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文化運動泛指1920年開始的一連串文化及政治活動，包括1920年東京台灣留學生成立新民會、1921年林獻堂領導的第一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至1934年共請願15次）、1921年蔣渭水創立「台灣文化協會」、1923年「台灣民報」創刊、1925年發生「二林蔗農事件」、1926年「台灣農民組合」成立、1927年「台灣民眾黨」成立、1928年「台灣工友總聯盟」成立、1930年「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1935年舉行台灣首次地方選舉（民選議員）…等等活動。這些在二戰前展開的「新文化運動」，雖然在日本政府統治下受到一定的打壓，但是在這些有志之士前仆後繼的努力下，台灣社會也相當支持這些愛鄉土爭自治的活動。以1923年的「治警事件」為例，當年日本政府針對議會運動的活躍份子進行一場大逮捕，許多人在二審被判有罪，需服刑三到四個月。而這些民間政治領袖入獄前的遊行，除了民眾夾道歡送、放鞭炮、高呼萬歲之外，也在入獄前後拍個大合照來紀念一番，以台中的蔡惠如為例，其出獄紀念照還留存至今：
當年的日本政府就算不歡迎這些政治活動，但是受限於法律，也不能完全禁止這些活動，甚至在戰前還舉行地方選舉來回應這些要求自治的請願。因此以整體來說，台灣人的「新文化運動」算是相當成功的，只可惜二戰的爆發直接中止了這些運動的持續發展。
時間直接快轉來到1945年的「台灣光復」，因為台灣重新回歸祖國的懷抱，「台人治台」在祖國的支持下有可能成真，這對於從「新文化運動」以來一直受制於日本政府的海內外台灣人來說，政治上的期待可說是直接破表，以1946年的省議員選舉為例，應選30名，但是全省的參選人數竟達1180人之多（對照4年後應選30人、參選140人來看可說是天文數字）。對照「新文化運動」時期政治運動的經驗，在日本統治時期就算真的違法，最多也只是幾個月、幾年的牢獄之災，而且在審判制度的保護下，也不一定會有罪，現在由中國人主政，應該不會更糟吧？事情當然不像這些政治夢想家所想的這麼簡單，國民政府不像日本政府在戰前就有憲法保障人民權利，因此以往在中國處理政治運動一向都是殺人不手軟的（1927年「清黨」、1947年鎮壓學運造成的「520慘案」），誤判情勢的結果就直接造成了二二八的悲劇。我們來看看前後同時參與「新文化運動」以及「二二八」的幾位重要人物的遭遇：林獻堂：從1920年在東京成立「新民會」以來，在日治時期一直積極參與政治的富商，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於1949年避居日本不敢回台
楊逵：日治時期進出監獄十次，總刑期不到3個月；1949年後因「和平宣言」獲罪判12年
簡吉：「台灣農民組合」運動健將，日治時期總刑期11年；1950年因加入共產黨判死刑
台灣人延續「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傳統，試著要用理性和平的手段與當權者抗爭，所以才會有「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成立，可惜「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不論是和平抗爭或是武裝抗爭，只要是政治運動，都難逃國民政府的血腥鎮壓，以及之後數十年高壓的白色恐怖統治。昨天參觀了「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赫然發現「新文化運動」與「二二八」的關聯性，特別寫這篇文章來整理我一時的發現。
參考資料：台灣史100件大事，作者：李筱峰，玉山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