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與敵同眠”

我繼《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後的一個工程該是“美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嫌不宜固置於舊方法，遂另闢蹊徑。此工程從《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的過渡是仍在批判中國人的《未斷奶的民族》一書的下半部、英文著作《中國人國民性論述: 從國民論到個體論》(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的最後一章、《殺母的文化：20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的全部，以及還來不及寫已被新形勢趕過的《男性的邪惡王國》。

該工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是美國女權的“與敵同眠論”。一直以來，可說沒有中國讀者看得懂，離吾人生活經驗太遠，處彼等想像之外：男女關係怎麼變成“敵我矛盾"了呢？中國文化以太極含兩儀為範本、傳宗接代為不朽觀，男女皆亟亟於成家、安身、立命。美國人此論近乎魔怔，有可能代表“時代精神”否?然我先論證“殺母的文化”瀰漫於20世紀下半葉的美國，與其衍生的“與敵同眠論”之成為1990年代的時代精神有某種必然銜接。今日只能當歷史讀，作為顛覆“異性戀羅曼史”（父權社會的基礎）這個偉大的美國制度，它已失重磅炸彈的功效，被同性戀主流化和多性戀(plurisexuality)的盛行頂替了。

對國人無從說明的“與敵同眠論”，我卻在今日的“美中關係”裏找到了一個絕妙的寫照。若說美國人目前彷如冒染性病之險仍去嫖妓，並不恰當，因為嫖妓從不能當做一日三餐，既云脫不了鉤又必須"去風險”的！美國對中國的"不脫鉤，唯去風險耳”除了是仍需依賴中國的遮羞布，也當作外交辭令使用，雖然跟對方說"汝乃風險，非敵人"仍是假中性用語，總比美國在全世界範圍，尤其對自己的國民把中國"妖魔化"較為偏中性。故1990年代美國的一種被害妄想的男女關係論述反足以成為今日“美中關係”的寫照。

1991年的一部電影《與敵同眠》(Sleeping With the Enemy)成了時代的里程碑，同年的克隆就有1956年舊作重拍但灌入九零年代新酒的《死前的一吻》（A Kiss Before Dying）、《受騙》（Deceived）、《死亡念頭》（Mortal Thoughts）、《油炸綠色番茄》（Fried Green Tomatoes），以及1992年的《她醒了》（She Woke Up），皆以“殺夫”為主題。殺夫題材歷來有，多為懸疑推理故事，但進入1990年代則被女權意識形態化，成為“解放鬥爭”。《死亡念頭》是兩個閨蜜交換殺死對方的老公。《油炸綠色番茄》則是一名受家暴的女子與姊妹淘在一些黑人開的餐館裡把追殺而至的老公殺了，把他碎屍，做成燒烤肉，招待顧客，連來查案的警長也有份，證據就在他鼻子下，被他吃掉了。(詳《未斷奶的民族》, 巨流圖書1995, 頁490-493)

《與敵同眠》中受老公宰制的妻子

《死亡念頭》裏閨蜜交換殺死對方的老公，表示性別團結勝於異性戀結合。《油炸綠色番茄》則突出婦女與黑人結成受壓迫族群的“統一戰線”。在這裡，變成打倒白種男性了，而不只是婦女從“夫權”底下解放出來。如此“殺夫”能作為今日“美中關係”的寫照嗎？這不啻索性把被“妖魔化”了的中國一槍斃命算了。

《死亡念頭》裡交換殺死對方老公的姊妹淘

《油炸綠色番茄》中至"殺夫"餐館查案的警長不知廚子正在烤人肉

然而，“殺夫”以及“女性殺父”（本文從略，詳《未斷奶的民族》，頁506-518）的時代狂潮是一種集體歇斯底里，卻不是時代的全部，在1990年代裡，美國人照常男婚女嫁，男歡女愛則益形氾濫，婦女墮胎仍是主要訴求。這或許才是“女權”的主戰場：力圖剷除男女的生理界限，不得由女性單方承受性事的生理後果、不得因懷胎把自己的生涯規劃被男性超趕了、不得因生理構造的不同忍受差別待遇，不准滿足男性獨享的多性伴慾求，等等。不然，何來“平權”之有？如今，上個世紀末的“殺夫”早為美國人遺忘，捍衛墮胎權卻從來是美國女權的重中之重，幾成節節敗退給共和黨的民主黨的唯一勝算。

然而，1990年代的歇斯底里卻營造了一種時代氛圍。女人與男人發生性關係，早上起來告“強姦”的案件似乎集中在那個年代，案子不勝枚舉，拳王泰孫於1992年鋃鐺入獄即其昭著者。男女關係頓成死亡陷阱，牽連最高法院提名人、聯邦參議員，故總統甘迺迪的外甥，循至在任總統柯林頓。世人不知者還以為美國是由一群色情狂領導的國度！一直以來被認為人生常軌的男女追求亦與“性騷擾”混同，乃至有人建議男人向追求對象示愛時最好有律師在場。

因"約會強姦"鋃鐺入獄的拳王泰孫

與捍衛墮胎權比較，“與敵同眠論”確是太菁英主義了，不接地氣。與世界各地一般，工作場所是邂逅異性對象的一種機緣，但被泛性侵論者將工作場所搞得神經兮兮—有一個影視鏡頭是一位男同事走去女同事的崗位上向她示好，女方的反應是拿起釘書機作勢往他腿上釘去。如此刁斗肅殺氛圍斷絕了不少女同胞與異性對象交往的機會，她們不無怨言：“經受不起[從業的]烤，返廚房吧！”(If you cannot take the heat, go back to the kitchen！)目前美國基於自身的被害妄想，對與中國有貿易需求的國家橫加干涉，亦彷若。

 “與敵同眠論”的揭櫫者以知識分子、大學教授居多，她們難免居高臨下要“解救”被男人剝削的性工作者。女權理論家德沃爾金（Andrea Dworkin）在1987年發表的《[反對]性交》(Intercourse)一書中，把性交說成是“殘酷地不遵重人的個體性、侵犯疆界”。1993年夏，德沃爾金份子在芝加哥舉行一場反春宮大會，卻以憎恨男人為基調，口號是“男人太多、彈藥不足”、“死掉的男人就不會享用春宮”、“直通男人的心之捷徑就是當胸一槍”。一群性工作者卻在會場外示威，口號是“替男人口交總比沒有工作好”(A blow job is better than no job)、“我的身體乃我的生意”(My body is my business)，語帶雙關，亦有“我的身體是我的事，關你屁事”之義。美國從業性工作不一定出於貧窮，乃市場供需關係製造的就業機會，好比美國的“死亡商人”為世界各地的戰爭尤其是美國發動的戰爭提供軍火一般。美國人大規模槍擊同胞已成“日常”，既有此市場，槍枝製造業亦如常供貨。

Andrea Dworkin

1990年代的“與敵同眠論”雖云事過境遷，實質上乃一場入了膏肓的沈痾在九零年代的發病型態，此沈痾正在腐蝕“異性戀羅曼史”這個偉大的美國制度。細觀1990年代美國的大眾文化，固不限於女性解放運動的“與敵同眠”版，也比任何時代更充斥將“異性戀羅曼史”作冷嘲化處理的作品，在故事裡，反派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如是前者，則表現為大情人，讓女方享受她人生中最天旋地轉的羅曼史，但這只是魔男達到愛情以外目的（往往是犯罪）之手段，女方則被坑。這類題材可以是傳統的“恐怖情人”故事，在1990年代被女權意識形態化，進入量產期而已，女權版的改寫在讓女方反客為主，成為贏家。這類冷嘲劇如果女方是反派，她利用舊情復熾，或訴諸男性的自我(ego)好充“護花使者”的英雄心理—亦即是把傳統異性戀中的“男性的性別角色認同”玩弄於鼓掌上—假裝自己是家暴受害者，擺佈男友殺掉自己圈定的對象，如果死者是丈夫，女方則繼承遺產、逍遙法外，那個冤大頭男友則伏法入獄。“與敵同眠”豈限於一方性別！

美國基本上是一個墮胎文化，比世上任何地方更強調女性身體自主是一項人權，連歐洲都未能望其項背。在主權化的自我底下，孩子變成了“身外物”，配偶當然更是“身外物”，一切都得服膺主權化的自我理性調度，也落實“唯有在我全面控制時，傷害才不致加諸吾身”這個最高指導原則。上述那些犯罪故事只是大眾文化將此原則作乖張表述而已，把性交說成是“不遵重人的個體性、侵犯疆界”自然也是菁英份子不食人間煙火的乖張版。這裡並非單歸咎女性，男性若還未完全擺脫“一家之主”的傳統角色，仍把老婆子女當作“身內物”，則基本上與美國人反依附的“個體化”邏輯背道而馳，也說明為何美國由女人主動的離婚案已賽過男人（詳大選與“博物館驚魂夜”）。在新女性、同性戀、多性戀的夾擊下，傳統男性角色跡近瀕臨絕滅的物種。美國的保守派不得不進行保育措施，致力拿掉美國女性個體的墮胎“人權”。

透過好萊塢這部寰宇宣傳機器，美式“異性戀羅曼史”已成為全球（伊斯蘭國家除外）的楷模。這個偉大的美國制度光芒萬丈，東亞的那種安身、成家、生男育女、相安無事，缺乏煙火騰空的男女關係黯然失色(詳致友人《宜消釋異國情緣未了之恨》書—兼評“一個偉大的美國制度”)。那麼，美國把它偉大的“異性戀羅曼史”淪為殺戮戰場，豈非在製造認知大失調！同樣道理，“全球化”也是美國首倡的願景，為何“人類命運共同體”不自美國人口中出，反而被習近平說了呢？

美國如今把全球化演生的美中關係理解為“與敵同眠”。中國價廉物美的消費品乃美式消費社會的維生系統，尤其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以後，它讓美國暫緩了另一次大蕭條的休克。但是，全球化讓中國在某些美國不准超前的領域裡領先了，又無法如對付日本般強令它自宮，中國頓時登上美國大敵的榜首。美國人之對付華為，好比生意做不過人家，就找一批流氓去砸人家的店。美國人之對付TikTok，則似香港發生過的：把競爭對手的醬料產品陳列於超市架上者偷換一瓶下了毒的，導演食安事故，把對手的商譽整個地掃地，對手的那盤生意就搶奪過來了。但還說鬥而不破，並發明“去風險”(de-risking)的新話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