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友人《宜消釋異國情緣未了之恨》書—兼評“一個偉大的美國制度”

你的人生憾事無需過度自責。我在《殺母的文化》中指出：美國人以中國人為反面教材，是因為中國男人在媽媽與異性戀對象之間猶豫不決、進退維谷，不利異性戀羅曼史（heterosexual romance）這個偉大的美國制度。這裡所謂的“媽媽”只是心理動力學(psychodynamics)的一個代數符號，不必有一個具體的母親橫梗其間，它只是情感困陷在人生早期被動狀態的一種表述。在中國人的文藝想像裡，遠的《兒女英雄傳》不說，近者有金庸小說裡令讀者神往的情節: 有這麼一種男性，在兩性關係裡巋然不動，如柳下惠，卻總有一個甚至多個理想化的女方全面採取主動。

在“並沒有那麼理想”的實況中，則是個人在不進與不退之間無所適從，因此就讓一個“意外”代自己做出決定。這是心理“失敗的機制”(a failure mechanism)在發生作用。存在主義者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指出：在人生關卡上，自己不做決定者，最後這個決定還是做了，只是並非由他本人，而是被動地由情境替他做出，情況非其掌控，而是發生在他頭上—其實是替陷在僵局裡的他脫困。

錢鍾書《圍城》裏的方鴻漸，似乎就是這類寫照。面臨自己最鍾意（也是人生中難得一遇）的對象，他只是稍遭誤會，就自慚形穢地打退堂鼓，最後的歸宿則是將就人生，與一個他基本上無感的女子結了婚，主要仍然是由女方主動並且佈局，不去挑戰他那份不足夠的心理資源。

而異性戀羅曼史之作為一個偉大的美國制度（a great American institution）透露的是更廣義的對“主體能動性”的崇尚，視其為“個體化”的一個主要發條。在大眾文化的表述裡，一個男人為了挽回正在離去的愛戀對象，可以在大庭廣眾間—飛機的機艙裡，甚至數萬人的球場正中央—向一名女士示愛和求婚；一對戀人明明已經處在不可能的情境中，仍會發生男方闖入正在舉行婚禮的教堂中去搶親；或者是處於兩個不同的時空，但男方仍然穿越時空到女方那裡與她團聚；或者，男女分屬兩個物種，男方是人類，女方是人魚，最後是男方跳到海裡變成人魚，與女方結合。2011年的一部《命運規劃局》(The Adjustment Bureau)裡的一個機構為了世界的前途拆散一堆男女的因緣，折騰了很久，男主角仍在女方將與他人婚禮前夕，強拉著她狂奔至規劃局的天台上，以一個相擁熱吻令包圍他們的局員都消失。

美國人用to die for與to kill for等頂級詞(superlatives)去圈點這股勁道，其實如“割股療親”是中國人孝道的誇張版一般，不必當真。具備追求“異性戀羅曼史”的心理資源乃理性的個人主義的一環，並非飛蛾撲火，在成長過程中被剝奪這份資源才具毀滅性，方才斲喪人權呢。20世紀下葉，美國人研究中國人的性格，除了從佛洛伊德的性成長論切入之外，也總與當時另一門顯學扯上一點邊，即威權主義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論。言下之意，如果一個人格成長不介意（甚至不知覺）性愛的剝奪，也會少在意（或知覺）家長式的統治。

的確，當一個人格的心理成長與生理茁壯失去協調，造成錯位，原本是個體發揮伸張性的情感動能，反會被當作身上懷有違禁品般地窩藏。對中國人心理天花板如此低矮，我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用了“自我壓縮的人格”、“不敢讓自己太有吸引力”、“‘身’受其害”諸般形容。換而言之，未能表現一個成熟的人的自信心，遑論散發男性與女性的魅力。

在成書以後，我始認可中國人個體另有建立自信心的途徑，那就是功課很好、事業有成就。其實，自信心該是全方位的，並非捨此取彼項。我們這一代，常聽聞父母要求子女在大學求學期間不談戀愛。這種事在今日難道已絕跡?我在2010前後教學的班上仍有聽聞。不過，在揭櫫“人權”的今日，有些子女可能會像西方國家出現的反抗政府防疫的口罩令、居家令、接種令一般: 對著幹。然而，心理沒有這份資源，什麼也發生不了的，仍可心安理得地把它歸咎到“不想令父母傷心”上頭，並且以求學與事業作為掩體。

時至今日，美國這個“異性戀霸權”已經遭到女權與同性戀的詬病，但仍未失其主流地位。1990年代，一位美國跨文化心理學研究者在中國大陸的一所大學課堂上發了一份問卷，問的是“在你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麼？”大部分人回答：“工作與事業。”中國人不是“家庭觀念很重”嗎，怎麼不是“家庭“？那就更輪不到“戀愛”了。美國學者對這份田調下的評語是：如果是美國的年輕人，答案會是“一場畢生難忘的羅曼史”！

怎麼說“異性戀羅曼史”是一個偉大的美國制度呢? 因為它猶如我們“偉大的中華制度”孝道一般，不斷生產可比擬“孝感動天”的神話。男歡女愛該是當今世界各地(伊斯蘭地區除外)大眾文化的基本劇目，但唯有美國故事把它上綱成驚天地、動鬼神，具救世的威力。這類故事不勝枚舉，已成陳腔濫調，下面只列我紀錄的與最新近的。

1983年的《天生一對》(Two of A Kind)，是喜劇，它說上帝要毀滅世界，除非世間有一對男女願互相為對方犧牲，上帝才會回心轉意。劇中的男女主角就是這一對，女主角先為男主角作出了犧牲，最後是男的為女方犧牲的機會來臨：女主角被一個瘋漢搶劫犯劫持，男主角去搶救，代她挨了一槍。上帝因此不重演洪水滅世。這個故事超爛，只是突顯上帝乃異性戀的強制執法官，在《聖經‧創世紀》裡就這麼說: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1997年的《第五元素》(The Fifth Element)是科幻寓言: 5000年一周期，宇宙的邪靈會襲擊地球，唯一能消弭它的是曾存放在埃及一所古廟中的5種元素的組合。其中地、水、氣、火由4塊刻石代表，第5元素在一具石棺中，是一個謎。待末日臨近，石棺在運送過程中被地球上的奸人炸毀，地球政府利用生物科技從僅剩的一只斷手重建整體，竟然是一名妙齡少女。她從陌生的實驗室逃脫，跳落一部未來化的空中飛行的計程車裡，司機正是男主角。繼起的情節就是他保護女主角並取回4塊刻石。當5大元素齊集於埃及古廟，女主角因為曾遭槍擊身受重傷，對人類心灰意冷，發不出威力，大難卻已臨頭，男主角在最後關頭對她示愛，給了她一吻，也給了她力量，5大元素的神光遂聯成一氣，擊敗了宇宙的邪靈。故事的靈感來自古希臘哲學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他的宇宙是由4大元素組成，所有變化和運動就是這4種元素由愛與恨聚合和分離造成的，“愛”是泛指凝聚力，自身並非元素，亦非狹窄化的男女之愛。到了現代美國大眾文化手裡，第五元素卻成了無堅不摧的“異性戀羅曼史”!

2004年的《手札情緣》(The Notebook)，開始時場景是安老院，一名男性志工週期性地給一名女病患讀故事，是一對年輕男女的羅曼史: 諾亞和艾麗，男方是木廠工人，女方是富家女，他們的情緣遭女方家庭隔斷，失聯了數年，直至艾麗婚禮前夜，從當地報章上看到諾亞已將一所廢莊園改造成曾應允她的理想家園，就前往探訪，重拾舊緣，艾麗的母親跟蹤而至，將被她沒收的諾亞寫的365封情書還給他們，並說自己年少時也愛過一名窮小子，勸他們好自為之，艾麗痛苦掙扎後，終於回去和未婚夫解除婚約，與心上人結合。故事至此，觀眾始知他們就是今日的男志工與女病患，後者患的是失智症，因此男方給她讀故事已周而復始了無數遍，志在勾起她對他倆共度歲月的記憶，但見效的時刻頂多5分鐘。最後一回是他倆共舞，她隨即發現他是“陌生人”而驚叫，看護給她注射了鎮靜劑，他則因心臟病發作被送進鄰近病房，晚間他卻不按規定走入了她的病房，這回她立即認出是他，兩人相擁而眠，翌日護士發現他們死在彼此懷裡。

如果上一個故事是異性戀的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終至戰勝了失智，2005年的《出竅情人》（Just Like Heaven）的訊息則是異性戀羅曼史能締造起死回生的奇蹟。開場時，一名工作狂沒空暇談戀愛的女醫師伊麗莎白似乎死於車禍。3個月後，一名新近喪妻的景觀設計師大衛租住了她的公寓，伊麗莎白卻在公寓裡浮現，控訴他是擅自佔居者，大衛則責她是非法入侵者。但伊麗莎白卻不知道自己是誰，且能穿牆過壁，男的認為他遇見鬼了，女的卻拒認自己已死。兩人遂竭力找出她是誰，終於發現她仍躺在醫院裡，處不醒狀態。當伊麗莎白的姊姊告訴大衛租約將變成長期的，大衛警覺伊麗莎白的維生系統將被切斷。此時兩人已產生愛意。伊麗莎白說讓我們渡過最後一夜吧，大衛卻不死心，翌日串通在醫院工作的友人盜取伊麗莎白的病體，被警衛發現，在拉扯中把伊麗莎白的維生系統扯斷了，大衛對她的身體狂吻，伊麗莎白終於回魂，醒後卻不認識他，大衛黯然離去。伊麗莎白回到自己的寓所，有一股力量將她引到天台，大衛已將它設計成花園景觀，女方要求繳還鑰匙，兩手一接觸，她的記憶回來了，下文不言可喻…。

2010的《顛倒世界》(Upside Down)是另一則神話。在宇宙某角落，有這樣一種天文系統：兩個幾乎擦邊的星球圍繞同一個太陽轉動，各自有自身的引力，任何來自對方的物質其重量會被取消，而且只能待一段時間，就會燃燒殆盡，還有人為的禁令: 踰越者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可至死刑。一段兩性之間的羅曼史竟在這樣的環境裡展開。故事象徵意義十足: 男主角曰“亞當”，女主角曰“伊甸”。亞當是貧窮的“下世界”的住民，伊甸則居住在富庶的“上世界”。孩時的亞當常攀登下世界的最高峰，在頭頂對頭頂的狀態中邂逅了上世界的女孩伊甸，就用繩索將她拉下來交友，次數多了，終於被執法人員發現，亞當手臂中槍，沒拉住將伊甸放回上世界的繩索，她重重地摔了回去，亞當以為她死了。長話短說: 成人的亞當研發出一種反引力的產品，且發現伊甸沒死，但因頭部受創而忘記男方是誰。最後，他克服了引力、法律、女方的失憶症三重障礙，與女方團圓，並且生了雙胞胎，他們的雙子星球也因反引力產品的成功，變成共同富裕，兩個星球的孩子們透過籃球賽互動。

最近的一部是在本月份(2022年4月)看的《厲陰宅3：是惡魔逼我的》(The Conjuring: The Devil Made Me Do It )(2021)。這是一齣根據1981年的一樁真案改編的戲劇—該案是美國首宗辯方宣稱因“惡魔附體”殺人的案件。裡面的中心人物是艾德華與羅蘭華倫夫婦(Edward and Lorraine Warren)，他們是有名的妖魔學家，2019年夫人才去世。他們在案發前後都以其專長作證，電影卻把這對夫婦改寫為捉妖的鍾馗，最後且將召喚魔鬼的女巫消滅。將真實人物納入好萊塢化的公式是十足的大眾文化，然其獨異色彩仍是美國式“異性戀羅曼史”之戰無不勝。劇情的了結是夫婦倆闖進女巫的地穴，欲毀掉她作法的祭壇，但老公被妖魔附體，掄起大鐵鎚攻擊妻子，後者呼喚他回憶30年前她倆定情的那刻: 在雨天涼亭裡的初吻。老公仍然一鎚敲下去，卻是將祭壇敲碎了，女巫被剷除，老公卻因心臟病發倒下，藥物忘在家裡，沒帶在身上，妻子則於此時打開她頸上的心形練扣，取出一顆救命藥給他。

這些故事，與中國的“二十四孝”一般，不必當真，它們代表的毋寧是一種意向，與中國人尊奉孝道一般，失敗的例子不會比模範少。我的《殺母的文化: 20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蒐集了522頁的資料(中信版)，透露了建構美國式“異性戀”的歇斯底里的一面。這些心聲披露的不全然是未達標者的忿怒嘶叫，也是一種無止境的戒慎防微、時亮警訊，跡近被害妄想，竟然把懷有“母親情結”的變態殺人魔和“中國人”一律當作了反面教材。

至上個世紀末葉，美國的“異性戀霸權”已處於猛烈的砲火下。一旦當“異性戀羅曼史”形成一種強制性，對異性不感興趣的人怎麼辦?《聖經》當他們是遭天譴的一群，在時髦的現代心理學眼裡，他們是“受阻滯的人格”。在20世紀的美國，同性戀所以會被當街打死，乃因為不乏力圖證實自身“異性戀”性別認同者，正竭力鎮壓自己身上的同性戀因素，卻偏偏有人亮著它招搖過市，於是，用來鎮壓自身的內用暴力就會找到一個渠道外射為對他人的暴力。

“異性戀”一旦成為一種強制性，男方亦會不斷在女性身上尋覓對照組，以便證實自身的性別角色認同，如果女方不想常常被提醒當這個對照組，就會成為一種“騷擾”。我不禁有一想法，在當代中國人的地方，性別平等已成為現代法律，卻缺乏美式“兩性戰爭”的土壤。如果中國男性只是虛君的光緒帝，就何來戰端?美國的男性理想無疑是建築在主宰性上，對女性必須是主攻、追求，讓自己有表演羅曼蒂克的用武之地，但主攻、征服、與性侵的界線往往模糊化。美國的女性也已醒悟: 不再用傳統的女性性別角色繼續“成全”傳統的男性性別角色，也開始建構自身的主宰性，遂出現一種遇強則強的局面。中國人虛君化的男性性別是否在玩老子的“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弱者盡收能者之功? 即便如此，形成的也是一種共生的依存關係(co-dependency)，兩性皆無“個體化”。

你實在沒抱憾終生的必要。中國人與美國人都是各自被自身文化“編了碼”的。中國人從孝道出發，婚姻是為了傳宗接代，性大致上為此服務，而不是如福柯所說性是“自我的詮釋學”(hermeneutics of the self)。中國人的同性戀面對的也不是“異性戀霸權”，而是傳宗接代的壓力。完成家族任務是為了別人而活，“性”不足成為一種自我詮釋，其實自我是甚麼都無所謂，更不必具有搞一場天搖地動的羅曼史的心理資源，只需有生殖能力便得。中國文化為“柳下惠”與“登徒子”之間保留的灰色地帶亦非十分寬廣，不足形成一個多彩的光譜。現在這一代華人在表層上有所西化，在深層處大致上似乎依舊—如果我對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的分析仍具時效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