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一個西方觀點的評述
三
但在上述這種文化氛圍之中，即以歐洲為中心的單向觀點，閱讀過程中出現偏差還是不可避免的。於是，普魯士的語言學之父威爾海姆‧馮‧洪堡特 (Wilhelm von Humboldt) 首先提出一個觀點，認為中國語2 是一個原始的語言，而它的原始性正在於這個語言的「簡單化」的文法結構。所謂的「簡單化的文法」乃相對於具屈折特性的印度-雅利安語系 (Indo-Aryan languages) 的語種而言。
此後，幾乎所有研究語言學的歐洲學者都在這個基礎上論述中國語。另一名普魯士語言學家奧古斯特‧舒萊謝爾 (August Schleicher) 受到達爾文演化論的影嚮，將語言學視為一門自然科學，認為所有語言都是從簡到繁的演化。他將世界語言分作三類﹕孤立﹑黏著﹑屈折。孤立語的語法僅僅建立在句子中字與字之間的位置關係及它們的連接詞上。比較重要的一點是，孤立語中的字無論放在什麼位置亦不會變形。一般來說，孤立語屬單音節語言。在這個分類之下，中國語屬於孤立語。黏著語比孤立語複雜。黏合語指簡單串聯數個語言元素而合成複詞，其特點在於合成後，語言元素如詞幹或詞綴不變形。屈折語又比黏著語複雜。屈折語的特徵是使用具屈折性的語素 (morphemes) 來表達多重的語法關係。語素 (譬如詞幹) 變形是主要的手段。屈折語一方面比孤立語複雜，因為它的字 (在一個句子中) 不受位置限制或這些字的位置不足以決定它們的語法功能或意義﹔另一方面，屈折語比黏著語複雜，因為它具有變形手段。
對舒萊謝爾來說，這三個類別不僅是一個分類，更是語言成長的三個階段，而成長的過程是一個從簡到繁的過程。在達爾文的進化論影嚮下，舒萊謝爾將語言視為一個生物現象，因此語言具有從簡到繁﹑從原始到精致的演化。
這個觀點很自然便將屬於孤立語的中國語編入最原始的 (...auf dieser urältesten Stufe sprachlichen Lebens…)，僅有模彷自然界的個別的語音的語種﹕欠缺動詞﹑名詞，因此便沒有動詞變化 (Konjugation / Verbflexion) 或名詞變化 (Deklination) 而有別於印歐語系的語種。[Schleicher: 1863]
舒萊謝爾的意思是，中國語沒有識別動詞﹑名詞﹑副詞等的語法機制，因此動詞﹑名詞﹑副詞等在外觀上毫無分別，單純由該字所處位置決定。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語是一門原始的語言。
到了馬斯‧穆勒 (Max Müller)3，他一方面受到舒萊謝爾的影嚮，但作為一名路德會信徒，他卻不能接受達爾文的演化論。穆勒認為人類語言是基督教上帝的恩賜，於是他將一個目的論加於演化論之上，而有所謂的「神導演化論」(theistic evolution)。在這個框架之內，穆勒認為中國語沒有語法，即不是屈折語。[Müller: 1862] 這個觀點其實與舒萊謝爾的觀點並無二致。
與穆勒同期的有英國數學家曉‧麥哥 (Hugh McColl)，他的興趣基本上都與語言 (人工及自然) 有關。他在邏輯方面的一些意見，尤其是他在符號記法上的實驗，對日後形式語法頗具參考價值。麥哥也做了一些分析自然語言的工作。達爾文的演化論對當時學術界的衝擊似乎相當深遠。麥哥亦在演化論的影嚮下思考自然語言的問題。他接受了穆勒的理論中「進化」的部份，拒絕了他的目的論，於是便回到了論舒萊謝爾原來的觀點。因此，對麥哥來說，語言是一個由簡到繁的「進化」的自然現象，非上帝的傑作。[Astroth 1999: 146]
關於中國語，麥哥基本上遵循穆勒的分析﹕所有印歐語系的語言都發展出形態演變 (morphological evolution)，但中國語卻無需任何分析即可獲知其組成部份。這種語言沒有詞根聚結 (coalescence of roots) 機制：每一個字都是一個詞根，每一個詞根都是一個字﹔我們可以想像人類語言存在的最原始階段就是這樣，淺顯易懂。[Astroth 1999: 166]
在十九世紀的思潮土壤之上，歐洲文明的快速發展以及歐洲文明對非歐文化的好奇主導了語言學的研究，並普遍地將中國語視為一個簡單及原始的語音系統。
作為一名數學家和邏輯學家，麥哥有關自然語言的意見基本無異於舒萊謝爾或穆勒的觀點，但他對中國語的一個簡短見解卻可能遠遠超越了歷來研究中國語的語言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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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導論〉部份將一律使用「中國語」一詞，以強調所述歷史背景。
3 十九世紀普魯士語言學家，後來移居英國。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