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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國交流與觀察

2015 年的暑假，我前往上海交通大學參加夏季學期，開啟第一趟中國交流之旅。

這次交換，我選修「大眾傳播與社會問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中國調查記者柴靜揭露霧霾問題的紀錄片《穹頂之下》？講授「大眾傳播與社會問題」的王昊老師和柴靜一樣，是幹調查記者出身的！王老師雖然不再作調查記者，但仍然勇於揭露批判中國社會問題、直指問題根源所在。他曾說：「鄧小平經濟改革，最初是希望先讓一部份人富起來，再由這些富起來的人帶領其他人富起來。可最終結果卻是：少部分人富起來了，剩下的人卻越來越窮困。」

我的另一位中國朋友，也就鄧小平經濟改革發表見解：「經濟改革開放的後果，是人心變得貪婪。以前計畫經濟時代大家都窮，突然一瞬間有了致富的機會，大家只會想著如何讓自己賺進更多的錢。」

王老師在課堂上，播放了許多紀錄片和電影讓大家了解中國各類社會問題。其中一部紀錄片提到，一戶山中村落的人家，年收入 200 人民幣（約 1000 台幣）；然而，這竟達不到該村落低收入戶的標準，該戶人家無法申請低收入戶補助。

貧者越貧的原因中，包含求學致貧。許多中國人堅信只要念了大學，就有機會找到好工作，擺脫窮困。然而，許多窮困人家的孩子並沒能在高考上取得好成績進入好大學。於是，有些投機商人成立學費高昂但不看成績的私立大學，吸引這些貧困家庭將孩子送進學校念書。事實上，這些私立學校的訓練並不扎實，學生難以習得一技之長，卻又必須背負沉重的學費。

此外，並非進入大學，就能找到工作；甚至，即使是自名校畢業的學生，也都不一定能順利找到工作。在其中一部紀錄片中，一位剛自武漢大學珞珈學院畢業的年輕人找工作一年都無法順利取得正職；另一位來自青海大學藥學系的學生，即將畢業時全班竟無一人找到工作。由於實在太多年輕人失業，中國網民還創造出「知青蟻族」這個特殊名詞，專用來指稱大學或技職學校低收入戶聚居族群。

近幾年來，中國總體經濟成長確實可觀。然而，貧富差距卻也不斷在擴大。2014 年，《彭博》引述密西根大學研究指出：中國貧富差距程度已超越美國，成為世界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貧富差距是否會帶來其他經濟甚至政治效應，值得觀察。

文提及的王昊老師除了是柴靜的鐵粉（他自己沒有這麼說，是我個人的觀察…）外，還很欣賞目前在美國流亡的經濟學者何清漣。王老師推薦的書單上首推何清漣分析中國經濟問題來源的「現代化的陷阱」。老師還說過，每當他看不清中國一些問題時，便會上清漣居拜讀何清漣的文章，方能恍然大悟！何清漣老師也針對這次台灣大選寫了篇文章，頗有意思（文末曖昧不明頗耐人尋味），或許可以做為各位清漣居的入門文章。

走在中國，常能見到「24 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標示牌，像是：

在問中國能否達成這些指標前，應先問問中國對這些價值指標的定義究竟為何。其中，中國人對於「民主」的定義和認知，讓我特別感到好奇。

在交大期間，來自澳門大學的陳教授受邀前來講課。主持課堂的鄭教授在介紹陳教授時說道：「陳教授原本在香港教書，但因為太優秀所以被澳門大學挖角走了！」陳教授聞言突然打斷鄭老師：「不不不，不是被挖角。是香港佔中實在太厲害，我逃到澳門去了！」

台下的同學們九成五以上是陸生，對於鄭老師和陳老師的方才的談話內容幾乎沒有反應。而我內心卻起了許多波瀾：為何一個學生運動，會讓教授想逃出香港呢？學生運動對教授的意義為何？為何同學們聽聞教授因香港佔中而離開幾乎毫無反應？學生運動對這些同學們而言，意義又為何呢？總歸一句，中國人究竟如何看待民主運動和民主精神本身？

我曾訪問一位當地一位女同學：「你覺得中國民主嗎？」她回答：「我覺得我們民主呀！」我接著問：「那民主是什麼？」她支支吾吾了一會兒然後說：「我也不大清楚」。

還有另一位中國朋友和我分享所謂地方「民主」選舉的實際情況。地方選舉沒有選舉公報，沒有政見發表，基本上選民根本無法了解候選人。「老師唸了候選人的名字，然後把選票發下來。」他接著說：「我們根本不認識這些人，但還是要選。把候選人的名字寫在選票上後，老師會回收。也就是說，老師是能看到我們選了哪些人的。」換言之，這是變相記名投票。同學們聽得出來老師希望他們選哪些人，也曉得老師多少認得自己的字跡，因此都會順著老師的暗示填寫選票。這位朋友其實很清楚，這樣的「民主」選舉其實並不民主。

可以觀察到，上述提到的這兩位中國朋友，對民主的認識相差甚多。前者根本不清楚民主的定義和特徵，而後者對民主則有自己的定義，能夠判斷何些行為民主、何些行為不民主。中國教育程度差距及資訊流通差距甚大，而這影響了現代中國年輕人對民主的認識。越是受到高等教育、越是常吸收外界（如翻牆）資訊的年輕人，越有可能重新審視自己對「民主」的定義。

而當他們發現，中國並沒有那麼民主時，會願意推動改變嗎？「我還是會照著潮流走」，前述提及的友人低著頭說。「絕大多數人都這麼做了，我一個人能改變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