章深入挖掘這個缺位性的核心，並指出社群網絡發達、人口結構與社經條件惡化，使得基於宗教、種族、階級、地域、年齡的種族主義、排外、反猶、反伊斯蘭等不寬容、仇恨心理和部落主義進一步向更小眾的平台蔓延。這些病徵與三元素理想定義下的「西方性」相距甚遠。
權力移轉只是當前西方仍勉力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物質性裂隙。觀念性的裂隙如果放任漂流，則不僅會導致國際秩序的「西方缺位」，也很可能滑向赤裸的地緣政治與大國對抗：無秩序的無政府狀態(disordered anarchy)。這必將使氣候、公衛、軍控、網安等強烈要求跨國合作的全球非傳統安全問題難以治理。一旦有任何角落出現異常，主導菁英與公眾的廉價對策，很快就是尋找「他者」來卸責甚至落井下石，而後者的反作用必是秋後算帳和報復。冷戰後整個中東問題與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反全球化的重商和保護主義就是如此。如果世人繼續以便宜行事的自私處方應付「西方性缺位」，長此以往的惡性循環，災難性的更大危機就不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