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天眼看命運（上）

古今中外，無論凡夫俗子、文人雅士、達官顯要對於自身未來的生命路程沒有不心存好奇、期盼一探究竟，所以，不分中外，命相占卜之學在紅塵人世都源起甚古。西洋占星術暫且不談，即以我國而言，探究個人命運之術多端，包括：以太陽週期推算個人運程的子平（八字）術，以太陰曆究明個人性向的紫微斗數，透過人的身、形、容態、舉止以斷休咎的相人術，以至於占卜的梅花易數、鐵板神數、大六王、時課、奇門遁甲……等等。不過，中國的命理之術無論是推命、占卜或相術，有一共通點：立足寰宇、放眼天下，以定個人在宇宙中所處之位而後究吉凶悔吝，乃至於進謀旋乾轉坤、轉禍為福，可以說，中國命理哲學的特點是：衡命、順命而不宿命！

一、宏觀寰宇以衡命

中國命理哲學推斷個人運程必從「天、地、局、運」四方面衡度：「天、地」是指整個的宇宙時空，主要是指自然環境；「局」是指人所集結的社會環境；「運」是當事人的才性（命定）與局的配合狀況。天、地、局都會影響個人的運程，如：出生當時的天文星象、地理位置、氣候、溫度……等自然環境都不免影響個人及其運程——此一觀念實不可等閒以為迷信，大自然環境中，相同的植物常因客觀環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生態，如：「向陽花木早逢春」、「橘逾淮為枳」等；而社會環境會影響個人的運程亦屬理所當然，文明都市，窮鄉僻壤於個人出生伊始的照顧方式即有差異，當然會影響個人日後的運程；而且，即便是同時、同地，出生於貧、富、貴、賤、賢、愚不同的家庭亦必影響日後的際遇；所以，個人的運程或不免有命定的部分，然而卻常為大環境左右。關於個人命運與所處時空之間的關係，西漢王充曾有一個頗為後肯定的論點，即：個人的命運實托基於大環境！

二、「命」為「境」遷

歷陽這個城市曾在一夜之間被水淹成了一個大湖；秦國的將領白起將投降的趙國士兵四十萬人活埋在長平，兩個情況都造成了集體死亡。

王充根據這件史實調停折衷儒墨兩家之說——先天的命與後天的環境都影響人一生的運程；也就是說，先天的命只是構成個人命運的一部分，在通常狀況下，它對人一生的運程應有很大的決定性，但是，先天的命的影響力仍然受後天環境的制約（命與環境兩者間的狀況就如一般法令與憲法，一般法令實有其涵蓋面與有效性，但是，一般去令一旦與憲法精神抵觸即自動失效），王充說：「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逢之禍大，命善祿盛不能卻也。」——王充認為：歷陽、長平這兩次集體死亡的事件當中，難道就沒有一個好命的人嗎？只是，當大環境不好之時，他們的好命福祿也都無用武之地！

三○年代全球經濟不景氣，雖然那時的交通、資訊不若現今發達，但是，全球幾乎無一處得以倖免經濟衰退的噩運。即以現今而言，當越南淪亡之時，科、伊戰爭爆發之際、橫死於那塊土地之上、戰火之下的人豈皆無壽考之命？豈皆是夭凶暴斃之人？——大環境不好，也就不奢談個人命（運）了！

三、時、空、命運常相依

大環境的良窳固然深深影響生存其間的個人的命運；同時，個人的才性（命定）與時空（天、地、局）的配合狀況也同樣深深影響個人的命運：若是個人的才性宜於所處的時空，謂之「運好」，也就是一般人以為的「命好」；若是個人才性與所處時空相悖，謂之「歹運」，也就是一般人所謂的「歹命」。

王充「論衡」第一篇「逢遇篇」有一個故事：

在周朝時，有一天一位老者坐在路邊痛哭流涕，有人好奇問他原因，這位老者說：

「我一生幾次出仕作官，都不受重用，現在年紀這麼大了，看來這輩子想出頭已是不可能了！」

圍在他身旁的人忍不住問道：

「你好幾次作官，為什麼一次都不被重用呢？」

這位老者說：

「我年輕時是習禮樂的，剛出仕時，皇帝喜歡老成之人，認為年輕人辦事不牢靠，所以不被重用；這位喜歡老成之人的皇帝故去之後，新皇帝重用武將，我就去習武，待我習武有成之時，又換了一位皇帝，新皇帝注重文治，可是他喜用輕年才俊，而我己垂垂老矣，又豈能受重用？」

這位老者的生命悲劇雖然絕非命運的真面目，但是，誠有其事實性的一面——因為，他的主觀條件與客觀環境的需求始終不相合，當然運途多蹇！

此一老者的寓言在紅塵人世亦不少見，宋代蘇軾學識、品德、治事之能力豈是不佳？任杭州太守所修築之蘇堤，造福民生，迄今不衰！——奈何他的性情與當時的政治環境以及執政者的個性完全不相容，乃使蘇軾運途多舛，愈有政聲，官位愈降；對於這一點蘇軾頗有認知，曾自我解嘲：「一肚子不合時宜！」這到是知命之論！

近年，香港、星加坡、台灣有大批的菲勞、菲傭，這批菲律賓人當中不乏大學畢業生，乃至有醫學院畢業生——雖說，勞工神聖，以勞力謀生，並非丟臉之事，只是，他們即或是有專業能力並不能發揮專長，仍不免從事勞役，或雜役，原因何在？說句切近之言，誰要他們出生於菲律賓？一個人的出生地對於此人才性的發展豈會沒有影響？

民國卅八年迄今，同為中國人，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出生，生於台灣、香港、星加坡、中國大陸，命運豈會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