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虛實之間: 大眾史學的理念、實踐與盲點

日月光半導體執行長吳田玉在2023年國際半導體展（SEMICON Taiwan 2023）表示，「矽光子」（Silicon Photonics）將成為半導體產業的關鍵技術，透過無與倫比的高效傳輸，可節省能耗演進與加快傳輸速度。即使光訊號傳輸仍有相關技術門檻尚待突破，但可確定的是矽光子科技將突破人類對時空的想像。21世紀新人類對「時間流動」（time slip）的感覺，勢必將與20世紀舊人類的認知明顯不同。而「假想空間」（metaverse）技術崛起，「人人皆是自己的歷史學家」（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的可能性日益成型，每個人都在記錄與創作自己的歷史，人們的生活經驗、觀點與詮釋等結構出個人史（personal history）的主觀敘事，而「自己」更是其「個人史」事件中的第一主角。這種強調個人經驗與主觀敘述的歷史詮釋，經由多重歷史空間（multiverse）的堆疊，將快速結構出未來的人類大歷史。 -April, Chenjung, Lynn-

當量子力學（Quantum Mechanics）已顛覆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建構於20世紀的史學方法論，亦不能繼續墨守成規。如何透視大眾歷史既存的「不確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為歷史大未來的未來提出針砭，找出一帖處方箋，則是眼前歷史學界的首要課題。雖然世界只有一個真相，但在宇宙間卻存有逾一個以上的空間，對於歷史真相的詮釋，也不會只有一種「聲音」。在日常的平行空間（parallel universe）中我們看到了多重世界詮釋（many worlds interpretation），即各種不同的「聲音」同時並存。一如古諺「溫故知新」，每做一次歷史調查，便又岔出新的歷史空間，產出新的歷史真相。身處IT科技當道的年代，大眾歷史敘事（public history writing）如雨後春筍般地不斷崛起，今後專業歷史學者的角色扮演該又該如何自處？

建構歷史

人類社會發生的每一件事，相互之間有其「共時性」（synchronic）與「貫時性」（diachronic）等兩面向。而根據每一事件對社會生成的重要性與影響力，而被選擇性地記錄下來，成為「歷史」。換言之，一如英國社會人類學者阿登納（Ardener Edwin，1927–1987）在《歷史的建構》（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y）所述，並非所有的事件都被留在歷史記憶裡。歷史的建構與記憶的選擇，不該是被強迫性地溯及既往。當代每一事件最終是否會青史留存，昇華成教科書上的"歷史"，顯然是與事件的獨特性與日後的價值觀緊密連結（Kirsten Hastru，26）。

即使所有的行為者在某種情境下，願意接受一個共同的歷史敘述，但因立足點不同，而不一定會產出相同的認知（Kirsten Hastrup，24）。歷史的建構是依循經驗法則，自成一套因果律。這套因果律則因風土人文的不同，因地制宜，而在世界各地結構出不同的社會價值。換言之，「時間因果律」經常成為歷史研究的盲點，而透過社會人類學的加值，站在事件當事人的立場與眼界，重新思考歷史議題，或許我們對事件背後的價值觀，難以產生「同感」，但至少能夠「理解」（Kirsten Hastrup，25）。「理解」是阻止人類社會因利益糾葛導致劍拔弩張的第一步，而這亦是跨域研究的目的之一。

眾所周知，歷史研究的成果經常會被拿來引為借鏡，即所謂的「以古諭今」。透過歷史書寫回歸歷史記憶，亦可謂是把過去一些具隱喻意義的「當代事件」，傳承其背後一連串的經驗與教訓。然而，文字史料經常是歷史研究唯一的佐證；而對欠缺文字記錄的部分，則須借用社會人類學的作法，對「記憶」進行採集。近年來，歷史研究積極引用的「口述歷史」，乃歷史學門開始接受常民「記憶」的一個表徵；而社會心理學界則意識到社會空間與個人心理之間的鏈結，即風土與人文的關連性（Kirsten Hastrup，27）。

過去，西方的歷史研究多處於「現代」（modern）、「線性」與「積累」的概念中（Kirsten Hastrup，28），但英裔美國哲學家懷海德（Alfred NorthWhitehead，1861-1947）則提出"The term 'many' presupposes the 'one' and the term 'one' presupposes the term 'many' "，即所謂「多隱含著一，而一隱含著多」的思考，而這似乎又與《易經》概念中「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交相呼應。然而，拜IT科技進步之所賜，現實上人類社會經常呈現的是「Many in the One」；而看似同質性相對高的社群集團，卻是存在著各種分歧（Kirsten Hastrup，28），而這也是近年來「大眾歷史」蔚為潮流的主因。事實顯示，僅憑文字歷史、抑或是國史學研究難以破解歷史議題背後的迷思與盲點。

一個盲點：大眾史觀!?

日本國民作家司馬遼太郎擅長以歷史議題為體裁，撰寫歷史紀行或歷史小說，他的文筆言簡意賅，用詞遣字雅俗共賞，其筆下作品經常被媒體界拿來參考引用，甚而改寫成影視劇本。一個盲點是，司馬遼太郎筆下的「司馬史觀」多半是作家對歷史議題的刻板印象，史實考證相對有限，然而作家既定甚而偏見的個人史觀卻因文學作品及其衍生性相關影視產出的普及，不僅無遠弗屆，更可能淵遠流長。

回顧20世紀「影視史學」的崛起，因欠缺深度學理基礎，導致傳播學界誤以拍攝世間百態留下影像記錄，即是所謂的「影視史學」。殊不知那僅是「記錄」影像，卻不是影視「史學」，從主題的設計，影像裡關鍵的人、事、物選取，產出的問題意識，影響層面的預期與反思等，二者之間明顯有雲泥之別；而時序進入21世紀，在民主化、個人化風潮下，「大眾歷史」崛起的同時，拜AI軟體修圖技術之所賜，雖說耳聞不如一見，但眼見卻是難以為憑，從媒體「假」新聞開始，乃至「以文變圖」(text-to-imagine；text-to-video) 的數位模組，意圖「捏造」的歷史，勢必愈加混淆社會視聽，亦不再有歷史的前車之鑑足以參酌，更遑論鑑古知來、溫故知新的「歷史法則」！

現階段的史學方法論源自於20世紀初，那是一個以「國史學」為中心的年代，面對的多是文字史料；如今歷史敘事朝往「民間學」方向發展，史料源於庶民大眾的日常周遭。史學方法論亦應配合時代潮流，進階升級，構思一套無論是「影視史學」、抑或是「大眾史學」，放諸四海皆準的方法論。一言蔽之，當社會大眾嘗試自行建構「個人史」之際，我們明顯欠缺一套檢視的標準與依據。

反璞歸真: 重拾《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

        一如前述，面對大眾歷史崛起的同時，AI圖像生成技術凸顯影視史學的重要性，假訊息充斥的年代，史學方法論更須加碼進化，透過跨域思考，試為大眾歷史建構一套史學理論基礎。

        回顧近百年來史學方法論的原點，莫過於梁啟超（1873-1929）在1922年付梓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五種》，該書的探討射程包括《新史學》、《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古書真偽及其年代》、《清代學術概論》等面向。其中，足茲提供大眾史學引為參考依據的莫過於《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其內容觸及個人、事件、文物、地方與年代。而這也是該書甚於他作，歷久彌新之主因。以「個人」歷史為例，梁啟超認為人物本位的歷史撰寫，大致分五類格式，包括列傳、年譜、專傳（傳記）、合傳、年表等，而其中又以專傳至為重要 （梁啟超，頁223）。在梁啟超的認知中，對社會具影響力的人物，其生命歷程（Life Course）及相關績業應被立傳傳承，但選擇上須避開兩種案例，其一是具神話性而甚難取得相關佐證者，一如中國上古時期所謂「黃帝」者；其二則是欠缺史料佐證者，一如「屈原」者，據聞《史記》的〈屈原列傳〉其實是源自《離騷》序而改寫的（梁啟超，頁225-236）。

排除屬神話想像之外，當代我們透過「口述訪談」，重現欠缺史料佐證之人物的生命歷程之際，甚記「有所保留之客觀性」的前提，莫過於承認歷史敘事背後既有的刻板印象、人性弱點，以及對話互動之間的各種可能變數（Joyce Appleby、Lynn Hunt & Margaret Jacob，頁239）。

在民間學當道的年代，一改過去僅對社會具絕對影響力者立傳的歷史撰寫慣習，在大眾歷史的面向中多為平實而欠缺傳奇性者，我們試探訪的對象經常是一位被社會漠視或遺忘，但對歷史事件的發生卻很「關鍵」的人物。一位不被社會看見，卻很「關鍵」的人物何以值得被記錄或立傳呢？依梁啟超之見，看似平凡的人物，其行事風格背後自有其深意在；《史記》作者司馬遷（西元前145-86?）的史才，亦習以從不起眼的人物著手，來襯托歷史脈絡的氣勢 （梁啟超，頁243），或以「比較法」凸顯歷史議題的真實性（梁啟超，頁252）。而時序來到當代，透過大眾歷史的詮釋，我們試解明歷史的演進脈絡，抑或是造就歷史大時代的「關鍵」小人物。一如梁啟超對專傳的認知，即到底是「人的意志創造了大時代」、抑或是「時代的演進造就了大人物」（梁啟超，頁279）！換言之，大眾歷史的終極目標與百年前梁啟超對立傳的「作史」思考，顯然殊途同歸，更是歷久彌新。

洞悉諸己: 平行歷史與多元宇宙

文學巨擘馬克吐溫所謂「歷史不會重演（repeat），只是情境雷同（rhyme）而已」，一如物理學大師愛因斯坦的疑問，「月亮是否一直都在」？我們難以確定經由一連串分析研究之後，歷史「真相」真的得以完整呈現？抑或僅是一個接近「真相」的片斷罷了？

1960年代物理學界便有「平行宇宙」的假設生成，即使經常成為科幻電影的發想素材，然而這個假設迄今仍滯留於理論設計或哲學思考的階段，主因在於欠缺一套直接的佐證。近年來台灣社會的次文化界流行一個語彙＝「小宇宙」(microcosmos)，意旨每個人的內心世界就是一個獨特的「小宇宙」，乃思想記憶和情感經驗交織的空間，在這個既獨特又私密的小宇宙世界，唯個人才足以自我探索與試行理解。當研究者透過各種史學方法檢視歷史議題的真實性，一個素朴的疑問是，我們真能有效解析歷史當事人以及史料字裡行間的「小宇宙」嗎？

物理學界有「多世界詮釋」（MWI，the many-worlds interpretation）的理論，即假想有無以數計的平行宇宙、平行空間同時並存，且試在此一前提下探討微觀世界的各種現象。透過平行空間的概念，在時間洗禮下「平行歷史」的觀點焉然生成，即在一段時間內，一人、一地、一國正在生成各類事件的同時，每分每秒中全球其他每個人、每個地方、每個國家也正在創造歷史。而這項觀點改以「全局」視野解析人類歷史，進而破解傳統因果論下「線性」歷史的概念；再將歷史現象從「整體」的觀點，加注主題模式檢視同一時段平行「空間」歷史發展的異同處。透過IT科技的日新月異，這項作法變得可行。例如，在跨年的倒數時段，在電視、電腦螢幕前，全世界的觀眾透過子母畫面，可同時目睹世界各國跨年倒數的熱鬧景況。

現實上既有「平行歷史」存在，歷史多元詮釋的生成，自然是無可厚非。區域社會的歷史經驗經常有其非同步性（non-synchronic）與片斷性，甚而造就出一種永恆的「不穩定性」（Kirsten Hastrup，14-16）。歷史學者眼前的課題則是如何在不同的「平行歷史」之間建構一個嫁接橋樑，俾使各個「平行歷史」能夠相互對話，即使難存「共識」，至少能求得「理解」。畢竟，一如好萊塢電影名作「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或「似曾相識」（Somewhere in Time），所凸顯的物理學「時間悖論」（time paradox）議題，倘若一個人回到過去並改變了歷史，那麼他在未來是否還能存在，則令人質疑。

學際對話: 與量子力學共舞

當個人的歷史敘事成為主流，即使個人的歷史經驗不等同於教科書上的歷史書寫，但亦不等同就是「史實」，其中亦含括了主觀與偏見，導致口述歷史經常陷入過往情事加注重構的迷思，甚至把當代的價值觀投射於歷史的論斷當中（Joyce Appleby、Lynn Hunt & Margaret Jacob，頁246）。一個必須面對的議題是，針對大眾歷史的社會風潮，如何以一套普遍且合宜的方法論作為大眾歷史放諸四海皆準的學理依據，判斷大眾敘事背後的虛實真偽，顯然已是當前之急務。換言之，如何檢視大眾歷史的價值觀與精確度，有賴一套「大眾史學」方法論，透過複雜、微觀的檢視法，進行判讀與分析。而針對此項課題，歷史學門難以閉門造車，在跨域思考的21世紀複雜科學（complexity）年代，必須試與其他窮理學門進行跨域對話，透過學際之間最小公倍數，建構一套有效的解盲模組。

面對21世紀大眾歷史崛起，當我們看到的是主觀的、個體化與一元視角的歷史敘事逐漸成為主流，過去20世紀新史學所標榜之客觀的、整體性與多元視角的方法論，在不久的未來可能被摧毀殆盡，而專業歷史學者又該如何自處？歷史學門不能繼續鴕鳥心態、孤芳自賞，21世紀既是複雜科學掛帥，透過跨域學際整合的模式，必須試與其他學門相互對話，包括與物理學、社會心理學、經濟學、文化人類學，以及管理科學等進行深度交流；經由史學方法的蒐羅、歸納、考證、類比、分析、演繹，以及比較等研究法，進行邏輯推理；透過講究目標與質性的OKR（Objectives & Key Results）解析，進行盲點偵測，尋求破解之道。

雖然前述他領域之學門在大眾史學的研究過程中，各司其職，但其中卻以「物理學」的角色扮演至為重要。大眾歷史特質在於「微觀」，即與物理學的「量子力學」有異曲同工之處。長期以來，所謂「史家心匠不公平、片眼唯看政與兵」（林呈蓉，頁10），而拜教育普及、民主政體，以及IT科技之所賜，大眾歷史順勢崛起。過去的歷史學多半是為帝王將相服務，欠缺獨立信念；而時序來到近代，歷史教育則是以凝聚國民大眾的愛國心為依歸（Joyce Appleby、Lynn Hunt & Margaret Jacob，頁84-85）。然而，當歷史敘事變成自由心證之際，歷史的真實陷入了「羅生門」，此一現象與量子力學的「測不準原理」近乎雷同。在量子力學中的「量子態」(quantum state)，可能是以純態狀，抑或是混和態呈現，混和態是由個別之純態相互隨機混和所結構而成的，一如歷史現象到底是源自於「因果」抑或是「巧合」，難以定論。在量子力學的概念裡，存有一個非客觀的世界，即由觀察者的主觀認知創出的世界觀，而關鍵因素在於觀察者的心智存有一層難以被察知的部分（陳俊霖，11-12）。換言之，即在量子加疊的過程中，難以預測其行進路徑，以及其後可能發展的結果，進而衍生出「測不準」現象，稱之為「測不準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而歷史學的研究亦同。

奧地利物理學者薛丁格（Erwin Schrödinger，1887-1961）以一隻貓做出一項臆測實驗，人稱「薛丁格的貓」（Schrödinger's cat）。實驗的作法是把一隻貓放入一個有放射物質源的密閉空間，倘若放射物質源產生輻射反應，會觸動放射探測器釋出致命氰化物而導致貓中毒死亡。以宏觀世界的角度觀之，貓的生死面對兩種結果，可能是活著或是死去；但從量子力學的微觀世界判讀，在這個密閉空間的實驗中，貓的命運或生或死，取決於一個或然率，唯有親眼目睹之際才能確定貓的生死存亡。因此，貓是生是死，僅限於觀察的當下才能有效證實。薛丁格的重點是「在打開箱子之前，那隻貓到底是生、抑或是早已死去」（Robert Gilmore，頁57-58）？而這項臆測實驗的矛盾論述最後則被「哥本哈根詮釋」（Copenhagen interpretation）破解了(Robert Gilmore，頁70)。

一言蔽之，即「可能」發生的事會比「曾經」發生的事來得多！三位物理學者玻爾（Niels Bohr，1885-1962）、波恩（Max Born，1882-1970），以及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分別把互補原理、機率論，以及測不準原理等思考相互融合，結構出量子力學的「哥本哈根詮釋」（陳俊霖，頁7），讓薛丁格的貓能既生又死，重點是「一個被觀察的現象或是客體並非原本就存在，而是當我們對該現象或客體進行觀察或揣測之際，才有其存在的意義或是價值」。換言之，量子力學的思考前提是人世間「沒有客觀存在的實體」！顯然，大眾歷史充滿著「哥本哈根詮釋」的現象，即只有主觀意義，而難有客觀存在。

結語：破解歷史「真相選擇」的迷思

既是如此，國片《罪後真相》試闡明世間存有各種盤根錯節的「真相」，而「真相」的定義卻是每一個人的選擇。換言之，立場不同，「真相」自是不同。在集體錯覺 （collective illusions）迷思下，實際的「真相」恐不竟然會被多數者接受；而陳述一半的「真相」，亦等同於「真相」嗎︖

社會一般常把「影視歷史」（Adapted Screen History）、「應用歷史」（Applied History），以及「公眾書寫」（Public Writing）等全納入「大眾史學」範疇，竊以上述三者屬「大眾歷史」的衍生，但因欠缺深度學理依據，對於上述各種敘事的內容，僅供參考、姑且信之。而「史學」（Historiography）不等同於「歷史」（History），「史學」乃是判讀「歷史」真偽性與真實度的一套學理依據。換言之，「大眾史學」是一種方法學，用以檢視「大眾歷史」正確性與精確度的作法過程與學理依據。

        一如前述，人們既把「大眾歷史」直接或以「大眾史學」稱之，但迄今「大眾史學」的具體內涵依舊莫衷一是。或許藉由比較歷史學者（comparative historian）＝法裔歷史學者布洛克（Marc Leopold Benjamin Bloch，1886-1944）的作法，透過逾兩件以上的歷史述事，經由歸納、演繹、比較、分析、辯證、與詮釋等作業流程，進行質性異同的解析，凸顯敘事現象背後被隱藏的情節，即以「比較法」（the comparative method）處理大眾歷史議題。過去，布洛克擅長以實證主義的精神（positivism）處理社會經濟結構議題，亦曾為文撰寫比較歷史研究的方法論。根據布洛克的理論指出，區域社會之間必然有逾兩項以上的社會現象，乍看近乎雷同，但經深度比較分析之後，則可清楚釐清二者之間的同工異曲之處（齋藤修，12-13）。

比利時具代表性的歷史學者皮雷納（Henri Pirenne，1862-1935），亦曾在一場演說中暢談比較法之於歷史研究的關係，他強調「伴隨歷史學研究領域的擴大，歷史研究者的視野卻變得微觀且狹隘」！這也是人類社會對己力所不逮之處，留下刻板印象與產生偏見的主因（齋藤修，30）。即使主張言之有據的歷史研究者對真相的定義解釋都可能陷入心匠不公的謬誤，更遑論是一般的自然人。或許，以比較法處理歷史議題，歷史研究者才能有效規避傳統教條的迷思與盲點，或從情緒與意氣中解放，有效賦予研究議題正確的認知與價值。

透過人類學的研究，世界各地不乏非連貫性的史料佐證出土，進而確立人類社會的多元特質。而歷史研究源自於各種社會「現象」的掌握，透過「現象」的比較研究，找出化解人類社會「紛爭」的關鍵，此乃比較法之於歷史研究的目的之一。

過往的比較法適用之對象有二，其一是時空相隔的二者之間，可能具共通的源流，但除非透過新技術應用，抑或是新史料出土，否則難以清楚說明二者之間的關聯性；另一則是同一時期的鄰近區域，在發展過程中不僅相互影響，甚而產生支配性關係，為求有效掌握二者之間互動關係的原點，而試透過比較法，解析二者之間互動消長的因素與邏輯（齋藤修，13-14）。

以區域經濟研究為例，經濟史學家發現社會經濟的勞動供需與家族體系有絕對關連性，而家族集團乃勞動力供給的一個基礎單位，除了血緣關係者之外，亦包括雇傭結構論的非血緣關係者，如同居、共食的學徒或幫傭等；另一方面，家族集團也是人口增殖的場域，不僅是勞動力的產出，亦是消費指標的基礎單位，而與社會經濟緊密相結。因此，歷史社會學、歷史人口學經常成為解析區域社會發展脈動的量化指標（川島博之，27-39）。以十八世紀的西歐與東亞的農村家庭進行比較研究之際，是核心家庭、抑或是世代同住的集團家庭與否，明顯發展出不同的生命歷程與歷史敘事。

換言之，檢核大眾歷史的精確與否，需先找出條件雷同且逾兩個以上的平行歷史，藉由生命歷程理論（Life Course Theory），才能有效進行異同分析與歷史詮釋。換言之，透過比較歷史遠近法（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History）處理大眾歷史之前，除了歷史研究中的「問題意識」之外，「跨域對話」自是重要。而建構一套有效檢核大眾歷史機制的大眾史學，必須打破過去直線性、延續性與雷同性的既定印象，更不忘借鏡量子力學原理，即「平行歷史」造就出「多重世界詮釋」，而世間唯有主觀而無客觀等前提下，透過比較歷史遠近法審視並掌握大眾歷史敘事的穩定性與精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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