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看電影是會痛的。觀看著他人的苦,我們就感覺到了痛。
觀看和看見,到底有多遠的距離?好像很遠,身體在距離智識很遠的地方,過著自己的生活,而觀看的此時我身在另一個世界,陪著一些人;但又好像很近,近到僅僅只是按下暫停鍵,似乎就能連接彼此。
《救命人》與我的觀看
鏡頭對準一張張黝黑的、紋上醒目高原紅的面孔,穿著傳統藏袍的佝僂身子彎下了腰,抹著眼淚的皸裂的手背,卡滿黑泥的指甲縫,褲管下脹得發紫的腳。塔須村的阿嬤們,手持潔白的哈達,皮膚紋理常年暴露於風沙之中而長成了溝壑,高原的陽光讓她們瞇起的眼睛成了隱藏的高原,整片土地都完整地、不受人打擾地儲存著思念。
我們躲在楊醫師的背後,透過他的眼睛,與阿嬤們建立二手的連結。我其實未曾體驗過,看醫生要搭車好幾個鐘頭的不便利,當我的眼淚為他們而流,我惶恐到不忍心去看,想著攝影機背後、一隻隻眼睛的存在,都無法真正感受到阿嬤們的辛苦。
《救命人》與觀看的瓦解
電影一開場,阿嬤們講著「你來我就多活一年,你不來我死就死了。」藥快吃完了,阿嬤知道寺廟可能有藥,但是她沒有去拿,而是講著「沒人給我藥了」。
隨隊義工魯仲連說,有些病人的病痛不是那麼急迫;塔須村活佛貢嘎仁波切說,這裡就算沒有他(楊醫師)的藥也不會怎麼樣。
看到這裡,我的心異樣地疼了一下──如果阿嬤們只是想被關心、被掛念,其實並不是那麼在意療效,那我就不應當站在一個居高臨下的位子,直指阿嬤們將自己的生命交付於他人之手。
畢竟這只是一個人和另一群人的生命體驗,無法被他人評價。而我只是透過鏡頭窺視他人生活的局外人,當我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地旁觀他人之痛苦,我沒有資格、也做不到、更無法批判那些看到了他人之苦難,且身體力行、真正付出的人。
在醫學意義上,治療的目的是為康復,但在塔須村,治療本身變成了「目的」,楊醫師完成了從醫學到人文、從「延長生命長度」到「提高生命品質」的轉變。對於把胃藥、止痛片諸如此類的日用藥品視作珍稀資源的村民來說,楊醫師的專業學識和溫柔耐心,就是他們最大的安全感和滿足感。
又或許,比起依靠藥物維持著生命存續,她們真正想要的,是與他人建立情感連結而帶來的安全感和滿足感。當長期以來被遺忘、被忽視的人,得以被看見、被關愛,風中疲憊的鳥兒也才能平穩著陸在柔軟草地上。
《島上的大象》與語言的瓦解
在觀看《島上的大象》時,我最先出現、也最鮮明的感受是,我很佩服導演的勇氣。
當孩子們祕密基地裡最寶貝的東西,就是三個礦泉水瓶;當他們過年過節時,要靠小船運送豬屍體到島上供全村人一同分享,老人在地上切魚,血水成了溪,無數蒼蠅在旁飛舞,與此同時,掩埋場邊上還有飛舞的白鷺。巨大的垃圾場,同時也是生活場域,所有的明亮與髒污於此匯集。
看著這樣的鏡頭,即使並不刻意煽情、更不妄圖賺取觀眾的眼淚,我同時也正想著,在拍攝的當下,鏡頭後的工作者們是否與我有同樣的感受。但是,紀錄片有最大化改變記錄對象之處境的責任嗎?卓越的災難報導應該獲得新聞獎的表彰嗎?若僅僅只是觀看,會否就是不道德的呢?
當文明之於原始諸如此類的用語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我一字一字地寫下,又一字一字地刪掉。這些方塊字的一橫一豎太過纖細、太過孱弱,七零八落地拼湊著我的感受,我好像沒有語言可以用。
《不排除判決書》與認知的瓦解
當「包含(include)」意味著尊重、被看見、重新賦權,它的反義詞「排除(exclude)」似乎成了負面意義。然而,「文字」本身是沒有意義的,在不同的語境下,「排除」反而意味著被看見、被尊重,意味著重新開始。
「不排除混有關係人陳龍綺 DNA 或與其具有相同父親血緣關係之人。」
《不排除判決書》的大部分鏡頭中,陳龍綺以側臉或背影示人,他兀自地走路、交談、開車、粉刷牆壁,在自己的時間和空間裡完成。
在這裡,我們並不一定需要知道他是誰。因此,他不需要對著鏡頭解釋或是表現,更不需要將自己的苦難攤在觀眾面前。在戲劇性高潮到達的前一刻,鏡頭消解了他拼命克制的情緒,切斷了他即將決堤的眼淚。鏡頭的存在,刻意地不去滿足觀者的窺視心理,而是盡可能地保持客觀記錄,保護被攝者與其身邊之人,不被窺探,不被打擾。
陳龍綺為數不多的笑容,是在他講起女兒騎著單車摔得滿身是血,向他喊著爸爸時;或是他笑著說自己沒有一天睡在曾經與妻子共枕而眠的房間裡,因為大家都怕他獨處就會想不開。
「你看,這一片大到可以飛吧。」陳龍綺推開窗子,指給我們看,憂鬱症似乎離他很遠,遠到有幾個瞬間,我忘記了在他身上的苦難。
他穿著厚厚的羽絨服,與溫暖炎熱的臺灣格格不入,逃亡的路上,不能用自己的名字,他就像真的被抹去似的。但到了司法終於還他清白那一天,他依然選擇戴上帽子和口罩。
「大家直覺上都認為,這是一件好事情,你不用戴口罩。我也覺得這是好事情,不用戴沒關係。」他停頓幾秒,「可是畢竟,認識的人還是會問,你是發生什麼事情?但是不認識的人,會好意思來問你嗎?」被採訪時的陳龍綺坐在角落裡,陽光模糊了他的表情。
我揣摩著這句話,原來有兩層不同的痛感:我不得不跟認識的人解釋,而面對不認識我的人,我連解釋的機會都沒有。
當我們需要透過解釋,才能讓別人瞭解我們;當我們向不在場的人,講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公平,我們的語言無論如何,都還是有著擺脫不掉的嫌疑。
《不排除判決書》中的結束,以及結束之後
人們會願意相信「(前)嫌疑犯」的無罪宣告嗎?
在《墜惡真相》(Anatomy of A Fall,2023)中,我們猜測著死亡的真相,在觀看的基礎上不停地解讀、審判,無意識地用著自己的主觀意識和生命經驗去建構整起事件。在最後,當 Sandra 被宣判無罪、與律師慶祝喝酒時,她終於哭了出來,她以為自己努力許久所取得的結果意味著結束、成功和褒獎,但其實就只是結束而已。
陳龍綺在最後講述,雖然平安度過了,但是他逃亡這麼久,失去的工作和穩定的生活,也沒有得到任何補償,也只是「度過了」。他低著頭講述著自己想開海鮮店的夢碎了,「不可能從頭再來了,那個時機已經過去了」,想起他還保留著店招牌想說留著就能用上,我只想要關掉電腦。
法院一遍遍傳喚、一遍遍詢問、重複著最痛苦的回憶碎片,經歷著希望落空的落差,陳龍綺還是堅持出席每一次的開庭。他與女兒抽籤,抽到了「凡事無須多憂慮,福祿自有慶祝家門」,那是什麼樣的心情呢?會跟我一樣覺得諷刺嗎?
在宣判無罪那天,他舉著碩大的「無罪」二字,在律師的提醒下「走到太陽光裡」。他的家人選擇用十塊錢的懲罰保護他,他選擇認真地過著自己的生活。
陳龍綺戴著枷鎖去還願的那一天,虔誠得好像耶穌醫治好的十個漢生病人裡,唯一回來讚美上帝的那個。「起來,走吧。你的信心使你痊癒了。(路加福音 17:17-19)」看著他的人生切片,好像自己見證了耶和華的神蹟。或許這樣的觀看,對於被攝者和觀看者來說,都是珍貴且值得的。
斷斷續續、優柔寡斷地寫完這些字,痛苦和痛從螢幕裡延伸出來、暈染、漸變,最後融合,痛最終戰勝了痛苦。我一邊不敢、不願、不確定地看著,質疑、批判、痛恨著自己想要聽完整個故事的執拗。
我想,對於我在一開始問出的問題,以及在書寫過程中產生的無數個問題,我都是沒有答案的,但我弄明白了一件事,我還是會這樣保持痛地觀看/看見下去。
劇照提供/新北天際影展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張硯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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