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上海田野

上海閘北火車站市中心的周遭

2001年當時的小學徒正熱火朝天的瘋狂修課人類所與隔壁社會所的課程，像是甚麼社會人類學、經濟人類學、政治經濟學這些排列組合都給我選修了遍。

往往一周課堂報告要讀十幾二十本書跟同等量的原文論文，甚至唸著唸著有一次還在研究室趴著睡著夢見社會學大師馬克思.韋伯坐在我面前跟我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關係。這麼多年過去了，想起那場學術討論大夢都還覺得自己當時應該是唸書唸傻了。

碩二時要開始準備寫論文，依照人類所慣例，學生們都得自己挑選一個田野調查地點去完成自己的論文題目的人類學觀察，也就是質化研究。

上海浦東，現如今的張江高科技園區一帶

小學徒我由於家父長年在東莞當台商，因此，想了解剛剛在2000年加入WTO的中國，當時的廣大農民對於即將席捲而來的全球化經濟有甚麼應對與變遷。選擇了上海近郊的農村作為我論文資格考的田野調查。

出發前的行前會議，同學們各自報告了彼此的田野調查地點，有去雲南、貴州做少數民族研究的，也有待在台灣各個部落坐南島文化研究的。唯獨小學徒我選了繁華的上海作為田野調查地。

當下，完全可以感受到同學們投以鄙視的眼神與內心的OS：這個死胖子竟然假人類學田野的名義，跑去中國第一大城市去爽爽玩樂幾個月！

當時上海坐公車一出小小的城區不遠就是一副水鄉澤國的江南風光

而當年年少氣壯的我，為了多觀察珠三角與長三角的經濟圈，還選擇了一種奇怪的行進方式抵達上海，也就是先飛到香港走陸路進到東莞找我那台商老爸蹭幾餐飯後，然後再搭車到廣州車站搭所謂的快車（當年的中國還沒有動車，更別提高鐵），從廣東穿越了湖南、湖北、安徽、江蘇。

坐了整整26小時的車，從大中午搭到隔天下午才抵達上海車站（也不是今天繁華熱鬧的虹橋站，而是在閘北老市區的北站），抵達上海時真的宛若重生，屁股都快斷裂了。

通往崇明島的渡輪，當時還沒有跨江大橋

在上海田野調查那幾個月，由清華的老師幫我安排一位上海大學教授為我接頭，以上海大學為大本營，就這樣打探哪個學生要回老家而且有空房的，我可以補貼學生的交通費用並支付房租，就這樣屁顛屁巔的，跟著大學生們住了七個郊區農村，從近一點的浦東張江，最南住到杭州灣附近的金山鎮，最遠還搭船去了崇明島住了一陣子。

當年的長江也沒有跨江大橋，我還得先從上海大學搭公車回到上海市中心，在從市中心換公車抵達長江岸邊，渡船船票還被地頭黃牛買斷，得要買幾倍票價的黃牛票上船渡江，下了船又得再繼續坐著小巴到人家村口，走著爛泥巴路抵達同學家。

農村裡可以說是家徒四壁，一樓大門敞開，堆滿著農具

在那七個田野點與田野點的調查空檔之間，小學徒會回到上海大學宿舍休息。那幾天，最渴望的就是搭一個多小時的公車，從上海大學到火車站附近的麥當勞點一杯加滿冰的大杯可樂，配著冷氣，人在上海，勝似天堂。

當時的上海市區還是個灰濛濛的工業城市，只有一條半的地鐵，就是一條比較長的紅色線，跟另一條蓋到一半的綠色線，在人民廣場站交會。那交會站的人多了老去了，完全就是人不用動可以被推著走的程度。

當時的上海農村大多不通自來水，而是抽地下水，甚至仍繼續使用井水。同學們還教我甩水桶取水的技能

當時一般農村家裡不一定有自來水，更多是抽取地下水，甚至傳統的打井水。同學鄉親們還熱心的教我怎麼在水井下甩水桶取水的技能。

不管是瓦斯還是電熱水器那是肯定沒有的，在農村田野的那幾天，幾乎都是一個禮拜裡的一兩天，由主人家幫忙燒柴火煮熱水，將大鍋裡的滾水舀到熱水瓶裡帶進浴室，兑著水龍頭裡的涼水擦擦澡完事。

冰箱那是不存在的，每餐飯後就是把所有的剩菜放到竹籠裡，吊墜在天花板防老鼠偷吃。隔天再加點醬油去去味繼續吃。

洗衣機是奢侈品，所以通常都會擺在客廳顯眼處給客人看看羨慕，但我印象中也沒幾家有，無論村外頭的河水多麼泛黑，大媽們還是習慣在河邊洗衣服。

電視機還是有的，但是是那種老式的映像管電視。畢竟看新聞聯播還是很重要的。

我在某個田野地點的房間，主人家把他們家最好最大的房間留給我這個台灣客人

稍微有錢一點的人家會在屋外貼小片磁磚，什麼大熊貓滾球之類的畫風，但屋內肯定是水泥毛胚牆面。

問主人家為什麼屋內不貼磁磚，主人家很疑惑我的蠢問題回答到：屋內貼，路過的人家又看不到，貼它幹嘛呢？

若有機會回到上海大學宿舍，就能去學校食堂吃一塊錢的稀飯，五毛錢的饅頭，偶而還能請教授喝上2塊錢一瓶的青島啤酒，每天能奢侈的洗澡睡個好覺。

同寢室的學生會會長跟我說著黨的英明領導讓他這個鄉下中學教師能夠領到$700人民幣的月薪，還有機會來上海大學進修。

接待我的教授在他的二樓研究室一邊跟我討論田野，一遍猝不及防的對窗外吐了一口深痰，驚得我眼睛瞪大了起來。

從此。在那幾個月，我的包再重也不曾落地一刻。

幾個月後回到新竹清華，同學們各自分享田野內容，才發現其實上海農村跟雲南貴州也沒有高檔到哪去。

大家都住得差不多，同學們才收回對我的鄙視。

再隔幾年後，我到了香港私人銀行上班，

再去上海拜訪客戶時，看到的已經是完全另外一面的華麗上海灘。

彷彿幾年前那個田野調查裡的上海不曾存在過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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