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無論凡夫俗子、文人雅士、達官顯要對於自身未來的生命路程沒有不心存好奇、期盼一探究竟,所以,不分中外,命相占卜之學在紅塵人世都源起甚古。西洋占星術暫且不談,即以我國而言,探究個人命運之術多端,包括:以太陽週期推算個人運程的子平(八字)術,以太陰曆究明個人性向的紫微斗數,透過人的身、形、容態、舉止以斷休咎的相人術,以至於占卜的梅花易數、鐵板神數、大六王、時課、奇門遁甲……等等。不過,中國的命理之術無論是推命、占卜或相術,有一共通點:立足寰宇、放眼天下,以定個人在宇宙中所處之位而後究吉凶悔吝,乃至於進謀旋乾轉坤、轉禍為福,可以說,中國命理哲學的特點是:衡命、順命而不宿命!
歷陽這個城市曾在一夜之間被水淹成了一個大湖;秦國的將領白起將投降的趙國士兵四十萬人活埋在長平,兩個情況都造成了集體死亡。
王充根據這件史實調停折衷儒墨兩家之說——先天的命與後天的環境都影響人一生的運程;也就是說,先天的命只是構成個人命運的一部分,在通常狀況下,它對人一生的運程應有很大的決定性,但是,先天的命的影響力仍然受後天環境的制約(命與環境兩者間的狀況就如一般法令與憲法,一般法令實有其涵蓋面與有效性,但是,一般去令一旦與憲法精神抵觸即自動失效),王充說:「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逢之禍大,命善祿盛不能卻也。」——王充認為:歷陽、長平這兩次集體死亡的事件當中,難道就沒有一個好命的人嗎?只是,當大環境不好之時,他們的好命福祿也都無用武之地!
三○年代全球經濟不景氣,雖然那時的交通、資訊不若現今發達,但是,全球幾乎無一處得以倖免經濟衰退的噩運。即以現今而言,當越南淪亡之時,科、伊戰爭爆發之際、橫死於那塊土地之上、戰火之下的人豈皆無壽考之命?豈皆是夭凶暴斃之人?——大環境不好,也就不奢談個人命(運)了!
大環境的良窳固然深深影響生存其間的個人的命運;同時,個人的才性(命定)與時空(天、地、局)的配合狀況也同樣深深影響個人的命運:若是個人的才性宜於所處的時空,謂之「運好」,也就是一般人以為的「命好」;若是個人才性與所處時空相悖,謂之「歹運」,也就是一般人所謂的「歹命」。
王充「論衡」第一篇「逢遇篇」有一個故事:
在周朝時,有一天一位老者坐在路邊痛哭流涕,有人好奇問他原因,這位老者說:
「我一生幾次出仕作官,都不受重用,現在年紀這麼大了,看來這輩子想出頭已是不可能了!」
圍在他身旁的人忍不住問道:
「你好幾次作官,為什麼一次都不被重用呢?」
這位老者說:
「我年輕時是習禮樂的,剛出仕時,皇帝喜歡老成之人,認為年輕人辦事不牢靠,所以不被重用;這位喜歡老成之人的皇帝故去之後,新皇帝重用武將,我就去習武,待我習武有成之時,又換了一位皇帝,新皇帝注重文治,可是他喜用輕年才俊,而我己垂垂老矣,又豈能受重用?」
這位老者的生命悲劇雖然絕非命運的真面目,但是,誠有其事實性的一面——因為,他的主觀條件與客觀環境的需求始終不相合,當然運途多蹇!
此一老者的寓言在紅塵人世亦不少見,宋代蘇軾學識、品德、治事之能力豈是不佳?任杭州太守所修築之蘇堤,造福民生,迄今不衰!——奈何他的性情與當時的政治環境以及執政者的個性完全不相容,乃使蘇軾運途多舛,愈有政聲,官位愈降;對於這一點蘇軾頗有認知,曾自我解嘲:「一肚子不合時宜!」這到是知命之論!
近年,香港、星加坡、台灣有大批的菲勞、菲傭,這批菲律賓人當中不乏大學畢業生,乃至有醫學院畢業生——雖說,勞工神聖,以勞力謀生,並非丟臉之事,只是,他們即或是有專業能力並不能發揮專長,仍不免從事勞役,或雜役,原因何在?說句切近之言,誰要他們出生於菲律賓?一個人的出生地對於此人才性的發展豈會沒有影響?
民國卅八年迄今,同為中國人,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出生,生於台灣、香港、星加坡、中國大陸,命運豈會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