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三大祭樂『六變』『八變』『九變』探究—劉歆王莽偽造《周禮》探實

周禮三大祭樂『六變』『八變』『九變』探究—劉歆王莽偽造《周禮》探實

一、前言

在《周禮‧春官宗伯‧大司樂》章裡有一段文字：

『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祼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鐘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大蔟為徵，應鐘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其中談到了，有六種樂，此即楊蔭瀏在《中國古代音樂史稿》裡所稱的所謂『六代樂舞』，各以演奏歌至所祀目的時，『一變』『二變』『三變』『四變』『五變』『六變』，各有作用，到『六變』時，即是可以『致象物及天神』。而在談到以下的冬日至，在地上的圜丘樂舞，『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而夏日至在澤中的方丘樂舞，『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而宗廟之中樂舞，『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凡是適當的宮調之下的某種樂舞，當六變時降天神，當八變時禮人鬼，當九變時出地示。這《周禮》裡面搞了東周戰國時代以來至西漢年間陰陽術數大行後，天地鬼以樂舞的陰陽通感之說，究竟來源為何？而究竟對於《周禮》的真偽竟有如許大的重要性，以下即來申論之。

其時，吾人從《周禮‧春官宗伯‧大司樂》裡談樂舞『六變』和天有關，『八變』和人有關，『九變』和地有關。原來，它本不是這樣的。

二、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

早先，在東周戰國時代陰陽五行說始興以後，直到西漢，陰陽五行傳承說法，都是『九』與天道有關，『八』與地理有關，『六』與人道有關。

於戰國末年到西漢初年的《管子‧五行》篇裡有一段文字，就講出了當時陰陽五行說法裡，『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

『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地也。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開乎萬物，以總一統，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為明天子。……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通若道然後有行，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黃帝澤參，治之至也。昔者黃帝得送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送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奢龍辯乎東方，故使為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大封辨於西方，故使為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李，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而且托『黃帝』為言，而說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

三、戰國時代『九』的比喻

不少戰國時代的文獻裡，都有關於『九』的傳奇。如《墨子‧三辯》裡墨子所說的：『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九招》。』如屈原在《天問》裡所指出的，『启棘宾商，《九辨》《九歌》』，而屈原自已也寫有《九歌》《九章》，而他在《離騷》裡也提到『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樂』。戰國時的《尚書‧益稷》指出：『簫韶九成』。像是屈原《天問》裡引巫言的傳說巫者啟降神，於是天賜了《九辨》及《九歌》，把這些古樂都加上了『九』字，乃是陰陽五行說起後，『天道以九制』的影響下，當時人所認為，在陰陽五行說之下，凡是和實為巫話的古神話歷史有關的天賜的音樂，都以『九』為代號，因此，像屈原明明白白就寫下了夏啟此位古巫向天求得了天樂《九辨》《九歌》，《尚書‧益稷》指出的『簫韶九成』，也是巫者夔的『《簫韶》九成』，竟會導至『鳳皇來儀』的巫言巫語了，也就是，所謂的巫帝堯時樂巫夔的『《簫韶》九成』，也是傳說中的巫樂，因而也是九變（九成）。像是掌裡宗祝的屈原，也是古巫史祝卜之遺，所以他的從事於創作，仍不脫當日陰陽五行的『天道以九制』，也模傲寫了《九歌》《九章》，返察其取名的本心，也是有心效古巫的巫歌。戰國末年的《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裡就指出：『帝嚳命咸黑作為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禹…於是命皋陶作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湯乃命伊尹作為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亦有『九招』崇九，及『夏籥九成』，一見即知歌的內容頌天有關了，而其『六英』、『六列』之樂，一見即知和頌人道有關了。像是《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又有『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的傳說，亦見其用『八』為數，乃是本質屬於祭地示之歌，是與農作有關的收成的祭祀樂舞，乃陰陽五行說者的臆造以推行陰陽五行迷信之物，非像楊蔭瀏等學者以為往古真有什麼葛天氏之樂。而且屈原的《九歌》內實有十一歌，也不難索解，不是有什麼偽篇或加錯了歌，如《國蕩》《禮魂》就有學者主張要刪掉，以湊足有九歌之數，實不必也。屈原的《九歌》有十一歌也不妨其《九歌》的取名，因為『九』是指天樂或巫樂的本質而已。

中國古代，一如世界各民族，都有經歷一個巫覡時期，明載在《國語‧楚語下》觀射父回答楚昭王的問題時指出：

『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

因此，到了戰國時代，陰陽五行說起後，關於以『九』繫於『天道』也在時人及其文獻裡透露了出來，屈原亦不免於此。

四、劉歆依『九』與『六』，到反其道用『六』取代『九』建《周禮》架構

但是由於《周禮》的架構，取法乎六，即徐復觀在《周官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頁14所指出的:『是人道以六制的系統，此實為周官所承之系統』（按：徐復觀其實未看出，實際上，應是要說『天道以六制的新系統，此實為周官所承之系統』始正確），而亦實有取於《管子‧五行》『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一如《周禮‧天官冢宰‧小宰》：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劉歆及王莽理想國的《周禮》天下，是個完全法象天道的陰陽國，其設了六相：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法象自然的天、地、春、夏、秋、冬。又以各有舉成數的屬官六十，共三百六十，加上此六相，計三百六十六人，法象一年三百六十六日為目的。凡是《周禮》裡的一切，都盡量去湊成『六』。

就拿《春官宗伯》而言，裡面的『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六舞…。六樂』、『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等，數一數都有六，但其實全都是併湊當日現成，如果不足，就自我創造無中生有，並非史實，而如楊蔭瀏（1899－1984）在《中國古代音樂史稿》裡，因未辨明史料真偽，據此認為是西周的『六代樂舞』、六種小舞等等，皆非是音樂史真相了。而《周禮》裡其它的以『六』為數的各種官職，官掌等等，徐復觀在《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1981）一書舉列不少例子，琳琅不勝收，皆是劉歆及王莽為了信奉『六』的迷信下瞎併活湊下的偽物偽制，可信度及真實度疑點重重。

即如劉歆及王莽於偽造《周禮》時，就中於秘府（國家圖書館）裡取到了不少今日已逸的周代官制的舊籍，其中包括了河間獻王的《河間周制》等今佚古籍內的官制及官掌的內容，及以內中所藏的《周官》，拿來當成偽造《周禮》的底本。

所以如果光是從官名官制入手，如改從西周金文裡去找到了四分之一的《周禮》內的官名有存於於金文裡（如：《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劉雨、張亞初：中華書局，1986）一書），實也不足為《周禮》的真實度加一分，也無法證明《周禮》因此即是真正西周的作品。

因為此實辨偽或辨真的入門基礎，任何像是往古劉歆的大有才者，偽造《周禮》一書，既然內容是周代的政制及禮制與法制，在其必應具有基本造偽直觀之下，也不會憑空把所有周代官名都自創，徒留後人來辨偽的話靶，而會從當時尚存的記載西周政制及禮制與法制的古籍有所取資。而在幾千年以來，中國書籍在多逢劫難之下，傳統古籍多數喪亡，而今人只能從金文裡找西周官制資料。但在劉歆當時却非此種情況，他身處國家圖書館之中，內中有各種涉及西周官制資料在手，都可以參考而取資偽造《周禮》裡的政制及禮制與法制，包含做為《周禮》底本的河間獻王劉德及其門客所造之《周官》，而除此以外，另外的官名，乃都自創偽官名及偽職掌。後人若不查，就有不少學者，據《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一書只對官名的比對及職掌的臆測，於是認為因此《周禮》果為西周封建時代的官制官職史料，而把此一充滿陰陽術數天道思想的偽《周禮》，當成真實西周史料，就是誤用考古發掘材料的顯例，而反而使偽書為害學術下去了。

五、『六』之迷信出頭的端倪

從天道的九，到六凌駕於九，也是有端倪的。前述的《管子‧五行》雖談『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但也指出了：『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送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奢龍辯乎東方，故使為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大封辨於西方，故使為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李，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

於是就架構起了：

天道：送尤

地利：廪者

春：土師奢龍

夏：司徒祝融

秋：司馬大封

冬：李（后土）

於是一見，《管子‧五行》所架構起的天、地、春、夏、秋、冬，正是劉歆及王莽偽造《周禮》的六官的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的取資的源頭。也是『六』的迷信的出頭的源頭。

而另一源頭，即是劉歆及王莽取來偽造《周禮》的河間獻王的《周官》及其其他著作，其中一部是河間獻王劉德的《樂元語》，今此書已佚，但有佚文，在其佚文裡，有《周禮‧大司樂》裡的所謂『六樂』的所出，其實是河間獻王劉德在《樂元語》裡的說法:『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東漢班固《白虎通德論‧禮樂》引），吾人於本書另文內有所討論。

河間獻王所獻的《周官》依史料所見，至多只有司馬遷《史記‧封禪書》及匡衡上奏裡的言論，約為今本《周禮‧大司樂》架構的原始型態，司馬遷《史記‧封禪書》：『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及《漢書‧郊祀志》：成帝初，『衡言：…。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俟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槁峵，其器陶匏』，和本文開頭所引的今《周禮‧大司樂》的文字，一比較，自見不同處，此亦於本書另文已分析過了，亦可見劉歆及王莽根據河間獻王偽造的《周官》為底本時，『六』已初見苗頭了。

六、『六變』及『九變』的倒轉，以六變配天，九變配人

本來，依《管子‧五行》的戰國末年陰陽五行說的原義，『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則若取天人感應及相通之理，則如果音樂九變，自可合天道，音樂八變，自可合地道，而音樂六變，自可合人道。但到了《周禮》，因為以自然的天地春夏秋冬為法，而六官各六十屬官，以法一年三百六十六日，崇『六』的積數至三百六十，於是將『人道以六制』改為法乎天道的『六』（天地春夏秋冬）之下，於是把『天道』與『人道』的九與六反轉，於是在《周禮》架構為求通天之下，於是成了『天道以六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九制』，此所以，《周禮‧大司樂》裡，謂以『六』計數而併湊出的『六樂』，此即楊蔭瀏在《中國古代音樂史稿》裡所稱的所謂『六代樂舞』，各以演奏歌至所祀目的時，『一變』『二變』『三變』『四變』『五變』『六變』，各有作用，到『六變』時，即是可以『致象物及天神』。而在談到以下的冬日至，在地上的圜丘樂舞，『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而夏日至在澤中的方丘樂舞，『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而宗廟之中樂舞，『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凡是適當的宮調之下的某種樂舞，當六變時降天神，當八變時禮人鬼，當九變時出地示的原因了。

這是從戰國末年陰陽五行說大行以來，到西漢末年，劉歆及王莽偽造《周禮》，始全面翻轉陰陽五行舊說，在西漢末年將陰陽五行說裡的『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反轉為“天道以六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九制”，於是在《周禮》裡的三大祭樂，也都成了六變可以降天神，八變可以出地示，九變可以禮人鬼之所出了。

此一進化及改變先秦及西漢初年的陰陽五行的舊說，轉化為《周禮》的新陰陽五行說，反映《周禮》的崇『六』比之於天道，一反於先秦及西漢初以『九』比之為天道的不同，亦見《周禮》在陰陽五行說的轉化上，是最後的完成，而且改變過去崇『九』的內質，此完成於西漢末年劉歆及王莽之手，而王莽遂以《周禮》在此新的陰陽五行說之下，架構起其海市蜃樓的理想陰陽天道官制帝國夢。於是，只要一探討《周禮》裡陰陽五行迷信的本質，及其對於舊說的轉化，而用於建立夢想官制及以『六』為數字魔術的帝國，即見《周禮》的偽造者，就是劉歆及王莽了。

(見原書刘有恒：中国古代音乐史辨正(甲集)(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