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九月主題節目:「好萊塢 30:有聲之年,好戲登場」,以八部經典之作,帶領影迷重回百年前的洛杉磯,見證好萊塢蓬勃發展,電影從無聲到有聲的黃金年代。
沒有聲音的默片,宛如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影評人亞歷山大・沃克(Alexander Walker)曾說:「默片明星是神祕而非人的,因為他們不說話但賦予人性情感。」默片不受語言限制,遂得以在世界暢行無阻,使電影成為一種普世的藝術。然而,時代的演進是不可逆的。1926 年,首部音樂和音效俱全的電影《唐璜》(Don Juan) 問世;1927 年,《爵士歌手》(The Jazz Singer)被視為第一部正式的有聲片,推出後獲觀眾熱烈迴響。自此宣告無聲時代終結,電影正式走向有聲時代。
默片和有聲片有著本質上的差異。以往觀看默片得全神貫注,錯過主角的一個表情、一個動作,都可能對故事產生完全不同的解讀。而聲音讓影像不再是電影的唯一元素,角色得以表達更深沉的想法,對白成為連接觀眾和角色內心的傳聲線,就像《大飯店》(Grand Hotel,1932)裡的風流浪子男爵說:「妳一定要相信一件事,妳一定要相信我愛妳,我從不知道愛情是這樣。」因此我們才知道,男爵不只是墜入愛河,在此之前,他從未識得愛的真諦。
對白也使有聲時代的喜劇與默片時期的喜劇,呈現截然不同的「笑果」。原本的視覺笑話被揶揄嘲諷的耍嘴皮子給取代,比如《歌劇院之夜》裡機智狡猾的劇場經理說:「若合約中的任何一方腦袋有問題,整份合約便自動作廢,這是俗稱的心智健全條款!」影像無法「演出」所謂的心智健全條款,這就是說出口的台詞的魅力,它拉近了觀眾與角色的距離,使演員「真實」,讓電影裡的大明星也可以像是街頭的報攤老闆,隨口來句鬼扯閒話,不再像以往那麼遙不可及。
1932 年上映的《大飯店》,是一部「前法典時期」的好萊塢電影。彼時默片已沒落,好萊塢電影公司逐漸在這場「聲音」的電影變革中,找到更合時宜的拍攝技術;跟不上時代演變的默片巨星一一被淘汰,克拉克・蓋博(Clark Gable)、比提・戴維絲(Bette Davis)等演員則搭上有聲片浪潮,開啟璀璨星途。也正巧是 1932 年左右,經濟大恐慌才真正打擊到好萊塢,電影利潤大幅下降,派拉蒙影業損失近 1600 萬美元,第二年宣告破產。
電影大佬們抵不住如流水般飄走的票房收益,以及天主教團體抵制美國電影傷風敗俗的聲浪,從而於 1934 年訂定了「海斯法典」,嚴格禁止電影中出現暴力細節、通姦、性行為,甚至是「性」字眼。實際上,法則早已於 1930 年通過但執行未澈底,不過電影內容依然受到多方限制。
所以在《大飯店》裡,男爵被企業家普來辛用電話砸死時,沒有任何一顆男爵被砸頭破血流的鏡頭,只見普來辛拿著話筒往某處猛烈敲擊,直到愛慕男爵的速記員法萊衝進房間、露出驚恐表情,才揭露悲劇已成定局。
「生命就是這樣。」男爵意外被殺之前和法萊說的話,就像預言了自己的結局。生命就是這樣,難以預測,十分鐘還前談笑風生,十分鐘後就陰陽兩隔;生命就是這樣,總讓人措手不及,前一晚男爵還像個風流浪蕩子般與法萊輕挑搭訕,隔天兩人舞池漫舞,法萊就感覺到男爵已是不同人,「你和昨天完全不一樣。」「我昨晚戀愛了,真的愛情。」
原來是愛情啊!這俗套的浪子回頭設定,在現在的電視劇隨處可見,陳腔濫調總讓人看得很膩。可故事本就源於生活,你無法否認一夕之間墜入愛河的可能性,因為愛情就是這般沒道理,哪有什麼先來後到的可循性。即使男爵先邂逅了法萊,並且法萊和他同病相憐,兩人皆為生活所苦、為錢所困,處處可共情共鳴,可這份共感卻無法讓男爵飄蕩的心願意安定,風裡來,風裡去,不過又是一夜情。
早已破產的男爵為了還債,潛入芭蕾女伶葛羅欣絲卡亞的房間竊取珍珠,結果珍珠沒偷成,反丟了心。從天而降的愛情讓男爵痛定思痛,「我是一個賭徒,像一隻快樂的豬,逍遙法外。」如今他不願欺騙所愛,向愛人坦承一切、歸還珍珠,並為了能雙宿雙飛,決定豪賭一場,殊不知最終把自己的命都給搭上。
《大飯店》整個故事時間不過短短兩天,卻將來來往往的旅人的人生,全都濃縮在飯店裡。一個偷心賊反被偷了心,這場暴風式的愛情就像男爵命中的劫宿,若未邂逅真愛,他或許依然是一隻逍遙法外的快樂豬。可至少,他走得明明白白,把愛說了出來。在有聲的電影世界裡,觀眾聽到了有聲的愛。
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生活困乏的觀眾在有聲電影裡尋求寄託,看那些掌握既有資源的上流階級自食惡果,好不快哉,就像《大飯店》中傲慢無禮的企業家普來辛,走進飯店時,還是個高高在上的大公司老闆,走出飯店卻成了殺人犯;又如《歌劇院之夜》(A Night at the Opera,1935)裡目中無人的男高音拉斯帕里,處處打壓小歌手里卡多,最終卻被里卡多搶盡鋒頭,顏面盡失走下舞台。
《歌劇院之夜》中的「馬克思兄弟」(Marx Brothers),是有聲電影時代的喜劇代表團體,由格魯喬(Groucho)、奇科(Chico)、哈珀(Harpo)和澤波(Zeppo)四個親兄弟組成,發展中期澤波退出,變成後來廣為人知的馬克思三兄弟。馬克思兄弟曾被評為美國破除偶像傳統的正宗後裔,他們搞怪無厘頭的行為讓一切成了鬧劇,融合肢體動作和文字遊戲,對正統永遠採取搗亂攪局的策略,以反諷的方式抨擊美國社會。
因此他們也被稱為「無政府主義四賤客」,你總能在電影裡看見他們對當局者的無限揶揄。比如《歌劇院之夜》劇場經理崔夫伍德(格魯喬飾)和小歌手經紀人費雷洛(奇科飾)的搞笑對話,「三元能在紐約過日子嗎?」、「能過得像王子一樣。當然不夠吃東西,但可以活得像個王子。」然後又諷刺美國政府的「萬萬稅」,街有「街稅」,下水道有「下水道稅」,讓觀眾聽了心有戚戚焉,捧腹大笑。以往默片有口難開,有聲片卻能透過這些角色,道出底層社會的種種無奈。
《歌劇院之夜》故事中,經紀人費雷洛帶著自家小歌手里卡多,飄洋過海偷渡到紐約,聯手劇場經理崔夫伍德、服裝小弟托馬索,在「歌劇院之夜」的舞台上上演貓捉老鼠的鬧劇,最終趕跑男高音拉斯帕里,讓里卡多和女高音羅莎這對愛侶如願以償,於舞台上唱出對彼此的愛。這也是有聲電影的魅力,音樂劇也能變成電影,「唱歌」不再是百老匯演員的專利,反倒是電影成了他們的新舞台。
默片時代的喜劇巨星卓别林,以寬垮西裝、圓帽拐杖的形象,演繹出宛如高雅紳士般的流浪漢模樣,這是一種內在表演的視覺化;馬克思兄弟則藉由精心設計的對話台詞,讓電影更顯生活化,引發觀眾共鳴。他們的喜劇總像在發神經,毫無邏輯的搞笑情節反映現實,最終又呈現皆大歡喜的夢幻結局。因為觀眾愛看,因為生活需要一點期盼。
1920 年代是好萊塢電影走向黃金時期的開端,華納兄弟、米高梅等電影公司如雨後春筍般一家家成立,這是咆哮的二〇年代。到了三〇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也沒能阻止電影持續前進,它成了許多人冀望階級躍升的搖籃,也是人人皆可負擔得起的大眾娛樂。觀眾熱情地擁抱電影,金山銀山堆積出來的好萊塢如同造夢工廠,為追求著繁華人生的演員造夢,為困乏的平民老百姓造夢。
《大飯店》裡的旋轉門轉進轉出,就像在電影和現實世界之間來回穿梭般,人來人往,人生百態,好像發生了什麼,又好像什麼也沒發生。再到《歌劇院之夜》的大舞台,舞台上演著人生鬧劇,雖然荒謬,但實在有趣。日子難過,笑一笑比較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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