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主義 (3): 慈父與先知

托洛茨基是與列寧比肩而立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與其一同指揮十月革命、創立蘇俄與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創建並領導了蘇聯紅軍，是以享譽“紅軍之父”。其資歷可見一斑。為緊扣主線，本文將略過蘇俄以前托子的經歷與思想。對於十月革命的指揮家，這確乎不公正。從“主義”出發，此做法亦有合理之處。

列、托起初確有相見恨晚之感，但絕非融洽無間、互為倒映，事實上，二人相提並論的時期不過從1917年下半年開始。_{他兩的攜手始自一同反對“經濟主義”派（1903年）。不久後，社會民主工黨分化出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列、托分處不同派別。此後一時間，托洛茨基雖脫離了孟什維克，卻保持做無派系社民黨人，並試圖調和派系紛爭，因而同列寧無甚過從。直到一戰前，青年托的工作重心都是報社編輯、記者，活躍在奧匈帝國境內。一戰爆發，包括俄國社民黨在內的歐洲各社會主義黨發生了新的分裂——革命護國主義vs失敗主義，第二國際走到解散邊緣。托洛茨基幾經流竄，寄居美國紐約。二月革命爆發後，他經歷了一些波折終於4月份抵達俄國。此時，他依然不是布爾什維克成員，盡管認可了他們的立場（體現於列寧《四月提綱》）。直到下半年，他們決定武裝暴動前夕，托洛茨基才加入。}十月事變後，托洛茨基位次布爾什維克第二把交椅，與列寧一同成為布爾什維克的象徵，並且被後者視為親密戰友、知己——這是斯大林極力想要塑造的自我形象，但對於托氏確為實情。

托洛茨基主義同樣是列寧主義的繼承與延續，常常被認為代表了共產主義者真正的“不忘初心”，——“斯大林主義者”，亦即斯大林所拯救、締造、培養的正統社會主義傳人與後人，當然堅決不同意這一點。對此，本文將詳盡評析。此一思想體系體現於托洛茨基本人的歷史分析、理論著作、論辯及綱領。其指導創立的第四國際是秉承這一思想的實際代表。

除托、斯二者外，列寧主義再無真正的發展矣。毋寧說，托氏是最後一位兼具理論開創與實踐的人物。如果說斯大林的理論水平接近於零，那麼，毛澤東思想去掉斯大林主義剩下的殘渣，價值尤為卑微。其他諸如阿拉伯社會主義、中特社、主體思想，則完全不屬於（馬克思式）共產主義，惟以其所在國或區域的政治權力、秩序變更同蘇聯·共產國際的歷史關聯，他們才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扯上關係。

既然在理論、政策等處，列、托二人思想你中有我，相互交織。那麼，沿著列寧主義的脈絡，如何界定托洛茨基主義的外延呢？首先可以簡化處理，前兩篇所述之列寧主義，不含斯大林主義，一概可當成托氏所讚同的。那一部分，即開創於老布爾什維克、貫穿正統社會主義盛期的基要真理，或曰基本點，可列舉為：無產階級專政、列寧黨治、普遍國有制與中央計劃經濟，分屬於偽國家形式(form of pseudo-state)，政權組織形式，生產資料所有制及經濟調節模式。這三個基本點（國有制與計劃經濟分開算的話就是四個），又同唯物辯證之科學神學牢牢綁定。這些一致共識在蘇聯之建立與鞏固中逐漸成型，是列、托、布、斯等等領導核心摸索出來的定論。前兩點無需再談，第三點為常人熟知的“斯大林模式”所統括，但是有必要重現托子在其中的作用。列寧死後，吾人需關注托、斯之歧路，直至托子流亡海外，創立第四國際，形成獨立的托派及托主義運動。

按本文目標，托洛茨基主義同列寧主義重合的部分不再列出，而僅在分析其繼承性與合理性時加入。同斯大林主義（即經由斯大林事後定型出來的正統社會主義）的對比是重點。

前奏

吾人關注範圍內，二人共寫的第一章，即為弒師——通過對普列漢諾夫的否定來實現真正的傳承，或者再次借用此說法：共產主義之靈曾停在普列漢諾夫身上，（突出體現在與民粹派的競爭中），而今已離開他。從現實角度看，這也是同孟什維克爭奪馬克思主義“正統”所必需的一步。

這場大戰為社會主義的整個時代做了總結，衡量和評價了這個時代的領導人。其中，它毫無憐憫地清算了格·瓦·普列漢諾夫。

關於普列漢諾夫的簡略想法(1922)

本篇沒有餘地可供介紹普列漢諾夫。此處我們只須知，這個俄國第一位馬克思主義者，真可謂革命底“導師”，他教育了一整代俄國社會主義者，創立了俄國首個馬克思主義團體，勞動解放社[Gruppa Osvobozhdenie Truda]，乃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前身。日後的孟什維克、布爾什維克骨幹俱受其教。

1914年，隨著世界大戰爆發，俄國社會主義者之間各種意見及派系分歧也迎來了總爆發，並化約成“護國主義”與“失敗主義”之對立。如前兩篇所述，孟什維克參與到臨時聯合政府中，不同意立刻以新的革命暴動推翻資產階級民主政體；同時，俄國人普遍視此戰爭已至於“抵抗侵略”之地步，臨時政府只得令“防御性質的”戰爭繼續下去。普列漢諾夫最終站到了孟什維克一邊。布爾什維克則要求以戰爭為導火索，反向引燃國內革命。因此，在列、托看來，革命論戰中，清算普列漢諾夫對於批駁孟什維克最為關鍵，具有代表性與總結性。

本文沒有必要重新回答這個論題。至此，我們要知道布爾什維克式思維方式：

我黨掌權以前的國家，是資產階級鎮壓無產階級的暴力機器、統治工具，應該削弱打垮，而非維護；為此，能夠利用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爭取外援，借力打力，何其高明。我黨掌權以後，國家成為鎮壓反動派、保護無產階級權利地位的專政工具，偉大的聯盟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共同祖國，各國無產階級都要起來共同保衛。

這兩點我們概已熟識，無謂多言。其實，它們並沒有體現雙重標準，或者有甚麼諷刺的地方。如果抽掉其中的階級分析結論，剩下的不過就是攻擊敵人與保衛自己所有之分，加之以瓦解對方的國族主義建構、推行自己的超民族無產階級團結。對於不信奉馬-列主義的人而言，其中的原則並不比文宣有更多內涵。輿論並非皆是泡沫，但我們一定要分清目標聽眾(target audience)。上面的爭論並不在公眾輿論中展開，不是因為布爾什維克理論對於普通俄國人包括工人階級尚過於“先進”、超前——這不能構成對其的反駁，因為他們早就宣示了自己肩負著帶領無產階級之使命，——而是布黨根本就沒有打算說服社會主義者（知識分子）以外的“群眾”。另方面，他們實施其主張的目標則是軍隊。

布爾什維克對同屬社會民主工黨或馬克思主義者的言說值得關注。他們總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自己所主張的，是堅持某些原則、目標的唯一解法，即使這意味著要打倒先前的同仁，乃至導師。統一戰線的收割階段往往對最接近自己人的人殘酷，因為敵對勢力有利用價值，利用完後只要無力反抗即可體面收場，同生態位競爭則“不可調和”，直到完全吞沒才能停手。

早在1893年的蘇黎世國際大會上，普列漢諾夫就宣稱說，俄羅斯的革命運動要麼以工人運動的形式獲勝，要麼就根本不會獲勝。這就意味著俄羅斯沒有也不會有強大到能夠獲勝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但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只有一個辦法能夠達成由無產階級實現的勝利的革命，那就是把權力轉移到無產階級手中。然而，普列漢諾夫被這個結論嚇得跳到一邊去了，他也就在政治上放棄了他舊有的理論前提。他也沒有創造任何新的前提，因此，他在政治上軟弱無能，同時顯得搖擺不定，這最終導致了他在愛國主義問題上的嚴重墮落。

在大戰年代以及革命年代，普列漢諾夫的忠實弟子們只剩下一條路可以走，那就是同他展開不可調和的鬥爭。

[Ibid.]

豹變

接下來加入一段插曲。

內戰期間，俄共(布)厲行戰時共產主義(1918-1921)。進入1921年，經濟開始崩潰，生產倒退，饑荒蔓延。農民起事、工人暴動頻發，這些消息也傳到了軍中。彼得格勒工人罷工遭鎮壓後，防衛港Kronstadt海軍基地的水兵決定站出來聲援工人，他們發出了呼籲書，直指俄共操縱的蘇維埃已不再代表工農意志，要求公平公開的改選，保障1917年許諾的政治權利與自由，反對俄共的特權地位及其對工農的專政手段，云云。呼籲最初起自兩艘戰列艦，旋即獲得整個要塞的支持。然而他們的活動立馬被黨中央定性為“反革命暴亂”。隨著事態繼續，黨中央暗下決心不惜一切武力鎮壓。 _{詳參Orlando Figes (1996):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雖則本系列提及人事由來均為常識，並無任何秘辛、謎團，或作新解之處。關於Kronstadt起義，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俄國檔案叢書之《21世紀的喀瑯施塔得》，收錄有此事諸多文件。[該鏈接指向中馬庫，網站上傳的不是完整版本]}

軍隊起義乃布黨之禁臠與心腹大患。諷刺至極，波羅的海艦隊正是當年他們所策反的關鍵武裝力量。對革命當權者而言，糾正革命敘事，乃觸及靈魂的最高威脅，唯有通過肉體消滅來達成或阻止。縱然水兵代表對布黨提出的是改良措施，此讓步先例一開，黨如何止得住異己的革命人馬再次居功要挾？長此以往，黨非但不能把持終極正確，反而將面臨一堆黨外監督制衡力量。更可怕的是，水兵的成功干預會把蘇維埃與黨的秘辛翻抖出來，以其成功先例鼓勵更多人出來證明：蘇維埃原本就先於布爾什維克獨立存在，蘇維埃政權也可以不被布黨獨占。布黨深刻認識到，如果社會主義不需要我黨，那這樣的社會主義就不值得存在。面對此種可能性，今日殺人一念遲，日後多殺十倍起。托洛茨基與圖哈切夫斯基(M. Tuxachevskij)指揮紅軍猛烈進攻Kronstadt，不惜用毒氣彈攻破要塞。最終，戰敗的起義者被悉數扣上反革命罪名，加上各路前反動勢力操縱之指控。對起義者的家人與支持他們的市民，也一並抱以鐵拳。凳小平在六十年後相似的時刻，遵從了老牌列寧主義者的本能，並同樣感念自己的慈悲。

制作陷阱者不允許自己在同一個坑里跌倒。以後要在蘇聯摘桃子，唯有深藏不露的黨人同志，待新婦熬成婆。其中最傑出的典型人物，十餘年後發動了空前浩大的內部清洗，無意間將此次鎮壓責任人盡皆滌除。第二位代表人物活在嚴父的蔭蔽/陰影中，按捺不住良心作祟與贖罪的感動，不惜當眾扒開上任家長的底褲。不過那都是後話也。

托洛茨基流亡墨西哥期間，逮1938年依然不厭其煩為此舉辯護。然則，不諳世事的路人群眾自是“不可語冰”，他本人離開權位過久，亦迷失方寸。何事可做不可說，當權者熟稔於心，他們深知爭論只會把事情越搞越大，話頭越多想法越亂。“正確的”歷史敘事需要抓大放小，扭曲格局與框架，而非追求邏輯與事實細節之嚴密；正確的集體記憶首要防火長城，次要培養一代新人，其他操作手段都須為此服務。失去權力的托子竭力證明黨的英明決策，在小報讀者看來，儼然一位激動的文藝青年——那正是托子三十年前的本來模樣。

藉此機會，列寧在大會上重申了黨的統一原則。

2．但是，還在全黨開展關於工會問題的辯論以前，黨內就已經顯露出派別活動的某些苗頭，即產生了幾個具有各自的綱領、力求在某種程度上自成一派並規定內部紀律的集團。[…]

必須使一切覺悟的工人都清楚地認識到，任何派別活動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許的[…]

3．關於這個問題的宣傳，一方面應當從「保持黨的統一、實現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意志的統一是保證無產階級專政勝利的基本條件」這一觀點出發，詳細說明派別活動的害處和危險性，另一方面應當揭露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所采用的新的策略手法的特點。[…]

4．在同派別活動進行實際鬥爭中，每一個黨組織必須密切注意，決不容許發表任何派別言論。對黨的缺點進行絕對必要的批評時，應當使一切實際的建議以盡量明確的形式毫不遲延地立刻提交黨的地方和中央領導機關去討論和決定。[…]

5．代表大會根本反對工團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傾向（對這種傾向已有專門的決議加以分析），並責成中央委員會徹底消滅一切派別活動[…]

6．因此，代表大會宣布毫無例外地解散一切按這個或那個綱領組成的派別（如“工人反對派”“民主集中派”等等），並責令立即執行。凡不執行代表大會這項決定者，應立即無條件地開除出黨。

7．為了在黨內和整個蘇維埃工作中執行嚴格的紀律，並取締一切派別活動以求得最大程度的統一，代表大會授權中央委員會，在遇到違反紀律、恢復或進行派別活動的情況時，可以采取黨內一切處分辦法，直到開除出黨；而對中央委員則可把他降為候補中央委員，甚至采取極端措施，把他開除出黨。[…]

關於黨的統一的決議，《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文獻》(1921.03)

以門外漢級別的理解，這些規定好像就是列寧要搞一言堂，禁止拉幫結派，妄議中央。結合背景看，中央要肅清黨內同情此次起義、阻撓鎮壓的人，以及混入黨內的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分子。這些權鬥角度的看法都流於表面也。

該文件對於先鋒隊黨的成熟意義非凡，是一定要寫入操作手冊的精髓。其精義在於，黨內不能形成社會集團的代表性。一言以蔽之，猶如無產階級專政乃偽國家，黨的統一原則透露的秘密為：列寧黨本身必須堅持負組織——在內部永葆解構性亦即純潔性。所謂喪失純潔性，就是指黨的部分身體重新被某個社會集團俘獲。純潔性是先進性與戰鬥性的源頭。源頭被污染了，鬥爭就受累極大。阻礙黨頭意志的貫徹是一回事，派系活動打開了一扇危險的小門——黨的空殼化。新的舊的社會集團在黨內借殼上市。黨在創業初期立足未穩，這是絕不能容忍的。誠然，黨具有人身(person)，同其出身的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第一，天生的共產黨人，即具有職業革命家、恐怖分子天賦者，勢必要從社會的邊緣夾縫中吸收，從天然感到脫群、疏離，喪失歸屬的人當中吸收。第二，新人，即毀棄先前一切社會有機聯繫、共同體紐帶及一切價值，換得深淵至深處的漆黑——這種特殊材料首先就是自黨內開始鍛造的。“黨組織之外，無人可以尋得徹底的毀棄墜落。”_{其對應語為：教會之外，無人可以尋得救恩。恐讀者不熟語境，特此明示。}

由此，我們深入組織實際，觸碰到隱微(esoteric)知識：列寧主義先鋒隊黨不是“激進的”社會民主黨，它絕非工人階級、抑或任何社會有機組成底代表團體，且原則上始終拒絕落入社會底誘惑；當它不能做到這一點，就失掉了純潔性。

Kronstadt起義開啟了他們的第二章(1922-1927)。俄共(布)十大上，當戰事仍在焦灼，列寧宣告施行新經濟政策[Novaja Ékonomicheskaja Politika, NEP]。世界革命之遠景實在有些遠，向歐洲發達國家輸出革命未見近效，無法取得回報之時，共產主義不可能但憑俄共的鞭笞而降臨。於是，“先進”科學之執掌者，操縱著極大進步的專政機器向“落後的生產關係”妥協讓步了。

分歧

新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是以糧食稅取代餘糧徵集制[Prodrazvërstka, short for prodovol’stvennaja razvërstka]，允許農民使用土地的權利與選擇自由（後來又允許土地出租與使用雇傭勞動）。同時，暫緩了全面國有化，流通領域國退民進，恢復商品交換，允許私人經營中小企業；放開貿易限制，鼓勵外國投資。這樣的經濟制度與形態被稱為國家資本主義。從經濟層面來看，NEP松綁的尺度大大超出了Kronstadt的呼聲。然而在公民（工農）政治權利、政黨制度等禁區，則依舊嚴防死守。雖其如此，經濟層面的松綁本身就蘊含著一定的政治自由，也會帶動更多權利的行使。企業管理體制改變，政權也稍有開放，同時，一些工人、農民及小業主在貿易、生產經營中致富，新的社會階層悄然形成了。他們被稱為NEPmen。

如此大的“後退”不可能不引起黨內震動。如果承認共產黨有時走得太快，有後退一步的必要，那麼此例一開，今後的尺度就不好把握了。同志們會萌生出很多想法：以後是不是還有可能用力過猛導致“失誤”？俄國物質條件如此落後，以至於要召回資本主義的法術，那豈不是承認孟什維克也有道理（甚至多算兩步）？“既要…又要”“既不要…也不要”咒語不解決實際問題，兩頭堵的路線相比單向路線，操作難度要大得多。

由此引出一個重大問題，俄國共產黨何以能調轉方向？

要知道，above all，共產黨是歷史客觀規律所成之肉身_{[我重新概括上一篇關於斯大林教義的修辭：歷史客觀規律即是“道”或邏各斯(logos)，對應著上帝底位置。客觀規律，與物質及其運動底客觀性、規律性乃同義語。共產主義·黨·科學認識，具有客觀規律底同一本質，分別對應其目的、意義、內核復歸完滿處，客觀規律底人身，客觀規律底意識頂點、精神。]} ，領袖身為黨的實際化身、最高代言人，他們的權威同“正確”牢牢綁定，永久權威同“永遠正確”牢牢綁定。為“贏”做解釋很容易，糾正錯誤也可以是贏。但承認了的錯誤，不可能同時又是正確。所以從根本上說，共產黨從不承認任何一次錯誤。預期落空、目標未成、任務失敗，只要還沒嚴重到改弦更張、修改路線，都可以歸於某些黨人的技術性失誤或黨性淪喪，需要加強幹部底鍛煉與培養；果真有那麼嚴重，則說明黨（往往對應領袖）在未成熟的條件下做了“超前正確”的決定，或者在已成熟的條件下做了“保守正確”的決定。黨人可能會犯錯甚至淪喪，領袖可能會誤判，黨是永不犯錯的。這也再次解釋了為何俄共絕不能答應Kronstadt的請願。並非因為那些訴求違背了俄共的原則或先前決策，而是共產黨不能出於正確性之理由向黨外力量讓步。換言之，共產黨要妥協讓步，必須是如下情況：

• A.向敵對勢力妥協。基於兩種理由：
• A.1.迫於敵我力量對比之嚴峻，向當前最主要的強大敵人讓步。以此蒙蔽，周旋，暗中生長。【韜光養晦】
• A.2.向次要敵人示好，軟化態度，爭取其幫助，充分發揮利用價值；分化敵對陣營，挑起其內部矛盾。【統一戰線】
• B.黨內有了新的正確。分為兩種情況：
• B.1.真正的領袖至此方才現身。領袖的誕生與傳承需要時間檢驗，導師、舵手、領路人未出，黨頭意志不明，其下的黨組織自然摸不清方向。
• B.2.肅清了組織內部的叛徒內奸，挫敗了壞人潛入我黨內部的陰謀詭計，回到了原來的正確道路。

物質條件與群眾底“落後”單獨而言不能構成充分理由，而是只能由領袖把關的原材料（in case B），另外有時作為A底輔助條件。“群眾”統稱舊統治階級及資產階級（二者不一定重合）以外的人，在共產黨眼里，群眾的基線是中性的原材料，不好也不壞，可以向兩個方向轉化。社會主義改造中，工人階級具有先進性，惟解釋權歸先鋒隊所有。農民原則上是必須吊打的反動階級、落後分子。_{俄共較為重視工人利益，（如條件允許）仍希望得到工人階級的支持。中共則從來沒有那種程度的社會聯繫，對群眾也沒有明顯的喜惡偏好。如果說俄共有厭農癥(misogeorgon, coined by myself)——如同馬克思以來的習慣，那麼中共、柬共以及其後的毛派則只能診斷為厭人癥(misanthropy)。中共執政以降，工人如畜，農民如礦，給工人最好的待遇就是免於成為農民。中共絕不是甚麼“農民黨”，毛澤東略加施展皇帝對農民的天降父愛，擠壓朝臣，篩選不同派系的地方官，不過是千年悠久的君-臣-民play。西方蛋頭學者看不懂東方皇帝的法-術-權，理所當然，不必苛責。}

敵對勢力值得單獨提出來說。敵對勢力不等價於敵對階級或反動階級。如果說群眾是中性、惰性(inert)對象，反動階級則是字面意義上注定的反對力量，但其中成分仍存正向轉化之可能。敵對勢力的成員既可能來自反動階級，也可能來自群眾；毋寧說，成為敵人同出身並無確定關聯，而取決於立場與力量：(1)是否接受共產黨領導的歷史絕對運動。(2)是否有足夠力量對共產黨產生威脅。因此，敵對勢力幾乎必然由反動階級人物領導。散沙化的群眾單憑自身無法構成敵對勢力。革命成功以後，世界上仍然有群眾，但不復有反動階級矣；革命成功就是以反動階級被徹底消滅來限界的。敵對勢力可以構成妥協讓步底理由，根本上是因為他們從來就站在正確性底反面，他們是錯誤底化身。冥頑不靈，無藥可救，只能送入歷史垃圾堆。當其身強力壯時，向他們讓步只為了更好的鬥爭，此乃無須自證的天然手段。_{由此可見，共產黨神學具有濃郁的二元論色彩(dualism)。}

該問題是很多人的誤區。很多人都能察覺到“從不認錯“之表象，但他們認為這無非顯明共黨底虛偽（並且默認所有人內心深處都同此虛偽），從而表現共黨說謊卻又百般狡辯的滑稽模樣。見解之庸俗油膩莫過於此。正確的說法是，共產黨始終相信他沒有錯。他堅持著超越以往一切社會局限性的正義，遵循由最高科學真理所揭示的進步方向。對共產黨的庸俗理解一大標志，就是把共產黨神正論及其基礎之科學神學當作舞文弄墨、自吹自擂的文字遊戲。_{文明末期的漢字文人熟稔於二十四史的狡計，內心把一切說法、表態及文本都當作表演，如同皇帝本紀的家世、天生異象、德運……而他們就是精於此道的文字表演藝術家。20世紀前中期的末期文人見識過中共沖刷蕩滌之氣勢，半個世紀後他們的後輩則在豐亨豫大中臆測中共的頹廢腐化。如果說，共產國際中國支部亦如歷史上的蠻族闌入，憑征服中原自動獲得了統治資格。那麼，純用無賴手段統治中國是夠了，統治俄國則不夠，遑論歐洲。縱是如此，我們也得承認，中共幹部黨員對於正確性的執著堅持，依然不同於末期文人。}

基於以上認識，就黨內而言，新經濟政策不是一次完全正面的案例。因為領導核心沒有找出為舊政策背鍋的“壞分子”。這樣的改革，只有憑列寧的威望才能做成。而即便以列寧的威望，NEP帶來的松動與風險依然難以預料。這段時期，黨的文件中頻頻使用“退卻”“進攻”等語，有意無意將政策調整描述為同敵對勢力的戰鬥，藉以表現權宜之必要。修辭終究不能代替實際。韜光養晦適用於臨時舉措，或者須有明確的交戰對手。日後，類似NEP這種程度的轉向，由備受崇拜的慈父權威，肅清混入黨內的反黨集團來達成，被證明為唯一正確的解法。

托子對新經濟政策無甚好感，無論從其一貫的思想傾向、抑或列寧歿後的動向，都是顯而易見的。雖然，他對於列寧核心的忠誠與紀律性無可質疑。一旦中央意志形成，他就要調整自己的認知，並積極為新政策提供理論指導。1923年3月27日，俄共(布)十二大上，托子就經濟政策發表講話，摘錄為《關於工業的提綱》。他肯定了NEP的必要性與成就，並為其劃出了限度。他認為，重新調整政策方向的時候到了。_詳見後文

列寧因中風無法與會。新經濟政策的前途成了懸在俄共頭上的定時炸彈。不僅如此，迫在眉睫的難題是誰來當列寧的接班人。政治局的派系鬥爭與分裂暗流洶湧。<黨的統一>原則，從字面上看，跟著列寧的生命一起垂危了。

此時，托洛茨基尚不知自己在黨中央裏已然孤立無援。

_{政治局的意見分歧與派系涉及兩個層面，必須孤立來思考：一是列寧遺意為何，例如，他到底認同NEP是臨時舉措，抑或社會主義建設的新要求；他是否想拿掉斯大林（這是確定無疑的）。二是中央領導自己的見解與傾向為何。也許真有如此赤膽忠肝，僅為先主遺命不顧身。他會將第一個層面的答案同第二個層面的立場連接起來。吾人實無需為此費神。在政治史之舞台上，立場、目標底形成過程本當退居幕後。關於NEP，列寧留下的說辭並不明晰，像人人擁護毛主席一樣可由相反的立場一同主張。關於人事安排的《列寧遺囑》，正如宮廷遺詔，需要運氣眷顧與高明的權術手腕才能發揮關鍵作用。政治鬥爭底實質永遠都是人事鬥爭，而不是原則交鋒底現實化。對其的理解也應緊扣人員親和性以及權力博弈底需要，而不宜被當事人底思想傾向所蒙蔽。放眼各種組織，團體紐帶底形成可能取決於成員出身（階級、族裔）、履歷與人際交往中的複雜因素，以及出於共同目標、利益的機會主義聯盟，思想底親和度只起到微末作用。參考Issac Deutcher《被解除武裝的先知》第二章，作者從生平、性格、動機等角度闡述了其他政治局委員對托子的態度。}

導師落下，偉人昇起

從1922年12月起，關於列寧的接班人問題在政治局議程中占據了首要位置。[…]1922年12月，或1923年1月，當列寧終於不能參加政治局工作時，變化發生了，一個特殊派別形成了，其唯一目的就是防止托洛茨基掌握多數，使他不能取代列寧的位置。這個特殊派別就是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這三駕馬車。

他們只願意讓他在政治局里占據顯要地位，但並不認為他有資格占據列寧的位置。然而讓他們感到恐懼的是，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動來反對他，那麼他就確有可能接替列寧。

在接班人問題的鬥爭開始之前，托洛茨基在政治局里幾乎已是孑然一身。1923年初的頭幾個星期——距列寧逝世還有整整一年，托洛茨基在政治局會議上發現斯大林以過去少有的兇暴和惡毒對他進行攻擊，他才第一次模糊地意識到政治局裏存在著一股串通起來反對他的力量。

Deutcher《被解除武裝的先知》第二章. 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三駕馬車”之外，中央委員李可夫、托姆斯基，候補委員莫洛托夫、布哈林 ，同樣不想看到托洛茨基接班。托子顯然是最有資格的繼承人，僅此一點，就足以令三駕馬車聯合起來針對他。僅從立場上說，他深得列寧認可，與他令其他領導人倍感憂懼，乃出於同樣的理由：他代表著共產黨及國際共產主義底純潔性與“初心”。此時的高層里本土派占優。他們更傾心俄羅斯本部的利益、工人或農民的權益，害怕軍事共產主義再臨，亦對地方民族自決權不滿。（越往下，中基層幹部中，本土派優勢越大。注意，本土派並非全部支持新經濟政策及其擴大化，其中仍有左、右派之爭。）十二大期間另一重大議題是格魯吉亞事件。列、托對格魯吉亞分離主義者表達同情與辯護，嚴厲批評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參考列寧口授評論<關於民族或“自治化”問題>(1922.12)。這符合列寧一貫的主張。更多領導人如斯大林、捷爾任斯基，則傾向大俄羅斯主義，堅持統一不可分的中央集權。

列寧在十二大前中風，將其臨終信件托付給托子，命其處理格魯吉亞事件，並將自己意見通報黨代會。然而托子又一次辜負了列寧的囑托。這次是最後一次。他此後再無機會陶醉於維護團結之幻想里了。Deutcher的敘述越是美化，讀者愈能看出托子身上充滿了知識分子的清高，對於權力運作的理想化、幼稚與呆板。他不屑於爭權奪利的把戲，又缺乏這方面的手腕，且看不清人心與形勢底變幻。托子堅信，理論底真理性必能將其行動引向正確的結果，因此堅持“活出真理”。然而，他此前能施展其才學，都建立在列寧的權威與認可之上。當他不能自己奪取空出的最高權力，而待新的領袖·核心確立以後，身為黨人的要務，就是對核心服從、維護、看齊——不但在組織紀律上，而且還在思想上。

懷璧其罪。1924年1月，俄共十三大開幕時，三駕馬車早已準備好決議，炮轟托子及其支持者“偏離列寧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派性”。托子正在高加索地區旅遊療養。數日後，他又接到列寧逝世的消息。他再次表現出了對於權術的手足無措。數月之間，他的羽翼被迅速削除，他的大本營——軍事人民委員部悄然落入三駕馬車控制。

春天，他[托子]的健康有了起色，回到了莫斯科。黨正在籌備預定在5月召開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全體中央委員以及資深代表在5月22日集會，聽取一直由克魯普茨卡婭保存的列寧遺囑。列寧遺囑的宣讀猶如一個晴天霹靂。到會的人們極為困惑地聽取遺囑原文。遺囑嚴厲批評了斯大林的粗暴和不忠誠，並敦促黨把他從總書記的位置上調開。斯大林似乎要完蛋了。他的命運又一次面臨著毀滅。在悼念列寧的莊嚴氣氛裏，在無限敬佩和宣誓“堅持列寧神聖遺言”的旗幟下，黨若違背列寧的告誡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由於他未來的犧牲者的信任，斯大林又一次得救了。掌握著他的命運的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急忙跑來搭救他。他們懇求同志們保留斯大林的原職。他們用盡一切熱誠與表演的才能來說服同志們。他們說，不管列寧怎樣歸罪於斯大林，但錯誤並不嚴重，而斯大林已經有了很大的改正。季諾維也夫解釋道，列寧遺囑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但是，如果列寧本人能夠像他們大家一樣親眼看到斯大林是怎樣真誠努力地改正錯誤，他也就不會要求黨調離斯大林了。（其實斯大林的窘境正合季諾維也夫的心意，因為他早就防著斯大林，只是不敢撕破他們的夥伴關係。季諾維也夫一心希望斯大林感恩圖報，使他仍能穩當三駕馬車的車老大）

[…]然而，他[托子]一言不發，只是用皺眉、聳肩這樣的表情來表示對這種滑稽場面的輕蔑和厭惡。他不肯在這個顯然涉及他個人地位的問題上明確表態。於是列寧關於斯大林問題的建議終於未被采納。但是這樣做，列寧遺囑就不能公布，否則會暴露出為了對列寧個人崇拜而舉行的所有儀式的荒唐可笑。盡管克魯普茨卡婭提出抗議，中央委員會仍然以絕對多數票通過，將遺囑扣起來不予公布。托洛茨基仿佛由於憎惡而麻木，僵坐在那里，始終保持沈默。

[ibid.]

呆若木雞，大概就是先知卷入當下切實的政治漩渦中的場面。隨後的十三大會上，托子面對洪水般洶湧的聲討，坦然接受了政治上的失敗，但拒絕無端的指控。此份告白，由黨的領導人之口，直述了黨與正確性的關係。

同志們，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希望反對黨是對的，或者可以是對的。最終說來，黨永遠是正確的，因為黨是工人階級為解決基本任務所掌握的唯一歷史工具。[…]我知道一個人反對黨不可能是正確的。只有緊跟黨並通過黨才可能是正確的，因為歷史還沒有創造出任何其他方法來實現人的權利。

轉引自Deutcher《被解除武裝的先知》，黨代會記錄

三駕馬車，派系活動的勝者，將派系活動與“宗派主義”作為對敗者的最大指控，顯然是一種黑色幽默。敗者要承擔所有問題底責任，這正是內部鬥爭底範型，並由共產黨演繹到極致。掌權者擁有對真假、正誤的定義權，似乎是對於正確性的莫大諷刺，但實際上，這才是黨內真理生產底唯一操作方式。1923年德國革命潰敗底責任也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扣在了托子頭上。彼時適逢共產國際處於變質期，從列、托時期國際主義的、超越民族界限的一般黨，經過季諾維也夫，逐漸走向斯大林式太上皇與行中書省。俄共事實上統治了國際，監護、包辦起其他成員的事務。

6月，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為將托洛茨基革出教門蓋上最後印記”。會後托子沒有再當選為執行委員會正式委員，斯大林取而代之。

1925年初，托子被黨中央撤離軍事人民委員會，離開了權力中心。

托子被下放不是政治局鬥爭的結尾，而只是開頭。

我們已知悉接下來十年的大致經過，此處結合當時的社會形勢及關鍵人物的動向，可以略加考察人事與政策變動之詳情。在此之前，必須重申，權力鬥爭不是原則交鋒底現實化；出於博弈底需要與形勢變化，個人的政策立場也是可以來回變換的。出身、履歷、人際關係同樣不是解讀立場的保票。對於追求永葆純潔性與絕對墮落的負組織，此間奧秘更加遊離變幻，難以捕捉。我們別無他法，只得把更多關注放在更可靠、確定的方面。

黨的統一與純潔性畢竟只是理想形象，現實中的黨組織從上到下無不面臨社會力量的牽引、撕裂，黨人立場分化、陣營重組經常發生，派系活動絕不因上一次勝負而告終。布爾什維克驅除了孟什維克的肉身以後，卻發現自己用孟什維克之名招魂再鬥敗幽靈，如此戲碼將要反反覆覆上演，至死方休。

第一階段的主線為，“純潔性”底危險解除後，三駕馬車之間的不和漸露。圍繞新經濟政策長期化以及一國社會主義，高層底左右之爭愈演愈烈，最終中派的斯大林脫穎而出。

這段時期最大的形勢有二，一為歐洲革命失敗，二為改革進入深水區。1923年德國革命的最好形勢錯過以後，國際派的老布爾什維克舉目四望，只有衣不蔽體的俄國農民環抱，頓感窮途之哭、流徙之悲。有些人開始同這一現實和解。布哈林乃其中代表，他主張長期維持蘇維埃與富農的聯盟，利用私有制與利潤激勵，重建經濟，逐步進行積累。時至1925，布哈林儼然成了“右派集團的鼓舞者、理論家和思想家”。他是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底真正大腦，並得到了斯大林的認可。

當是時也，新經濟政策仍靠著慣性運動著。那項注定的任務亦在逼近——NEPmen，以及剛剛活過來的農民，他們終究是要被消滅的“對的人”，但何時才是對的時間？近在眼前，抑或一再推遲？黨國底危機已然臨近。富農及農民開始積極行使政治權利，要求農村商品經濟進一步松綁，他們已同基層政權與黨組織產生了連結。

相對地，列寧格勒(聖彼得堡)形成了左翼的反對聲浪，他們處在季諾維也夫的領導下。季夫不相信蘇聯可以於孤立之中建成“不折不扣的”社會主義；這樣的社會將長期存在私有成分與社會主義成分的矛盾，而“國家資本主義”階段的社會主義成分亦蘊含著資本主義關係。

1925年的糧食危機使得季夫同布哈林的沖突公開化。高層鬥爭表現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vs布哈林+斯大林。兩派矛盾在十四大(1925.12)會上達到頂峰。結果是，季夫-加夫的“新反對派”被布哈林-斯大林聯盟擊敗。

第二階段，新反對派同托子的派系聯合，組成“聯合反對派”，對抗權勢日盛的斯大林，及其盟友布哈林。跳過細節，結果是聯合反對派全敗：1926年10月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托子失去了政治局委員之職，季夫被剝奪了共產國際主席之職。_{聯共黨內的鬥爭局面，直接決定了1927年共產國際之中國革命的走勢。斯大林決意扶持蔣中正的中國國民黨推動革命，而聯合反對派要求支持純正的共產黨。蔣賭上了斯大林的背書，發動“清黨”扭轉了KMT容共以來的空心化，但沒有擺脫共產黨人的滲透。}

至1927年，聯合反對派成員悉數遭逐出中央。十五大(1927.12)上，季夫、加夫、托子全都被開除出黨。1928年，托子被斯大林流放到阿拉木圖。

第三階段，布哈林-斯大林聯盟破裂。斯大林開始打擊右翼反對派。他的國內政策急劇左轉，打擊富農並開啟高速工業化。1928年糧食收購危機導致布哈林同斯大林爆發衝突。布哈林、李可夫試圖再聯合加米涅夫去對抗斯大林，為時晚矣。1929年聯共中央政治局與中央監委主席團聯席會議上，“布哈林集團”被打倒。7月，布哈林的共產國際主席一職由莫洛托夫接管。自此，共產國際徹底成為了莫斯科的下屬機構。

從此，斯大林再無對手，獨步天下。

1929年，一五計劃開始實施（也可認為是1928年開始的）。

1929年2月，托子被斯大林驅逐出境。起初，他寄居在土耳其。（後來在法國、挪威暫居過，最終抵達墨西哥。）他建立起國際托派組織，號召各國的支持者留在共產黨內當一個左翼反對派，以糾正黨的路線。_{顯然，相比中央其他領導人的派系，這才是從根本上違背了<黨的統一>原則。由此引出一個嚴肅的問題：如果黨被壞人劫持了，忠誠的同志在擁護黨與捍衛黨之間當如何抉擇？}這期間，他的老同事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亦都被斯大林開除黨籍，發配邊疆。

聯共內事態如同滾石下山。斯大林沒有止步於大權獨攬，而是必須把手下敗將肉體消滅。1932-1933年農業集體化引發的大饑荒對斯大林的權威產生了動搖。基洛夫遇刺事件亦刺激了斯大林的偏執疑懼。法西斯主義興起帶來的西線戰爭壓力，同樣加劇了斯大林的威脅感與壓力。大清洗打破了黨內的殺戒，比以往任何勢力所幹掉的布黨分子都要多。偉人利用內務人民委員部，從中央領導層、老布爾什維克，到地方黨委，以至軍隊都整肅了一遍。兩年後，他乾脆利落地結束了清洗。布黨早期領導人幾乎都被成為某個反黨集團並處決。對他們的平反，則要一直等到半個世紀以後，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就此時看來，偉大領袖最想除掉的那個人，反因早遭驅逐而（暫時）逃過一劫。

第三國際在蘇聯支配下完全失能，並喪失國際性質。隨著納粹黨在德國掌權，德國革命底徹底葬送令托子確信第三國際已不可救藥，遂正式脫離之，乃欲將左翼反對派組建為第四國際。可是，托子又想要社會革命底形勢“客觀地”產生對國際的需要。直至1938年9月，第四國際成立大會在巴黎舉行，宣告建立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托子起草了宣言文件《過渡綱領》，正式名為《資本主義的垂死痛苦與第四國際的任務》。完全成熟的托洛茨基主義總結於茲。

可惜不到一年後，斯大林派出的殺手將他殺害於墨西哥城的居所。國際共運底先知時代終焉。慈父紀元全面鋪開。

托洛茨基主義

本篇，我大篇幅介紹了托子的生平事跡（雖然已做了高度簡省）。一來，基本的體系已經重構完成，不結合事件就無法描述列寧身後中央領導層底分裂。二來，吾人可以開始思考人物經歷同思想之間的共同演變。這一變化對應著本系列從初級升到中級。

5.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超工業化，普遍國有制，全局計劃

早在蘇維埃俄國建立之初，托子已形成了一套向社會主義轉型的規範理論。

工業，牢牢占據該理論底中心。正是資本主義工業大生產創造出了超越以往總和的財富與人口，打破了土地約束的天花板，令“增長”成了經濟的代名詞。自此，工業成為人們創造其生活的基礎場域。凡經工業革命暴增出來的人口，一天都離不開這個體系。在馬克思那裏，產業資本即工業資本是現代資本主義成熟的標志，於此資本運動才能盡展其全部特徵，發揮出最大潛力。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將在此高度發達，直至不能容納生產力的新突進；共產主義生產關係也在此中孕育，直到破繭而出。好吧……無論過程如何，現在，那個社會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了——至少有了個雛形，全面發展的政治條件業已具備。那麼，新社會終須在最發達的經濟領域證明自己的優越性。以俄國的落後條件，這就意味著對發達工業國的趕超。列寧有句名言，社會主義就等於蘇維埃加電氣化，對於歐洲美國經濟成果的艷羨毫無保留。托子該理論所圍繞的目標就是超工業化[sverhindustrializacij].

• 5.1 發達的工業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
• 5.1.1 產業工人底先進性本身就是伴隨著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而發展起來的。[…]
• 5.1.2 在蘇俄，無產階級真正成為了工業的主人。
• 5.1.3 工業的支配地位使得無產階級的獨裁權力不斷地再生產，此之經濟基礎奠定了國家暴力底歸屬，進而決定政制與法的規定。【留意此處體現的唯物史觀】
• 5.2 蘇維埃政權下，工業發展不能受制於農業基礎上的經濟條件，而應利用國有制與國家權力，實現強制積累與超工業化。
• 5.2.0 強制積累是指剝奪農民，最大限度將農業剩余資金轉化為工業投資，以實現快速工業化。所謂超工業化，就是指超出原本的經濟積累節奏，跨越自然/自發的發展階段。【同上一篇對斯大林模式的介紹有所重複。一】
• 5.2.1 新經濟政策對於經濟與工業底復蘇大有裨益。但是，輕工產品價格高昂，重工業落後於輕工業，是NEP時期的主要缺點。若繼續依靠市場·供求的自發作用，國有工業（重工業都是國有的）將受損害，經濟底表面繁榮以及外部安全恐將不保。
• 5.3 發展國有工業是通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制度的唯一道路。國家擁有工業、運輸業的主要資產，委托給經濟主管部門及其下屬機關、聯合組織進行經營，積累剩余價值，為社會主義改造奠定物質基礎。領導機關：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國家通過計劃來調節經濟生活[5.4]。
• 5.3.1 國有經濟由各個行業的托拉斯組成。這些托拉斯享有廣泛的經濟自主權，可以在市場上作為交換經濟單位自由行動。在此邏輯上，普遍國有制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極致。【二】
• 5.3.2 財政預算、信貸要按國有工業底需要來協調。為保障工業信貸體制，向國有工業撥款的信貸機構應該集中。
• 5.3.3 實行社會主義關稅保護制度。【從略】
• 5.4 計劃經濟是普遍國有制的必然推論。(a)企業內部是由計劃而非市場機制協調的。托拉斯又對其分支企業下達指令。那麼，把蘇維埃國家看成一個巨型托拉斯聯合體，結論就顯而易見也。(b)國家既擁有生產資料，又設定了趕超目標，自然還需要全面而詳盡的計劃以確保每一部類、每一層級的執行。
• 5.4.1 計劃底制訂應當交給位居工業組織及其領導機關之上、並能聯繫各部門的專門機構，這就是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計委須享有充分的自主權，不受高級機關、中央及地方主管部門的轄制。堅決反對在工作中設立各種臨時性、偶然性的工作委員會。
• 5.4.2 國家計劃應囊括所有工業，以及與農業、金融業、運輸業、內貿外貿的相互關係，而不局限於個別托拉斯或辛迪加的範圍。這樣的經濟計劃必須從準備性的經濟試驗、從較小範圍開始，經過各部門實際協調及正確統計後，才有可能制訂出來，並運用到全局的實踐中。【邊制訂邊執行？三】

主要參考<關於工業的提綱>(1923). 這些規範並非是1923年才提出的。

有幾點值得玩味。

（一）所謂“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里，邏輯上原始積累是指在資本主義生產大規模成型前，最初將要轉化為資本的價值物[貨幣及商品]在商品生產者手中積累到一定程度。該過程就像是為資本循環往覆之運動推動了第一下，是運動底初始成因。熟悉建模思路的就知道，它並非對應於時間上的最早，而是模型啟動的時刻；歷史上由於資本主義誕生於不列顛，原始積累的範例自然也始於斯。另方面，原始積累底一大條件是勞動者底無產化，因為貨幣要有可雇傭的勞動力才成其為資本。二者常常相伴而行，實行原始積累的手段有時正是形成無產階級的原因。“在原始積累的歷史中，(…)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強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資料分離，被當作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拋向勞動市場。對農業生產者即農民的土地的剝奪，形成全部過程的基礎。”[《資本論》卷一，24章1節]

_{幼稚使用者總是將其同殖民主義活動等同起來，意指歐洲列強從其他地方打劫到了“第一桶金”，這既不符合馬克思的原理，且把馬克思原本的論述掉包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掠奪符合幼稚左派想象中的原始積累，但偏偏二國沒有把掠來的財富投入生產，而是用於奢侈享樂，因此也就沒有轉化為資本。此種講法在歷史上也是極幼稚的。幾乎在所有地方，國家底統治者都在持續“打劫”民眾，早就有了第一百桶、第一千桶金，何須遠赴重洋搜山撿海才能原始積累。（西、葡之征服美洲，恰恰最接近古代帝國底擴張。同時代明國征服夜郎、粵西、雲南、越南[後復國成功]，掠奪自然資源、財富及人口，在有目的有計劃的種族滅絕之餘，順道造成了海量的女奴男宦。但是都不構成原始積纍……）《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二至六節論述了（不列顛）資本主義經濟從農村產生底兩個階段，先是工場手工業，後是機器大工業階段。起初，大封建主、地主、（蘇格蘭凱爾特人）氏族首領侵奪農民土地、封建的及氏族公有地，他們“掠奪教會地產，欺騙性地出讓國有土地，盜竊公有地，用剝奪方法、用殘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財產和氏族財產變為現代私有財產(…)這些方法為資本主義農業奪得了地盤，使土地與資本合並，為城市工業造成了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階級的必要供給。”[2節] 於是，大批自耕農與封建家臣變成了流民無產者，他們流散城市間，不屬於行會工人，不受封建權利及法律保護。君主及國家用血腥立法與警察手段令其轉化為雇傭工人。[3節] 圈地產生的大土地所有者逐漸轉化為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農村副業、家庭手工業底瓦解促成了工場手工業底國內市場。“使小農轉化為雇傭工人，使他們的生活資料和勞動資料轉化為資本的物質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時也為資本建立了自己的國內市場。”[4~5節] 第六節提及不列顛及歐陸國家底殖民活動，當作原始積累底罪狀一並列舉出來，這是用於旁側暗示資本底歷史起源底形式普遍性：“勞動者同勞動條件的分離過程，要在一極使社會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轉化為資本，在另一極使人民群眾轉化為雇傭工人”[6節]；“直接生產者的被剝奪，即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解體。”[7節] 總之，《資本論》底邏輯程式基於單一系統，先是一地、爾後擴展到整個世界為一體，絕無空間給國家統治者劃分疆界。此章底歷史敘述中仍有許多錯誤的暗示，但對馬克思的批評超出了本文目的。幼稚左派底邏輯程式設置了一方是多個藏寶洞，另一方是大盜，不事生產、專精武力，貪得無厭，以尋找並占領藏寶洞為目標；世界經濟底成長就是寶藏從洞裏轉移到賊窩裏的故事。說到底跟當時的探險家思維一樣，區別僅在於後者認為這些寶藏實當屬於勇敢的開拓者，而前者認為這侵犯了洞主底權利。盡管在大多地方洞主無非是上一批留守的盜賊。再次聯想到前兩篇的範式轉移：把階級矛盾偷換成民族國家間底競爭。}

建立社會主義國有工業，當然亦需要初始資金。但是，等一等，建立社會主義何止需要初始資金？它需要整個資本主義的發達經濟基礎，包括階級條件。馬克思指出了資本底歷史起源·原始積累底本質是剝奪直接生產者，排擠小生產基礎上的私有制，隨即表示：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主導後，資本底集中、少數資本家剝奪多數資本家，體現了對私有者的進一步剝奪，使得勞動、土地及生產資料進一步社會化、公共化。繼續發展下去，資本主義生產就會否定自身的占有方式，導致第二種私有制毀滅；它同時也形成了一條出路即共產主義，就是在社會協作與生產資料公共占有之上重建個人所有制。就算我們忽略“共產主義”概念從馬克思到蘇俄此時的畸變，有一點確定無疑——共產主義建立於對資本家的剝奪。原始積累跟共產主義不沾邊，它是資本主義底前史，共產主義底前史之前史，那就是完全無關的東西也。硬要類比的話，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底第一步積累，不是別的就是廢除私有制，無產階級來占有土地及生產資料。於是又回到了那個老問題：一句話，沒有成熟資本主義的地方要如何建立共產主義？（沒有足夠的資本家可供剝奪，怎麼辦？）

因此，“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首先從概念上就是邏輯謬誤。當其出現於布哈林1920年出版的《過渡時期經濟學》時（最早由Vladimir M. Smirnov提出），列寧對該詞嗤之以鼻。_{見<在尼·布哈林《過渡時期經濟學》一書上作的批注和評論>(1920)。}然而，上面的難題無法回避，惟其如此，“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代表的解決思路就會不斷出現，盡管其意涵可能不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ij)才是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理論底創始人，他正式闡述了此積累過程底意涵：剝奪農民、小生產者、NEPmen，向國有工業與全面的國有制邁進。[Preobrazhenskij《新經濟學》(1926)]

幾乎所有人都把托洛茨基當作“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底代表人物，連Deutcher亦都如此（我想，或許Preobrazhenskij也是這麼想的吧）。但是，托子本人絕口不提這個詞 。_{我所閱範圍內，一次都不見托子有過此說法。不過我只識讀中、英譯本，可能有缺漏。此處不做定論。}我有把握說，他從未承認過有這麼一個階段。與其說他不想直衝列寧的批評，毋寧說他們兩人都正確理解了馬克思的原意，領會了這一可做不可說的真實：壓根不存在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蘇聯進行的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不過是為了建立社會主義，由無產階級專政來執行的。

（二）國家資本主義。從馬-恩到列寧、托子有一條暗線，他們屢屢提及，正如自由放任主義日益被壟斷資本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自身的發展趨勢就體現出所有權集中，計劃調節底範圍擴大，壓縮市場底無政府狀態。一戰前後，壟斷資本又同國家權力日漸結合，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由此帶來一層隱義，國家資本主義作為壟斷資本主義底極致，亦可取而代之，並將發揮出最大的生產效率。從而奠定通向共產主義的物質基礎。除了趨勢中不言自明的“進步性”，最重要的是有個蘇維埃政權監管把控整個過程，拷打有產者與私有制要講究方式方法。

首先要澄清，這種邏輯推演到的“極致”並非就是現實所能達到的。如果不由國家權力出手廢除私有制，企業集團、壟斷組織底擴張必有其極限，任爾是卡特爾(Cartel)、辛迪加(Syndicate)、托拉斯(Trust)，抑或康采恩(Konzern)。其中，托拉斯是最接近蘇聯國家資本主義形態的壟斷形式。我們很容易想到Ronald Coase的企業理論，他探討了企業底規模/邊界問題，認為企業底邊界發生在額外交易底成本等於公開市場上完成此交易所需成本時。企業內部交易底邊際成本遞增，所以企業不可能無限擴大，以至於完全替代市場底作用。說到底，隨著內部交易底擴大，生產要素底調配愈發複雜，企業家憑其感覺、經驗做出判斷的效率與有效性都會下降。此外，Coase未考慮到生產成本。規模效應底上限同樣制約著企業規模。_{榮兆梓: 企業性質研究的兩個層面, 《經濟研究》1995 (5): 21-28.} （職業經理人群體，當然有助於企業及集團規模進一步擴大。正有此相似性，部分托派將蘇聯官僚同公司經理層類比；同時，將蘇聯的官僚控制定位為所有權·經營權分離趨勢底極端畸變，此一趨勢在現代資本主義中隨著股份公司而出現。）總之，這些類比都不能跨越社會主義改造之鴻溝。

然而，在托子看來，這一“邏輯飛躍”底不可及性正是資本主義“現實”底劣勢。因為，老布爾什維克的默認前提即為，國家壟斷+計劃領導具有生產效率優勢。倘若事實不然，一定是其他干擾因素阻礙了優越性底發揮，譬如反動階級與內部壞分子的存在——不配合，搗亂，抵抗，執行懈怠或過度；境外敵對勢力底進攻，防御，封鎖。（參考敵對勢力段）資產階級社會空有發達的物質基礎，其國家卻不能有效拷打有產者與私有制，體現了資產階級底軟弱退步性，反凸無產階級專政底競爭優勢。

（三）托子的計劃觀。托子心中理想的國家計劃，概言之，即為中央權威模擬市場中的信息機制。他顯然低估了“模擬”的計算難度。不過，我要隨即指出，有人會誤解——當前或未來的計算機底進步將重新提出計劃領導底可能性。每次信息技術取得進步，算力迷信都會隨之冒頭。但是，全局計劃原理上面臨算力無法解決的困難。(1)複雜系統中的混沌(chaos)，即一動力系統對初始條件極度敏感，微小的擾動在長時間的反饋後無限放大，令系統長期狀態不可預測。常見的例子如天氣系統。經濟再生產體系亦然。混沌現象導致了完美計劃底不可能性，而執行中的計劃亦有痼疾無法醫治：(2)國有制下產權主體曖昧不明，企業面臨預算軟約束。計劃底執行總是要打折扣；折扣或變通，也就是對資源配置起到反饋及補充的事後調節，取決於企業同上級主管部門底親疏遠近，短缺及緊急事故底嚴重程度。(3)抑制終端需求。計劃的執行壓力總是向信息層級最低、中央權威最遠的地方疏泄，最終都會導向民間的短缺。民用不足抑制技術及應用底創新，因為計劃制訂者無法預知未來的變化方向，也就無法在資源分配上實行有效的獎懲。當我們回溯一條環環相扣的創新鏈，路徑似乎一目瞭然，但事前看哪個方向/分支有發展潛力可以推進，都是不可知的。在全面國有制與中央計劃領導下，探索--試錯之循環難以進行，不僅是因為預算軟約束、缺少退出機制等，關鍵還在於中央權威自身無法作為檢驗標桿——他們聲明的那個真理化身，實際上並不能指明方向。

_{值得提醒，列寧、托子一代領導人從來不認為草創的蘇聯[俄]已然是社會主義，同時相信社會主義將在短時間內到來。他們口中的“社會主義”跟共產主義依然具有原本的包含關係。後來，雖然預估時間一再延後，此用法延續到了斯大林時代。直到1936年初斯大林都還承認蘇聯尚不屬於完全的社會主義[Interview Between J. Stalin and Roy Howard, March 1, 1936]. 不過，自從1936年憲法頒行後，蘇聯底“社會主義”轉義基本就固定了，是為不同於共產主義的獨立階段。“共產主義”越退越遠，遠到天國上去矣，在話語中也幾乎隱身。}

5.II. 反對一國建成社會主義

跟上篇斯大林體制的敘述不同，托子堅決反對一國社會主義。蘇聯縱然是多個共和國的聯盟，也不夠格令社會主義制度在其疆界內單獨到來。他心中的基線是全歐洲的社會主義聯盟。_{參見<Europe and America>(1926)。有趣的是，當托子說到世界革命、革命輸出時，他的“世界”往往指歐洲。另外兩塊主要區域，美國與東方世界，固然占據重要地位，實不在其謀劃之內。俄國廣袤的亞洲疆域尚且不是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舞台，仍須歐洲部分帶領，對於社會主義聯盟只有從屬作用。至於沙俄勢力範圍以外的地方，那不提也罷。} 因為，當前的分工與交換已然是世界性的，蘇聯如果孤立於這個生產體系又要超過其最發達部分的水平，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不僅在技術、物質水平上達不到，托子敏銳指出，一國社會主義注定會損害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已有的革命成果將會倒退，蘇維埃將墮落變質，通向毀滅。

• II.1 一國社會主義理論以封閉的經濟·政治發展為出發點。(a)其前提是外部世界（歐洲）資本主義將長期存在（以下討論均在25至50年之尺度上）。(b) 其主張，蘇維埃革命政權對外界形勢變化不予考慮，全力傾注於本國的集體化、工業化。
• 反對意見：1a 資本主義經濟與資產階級政治制度都面臨著危機。除了歐洲內部的政治、經濟矛盾，就國際形勢而言，一是歐洲同美國的矛盾，二是殖民地民族解放底鬥爭，以及東方底力量上升，都將使得殖民主義難以為繼。【托子接下來根據歐洲未來的經濟恢復情況做了一通假設，然著實令人費解。我勉為其難理解，他或許想表達：(1)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建立在悲觀設想之上，比如歐洲經濟振興。可是托子也說不出甚麼理由，偏要人們反對這種悲觀態度。(2)即使歐洲經濟衰退——他認為最符合實情的預測，經濟體系日益崩潰，一國社會主義者仍有理由不相信歐洲革命與無產階級掌權之前景。如果無產階級真的仍無法掌權，那一定是出現了某種政治衰退。(3)就現已暴露的種種危機而言，長期維持現狀是不可能的。】
• 1b 蘇聯的發展不可能拋開國際鬥爭，關起門來搞建設。
• (1)蘇聯底經驗正表明，經濟發展必須擺脫封閉式的經濟狀況，同歐洲及世界市場日益加深聯繫。蘇聯底發展問題不僅限於處理內部的工農業關係、階級關係，從來就離不開同世界經濟的聯繫。【一】
• (2)相應地，蘇聯取得越多經濟成就，也就意味著投入歐洲革命的資源擴大了。
• II.2 一國社會主義在政治上有害。
• (a)導致聯共對於國際共產主義的疏離。直接引用他的話：

這一理論會松懈和麻痹聯共對國內和世界上種種資本主義發展傾向的警惕和戒心。它助長聽天由命的消極樂觀情緒，而這種情緒極大地掩蓋了對社會主義和國際革命的命運漠不關心的官僚主義態度。

• (b)危害共產國際底地位作用，並且損害其他國家共產黨底發展。概言之，共產國際所代表的世界革命議程，與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獨立地位，是此消彼長的關係。(i)若認為蘇聯僅靠自身力量就能建成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那麼共產國際及各國的共產黨都要退居次位，其主要任務就變成了配合蘇聯，防止所在國家武裝干涉之企圖。(ii)反之，若認識到蘇聯底社會主義建設不能離開世界革命，則各國的共產黨都有責任去爭取政權，其主動性得以發揮。

單獨一國的社會主義(1926.12)

（一）顯然，托子完全清楚NEP的成果與經驗。超工業化在他那里不是直接通向共產主義的橋梁，而是革命底關卡，非惟此不得迅拔軍工實力，輸出革命。俄國革命與建設只是這整場革命底一環罷了。蘇聯當然要建設社會主義，但是不可能局限在本國之內。同樣地，他正確認識到，NEP底繼續與擴大帶來過多資本主義因素尚在其次，最大的危害當屬對世界革命的阻滯（因國有工業發展緩慢）。

他關於工業經濟的制度措施[5]，不可獨立於革命圖景之外來看。為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黨不可避免要向資本主義核心地帶輸出革命。為此，國家必須快速汲取資源，以軍工為中心發展工業，建成能與歐洲帝國主義列強匹敵的軍事力量。是以支援他國革命，扶植無產階級政權，從而實現國際（歐洲）聯合。只有在共產國際領導下，聯合起來的共產黨協同利用資源，優勢互補，方有可能共同邁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黨無論執行軍事共產主義抑或國家資本主義，都不能拋開這個目的。“我們每取得一項經濟成就，就標志著歐洲革命臨近了一步。”

然而，一旦蘇聯在革命輸出上擺出攻勢的話，平穩溫和的外部環境就不復存在矣。因此，NEP代表的那條路線注定不可持續——就在短期內而不用長遠來看。與其猶豫拖延，曾不如在1924年就調整（十二大之後）。

_{公允而論，托子的確展現了先知般的判斷，而在政治局內也確實沒有知音同仁。莫非先知底宿命就是不被理解，遭眾人憎惡並放逐？其實，這正是無數次證明過的，理論正確不等於收獲團隊支持。斯大林日後能執行激進的工業化，乃至清洗老布爾什維克，緣於其牢牢掌握黨務、情治單位，紮根良久。斯大林向民族主義傾斜，也就是偏離科學社會主義底正確性，反而能得到幹部之本土派、大俄羅斯主義者的擁護。他們對於少數族裔、猶太人及外國出身領導幹部的敵意，一直是黨內鬥爭底一條暗線。許多布黨骨幹被打倒，又有幾分該歸因於這種敵意呢，或歸結於帝國民族主義跟國際主義的對立呢？}

我用2x2表格來概況三人所代表立場的構成：

4.2 世界革命

至此，吾等已非常清楚何為世界革命矣。沒必要再重複一遍。

僅延申一點，托子的世界革命觀從另一角度回答了那個老問題。當正面拿出來講時，不意竟跟“周恩來笑話”共享一種詼諧。——沒有足夠的資本家可供剝奪，怎麼辦？——答曰：到歐洲去剝！_{[模板如下。恩來接受采訪，外國記者問：中國有資產階級否？恩來答曰：有。四座愕然。恩來言：在我國台灣地區。掌聲雷動。王震訪英時那段話意圖雖近，然過於蠢且露怯也：“我看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如果再加上共產黨執政，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了。”見蕭冬連:《探路之役》第五章,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4. 不斷革命——社會主義之前與之後的革命

流亡期間，托子將其大半生關於不斷革命的思想總結成了《不斷革命論》一書，以回應斯大林為首的右派--中派集團底攻訐，為自己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辯護。此理論常被視為托派最具代表性的主張。

對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態度，以及對待其成果（民主共和國），從馬克思到列寧、托子都一脈相承。在落後國家如何進行民主革命？這裏無需再談，因為蘇聯底建立歷程已經給出結果了：理論上由無產階級領導，並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因此具有社會主義性質。

接下來就是蘇聯執政集團的分歧所在，即社會主義革命（或改造）何時開始？如何進行？不斷革命論主張，二者是不間斷的。無產階級專政不可以停下來，自在、靜態地存在很長一段時間，而是必須時刻改造社會關係，為新社會鋪路。

世界革命，作為空間上的“連續”，也被統合在這一論域下。而且，革命底世界性正是該理論底必然推論。基於前面講過的理由，社會主義革命不能在單個國家完成。一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一種暫時狀況，如果長期無法擺脫封鎖與孤立，不但無法進入共產主義，自身都會走向滅亡。為了避免此下場，就必須促使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亦取得勝利。一國的革命僅僅是國際鏈條中的一環。

參見《不斷革命》(1929)

剩余部分，主要是三十年代以後的情事，留待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