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敵人作自己樁腳」這種事，雖然能作，而且不得不作、非作不可，但是，又豈能播之於口？
唐太宗曾說：「小人最聰明，也最識時務，他們發覺他們那一套在這個環境中行不通時，必然會改玄易轍。」
以小搏大東亞政治史上的第一英主，時至今日，在日本人心目中尚無人可與比擬的偉大政治領袖就是中國大唐貞觀之治的帝王——唐太宗。
哈佛大學史學教授黃仁宇也說：「西方漢學家對中國皇帝向來是批評的多，但是，對於唐太宗李世民幾乎是一致的恭維。」（黃仁宇著《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頁一四六）
唐太宗至今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察納雅言」、「屈己從諫」；史官們最愛記載唐太宗豁達大度，對於逆耳忠言都能勉力自制，從善如流；而太宗晚年對於自己平生能統一中國，並成為東亞地區的盟主，成就笑傲古今的事業，也有一番表白：
貞觀二十一年，唐太宗有一次問近臣：
「我的才能並未超過古人，而卻能創建前古未有的大事業，我自己不明白原因何在？你們各位能不能幫我分析、分析？」
這批近臣當然趕緊歌功頌德：
「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焉。」
唐太宗眼見自己的表態大臣們沒有領會，而他也不稀罕那些天馬行空的馬屁之言，也就只好自己分析自己成大功、立大業的五大因素，而其中之一是：
「一般的君主多討厭正直的人、正直的言論，有的君主公然的殺諫臣，有的君主雖然不敢明目張膽的拒諫，也是暗中給進諫言的人好看，這樣的君主沒有一個朝代沒有；而我就不一樣了，從我作皇帝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我從來不曾整過一個這樣的臣子，修理一個這樣的臣子。」（原文載於《資治通鑑》一九八卷）
這一番「夫子自道」，唐太宗倒是沒有誇張，終唐太宗一生不曾對其諫臣「陰誅顯戮」。貞觀時期，因為進諫諍之言而被排斥者極為罕見，為了進諫言而遭殺身之禍者更是沒有。
綜貫中國二十二史，中國史學巨擘趙翼所撰的《二十二史劄記》，考據《新唐書》、《舊唐書》各傳，在「匡過弼違」以忠直著稱的魏徵，以及「推誠盡節」有過必諫的王珪之外，另外列舉了貞觀時代的十四位諫臣：「薛收諫獵；孫伏伽諫元師律罪不當死；溫彥博諫長安令楊纂失察罪不當死；虞世南諫田獵、諫山陵之制不宜過厚、諫宮體詩不宜作，恐天下從風而靡、諫勿以功高自矜、勿以太平自怠；馬周諫大安宮宜崇奉、宗廟宜親祀、樂工王長通等不宜賜官；姚思廉諫幸九成宮；高季輔指陳時政得失；載冑及張玄素諫修洛陽宮；褚遂良諫寵魏王泰太過、諫告成東岳、諫不宜對群臣窮詰張玄素之出身；張行成諫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宜以東西為限；李乾祐奏裴仁軌私役門夫罪不應死；柳範諫以權萬紀不能教太子承乾以正不當誅；劉洎諫帝不宜與群臣論難、諫對上書人不宜面加窮詰阻進言之路。」
而元代的戈直認為，貞觀諫臣之眾，諫事之多已蔚成風氣，為中國專制時代僅見，戈直說：
「一時之臣，非特大臣能諫，小臣如皇甫德參無不諫也；非特內臣能諫，外臣如李大亮無不諫也；非特廷臣能諫，宮妾如從容徐惠亦無不諫也；賢臣而能諫，固也；佞臣如裴矩亦諫焉；中國之臣能諫，固也，夷狄之臣如契苾何力亦諫焉（《貞觀政要》卷二求諫篇）」
——連裴矩本是隋煬帝面前逢迎拍馬的小人，但在貞觀時代竟也敢於直言，諍諫太宗司門令史受罪不當誅。
不過，「從善如流」豈是容易的事？唐太宗因諫言而動怒乃至發怒的事屢見不鮮，可見唐太宗的「屈己從諫」也頗有一番天人交戰，動心忍性。只不過他是「忍無可忍，還是再忍」。
貞觀二年，有一天有人進獻一隻極佳的獵鷹，十八歲即領軍作戰，性好田獵的太宗將這隻獵鷹放在手臂上，正逗弄賞玩得不亦樂乎時，忽然侍臣進奏：魏徵求見。太宗自知賞玩獵鷹與魏徵心目中帝王的形象差距太遠，只是一時無法迴避，於是急忙將獵鷹塞進衣服裡。魏徵見了皇帝向來是長篇大論，說個沒完，魏徵走時，這隻上品獵鷹已活活被悶死。而唐太宗除了暗自生氣，倒還不至於向魏徵動怒。
有一次，唐太宗命禮官祖孝孫教宮女音樂，覺得沒有教好，就責備祖孝孫，溫彥博、王珪進諫：
「孝孫是一個讀書人，陛下要他去教宮女樂舞，還要責備他沒教好，臣切以為不可。」
唐太宗很生氣地說：
「我將你們當成心腹大臣，你們卻欺下罔上，幫著祖孝孫說話。」
溫彥博被嚇壞了，馬上謝罪；王珪不但不謝罪，還直言以對：
「陛下要求大臣的忠直，我今天的作法沒有一點私心，所以今天是陛下負臣，不是臣負陛下。」
對於王珪的直諫，唐太宗的反應是：自己閉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