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電影,是會放在心底、無以名狀喜歡著的。七年前《強尼・凱克》上映,那年剛好離開了家,終於來到城市。從村子來的孩子,看一切都是光光亮亮的。新北環快忽滅的燈火,底下是新店溪倒映著文明的蜃樓,往大坪林走經過的黃澄澄的隧道,往溫州街下去迷了路。
迷路,找路,探路,找不著路。初來乍到的人,恍恍惚惚地陋居於室。比起孤單寂寞孤獨寂寥總總,即使城市無風只有雨,一切還是又新又鮮。
第一次看《強尼・凱克》,城市的寂寞況味我不明白,電影裡的視角是牆壁上的一隻蒼蠅,我感覺自己(與自己的觀看)是牆壁上的一抹蚊子血。但即使如此,《強尼・凱克》仍然是屬於所有人的。
眾人的游離與貫穿城市的捷運路線同步,找到了出口卻往歷史遺跡飛去的鸚鵡,在路上繞著圈卻再次被絆住的人。片子裡的氣味,很接近台灣新電影,更早一點或許可以追溯到義大利新寫實主義電影。不斷流轉的城市空間裡,在明亮之外,是百廢待舉的逼仄仄的暗角,電影之所以要新寫實而非只是寫實,是因為我們仍在戰亂之時,是心靈上的亂世。
獨居在台北,幾年間多所搬遷,直到第五個年頭,總算落腳在橋與路的連接處,透過這一次的再看《強尼・凱克》,重新探討自己對這部片子的喜歡,或許可以透過康德(Immanuel Kant)所談的「美」作為部分詮釋。
「美是無法透過概念來把握的,那是內在一種激動的狀態,我們稱為美的悸動。」
《強尼・凱克》透過影像的旁觀所呈現的,不僅僅只是外在事物的存在,而是透過影像的再現,處理人的心靈狀態。因此我們所感受到的美與悸動,正是沒有概念的,個人審美體驗而生的。
這其中存在著許多因為「存在」才能延伸出來的經驗,而片中的混亂與衝突亦是由此而生。因為存在著過去,才會有逃離;因為存在著傷口,才會有出走。但我們依然如頑石般,透過心靈的不斷復返,透過每一次逃避或不逃避的姿態與動作,回頭梳理生命經驗中的亂。
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寫《杜英諾哀歌》(Duino Elegies,1922),提到:
明白嗎,我們不像花朵一季就實現
當愛時,一種遠古樹液自手臂
浮現。親愛的少女,是這樣的
我們愛著不是眼前人,是一種無法估量的發酵
不是單獨一個小孩,還有我們先祖的群山脈脈
遠古母親乾涸河床──在風雲變幻
無聲無息命運景色裡
里爾克寫花季、群山、河床,愛與樹液,小孩與母親,寫的不只是愛情,而是存在與死亡。因為有了落盡與乾涸,有了對生命的覺察,真正的生才能由死長出,滋長在廣袤大地。因此當片中李立問道飛矢究竟是動或不動的同時,便意味著他拒絕遺忘死亡,決定在片尾之後,即使沒有人看,也要往家裡缺席的空位走去,去記憶,去醒覺。
因此,片子裡一眾人的不動與鏡頭裡的不動,是為了捕捉已然遭到瓦解、碎片化的時間,並透過一群人的看似不動(或其實一直在動),尋找漢娜・鄂蘭認為已經消失的「不朽」。
片中朗誦了王定國的〈回家〉一文,我想起王定國寫在《聯合文學》雜誌裡的〈小說非常好寫〉:
我把寫作視為一種生命中的回程。好比漫長的旅行歸來,帶著疲倦與興奮敲門,整個身心空而乾淨,看到的物事不再那麼熟悉,反而形成了美好的反顧,一瞬之間愛上了它的陳舊並且想要靜下心來享有。
就因為這種回程的、或稱為救贖的寫作,世上才有了文學的不朽。
《強尼・凱克》通過時間的凝滯與時空的靜止,透過影像的回望與回家,所體現出的生命困境,不只是一場失意、失志,而是對生命從「生活」成了「生存」的哀嘆。因此電影便成為對迷茫生命的救贖,它翻開城市的褶皺處,所欲隱喻的,是住在這裡的你們我們他們的存在狀態。
擁有家屋的人,搬遷他方的人,以車為家的人,不在天上的籠中鳥,片子裡的建造(building)與居住(dwelling),在海德格的〈Building Dwelling inking〉裡,是直指生命的本質──居住是為了讓人存在並且回歸到本質──回家亦即回到本真的實在。
片中的角色姿態與行走的動機,實是如飛矢般有著起點與終點,擁有本身座標的實在,只是在抵達「終點」之前,多是力有未殆遂半途終止、遂被困在時間與空間裡,失去存有意義的人。
但生命中,總是會有連舒伯特都無言以對的時候。
如九〇年代的向陽,面對起落的時代,亦產生出連鍾愛的詩也有無言以對的時刻之心境;如千禧年間成長的我們,面對跌宕的世界,很偶爾地,電影或是文學也無法總是帶領我們找到生命路程的解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