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應該都聽過「父子騎驢」的笑話。
一對父子牽著驢子走在街上，行人們對他們指指點點：「為什麼兩個人不騎上去？好笨！」
父親騎上驢子，行人卻說：「這個父親好自私，讓兒子自己走路！」
父親讓兒子騎上驢子自己下來步行，行人又說：「這個兒子真是不孝，讓年邁的父親跟在後面！」
於是這對父子一同騎上驢子，行人卻又說：「驢子好可憐，兩個人一起坐上去，根本是虐待動物。」
最後這對父子一起扛著驢子走在路上……
聽起來就只是個老掉牙的笑話，不是嗎？但當這個笑話發生在我們身邊時就不是那麼好笑了。事實上，這狀況在各種公共議題中不停重演。有人大聲疾呼交通地獄，所以政府加派警力執法、又開放民眾檢舉；但接著有其他人跳出來抗議檢舉魔人影響運將生計、警察過勞，於是政府又限縮了檢舉的項目。政府為了讓更多年輕人可以買到房子所以推動了新青安貸款，結果房價反而大幅上升；政府限縮貸款條件和比例，卻又有人表示自己因此而不能貸款換屋，政府又放寬了貸款的條件。
我們不時在重大的政策上看見政府的徬徨無錯，有時是畏畏縮縮，推出了政策後仔細一看卻是做半套，之後更是東改西改弄得四不像；有時乾脆來個無為而治，重複說著「會再評估」與「謝謝指教」，等待時間過去後假裝根本沒有這件事情發生。當然，政府也不總是這麼懦弱，他們有時候會突然硬起來，不惜引起罵名也要快速通過一些法案，不過這些法案通常都是些規模龐大的開發案（愛台XX項建設或是前X計畫）、又或是一些涉及強烈意識形態的問題。當討論的主題回到其他關注度沒這麼高的內政問題，那樣的勇氣又消失無蹤了。
這樣的狀況並不專屬於哪個政治人物或是哪個政黨，反而可以說不會陷入這種困境的政治人物是少數。可見，這個問題並不在於政治人物個人身上，而應該反過來問：為什麼會持續地選出這種政治人物？又或是說，問題其實是出在其他地方呢？
台灣畢竟是個民主國家，最需要被檢討的其實就是人民的個性。就像前面父子騎驢的笑話，面對各種公共議題，無論政府怎麼做總是有人會有意見。當然，在民主國家中有各種不同的意見是很正常的事情——問題在於，這些意見是在討論些什麼？只要有稍稍關注新聞的人都知道，碰上一些內政問題，聲量最大的意見往往不是什麼理性的分析，而是充斥著情緒勒索的煽動。
就拿前面提過的交通議題來說吧。當政府開始開放錄影檢舉紅線停車後，大家在討論什麼呢？在某些專業討論區出現不少頗有價值的討論，像是錄影的認定標準、紅線畫設區域的問題、違規停車對於肇事率的影響。但是主流媒體會討論這些事情嗎？當然不會。這些東西太技術性、太細節了，討論起來多無趣啊！大家看電視是圖個爽，想看新聞而不是看論文。結果，媒體大篇幅報導的是計程車司機出來哭慘、表示自己因為上下客被錄影開單到影響生計；又或是店家出來抱怨紅線劃設後影響顧客來訪意願，生意變差。比起無趣的討論，這樣鄉愿的言論反而更能引起大家的注意，而政府也就「順從民意」地把檢舉權給閹割了。
這樣鄉愿的態度其實也反應出了台灣人打從根本上還沒接受法制的原則。台灣人思考事情仍停留在「情理法」的階段，平時碰上紛爭總是希望以和為貴、不要談到理傷感情；而面對公共政策時也仍是這樣的態度。假如覺得法律有問題，那應該針對法律做修改才合理吧？但是台灣卻不一樣，大家會吵著要求執行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把法律丟在那裡暫緩執行，或是用勸導取代執法，出現「立法從嚴，執法從寬」的現象，然後又造成人民對法制。
以上面的紅線停車來說，大家討論的往往不是紅線的畫設是否合理，而是想盡各種方法要放鬆違規停車的執法，包括三分鐘以內不罰、限縮檢舉、勸導代替處罰，沒人想花力氣去改規則，但也不要認真執行。只要稍稍關注一下新聞，就會發現這種現象充斥整個社會，甚至連公部門也是勸你大事化小。鄰居半夜發出噪音，警察或衛生局來勸大家以和為貴；小孩在學校受到同學欺負，家長到學校去，老師總說那是小孩在玩耍不要太計較；公寓屋頂違法加蓋，政府說全面拆除會影響居住的權益，乾脆既往不咎。法律總是被情緒勒索擠到一邊，直到發生大事，才開始檢討為什麼都出沒有執法。
這樣的問題其實不單是台灣獨有，訴諸情緒一直都比講道理更能鼓動民眾的情緒，在造勢場合，談什麼政策、數據都是多餘的，大喊「XX凍蒜、XX下台」，或是「反對XXX、廢除XXX」有著更多的魅力，若是慢悠悠地談論政策，反而會被批評沒有群眾魅力、講話表現無聊。專業的聲音就被這些情緒性的發言淹沒，政府推動政策時往往難以不被這些意見影響，無怪乎許多政策定案時的最終版本往往如同違章建築一般，原本的核心精神經過各種妥協之後根本所剩無幾。
訴諸情緒對政策的影響讓政策遭到扭曲，而多做多錯、少做少錯的風氣更讓政府會在某些議題上乾脆雙手一攤，什麼也不幹，直到真的出了大問題才被動地處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風氣呢？原因還是因為做事比找碴困難多了。要在一件事中挑出毛病很簡單，提出改進的方案也不難，所以批評的意見總是讓人覺得很有道理，並且質疑為什麼不早點這麼做。但是，許多問題往往在這些意見付諸實施後才一一浮現，而且是當初的提倡者始料未及的。魔鬼往往藏在細節中，一開始看似周到的規定，往往被人鑽了空子後才發現其實漏洞百出。當然，人民大多是健忘的，通常他們不會把這些問題怪到當初的批評家身上，只會懷疑執政當局怎麼又再次犯錯。就像是父子騎驢的故事中，路人可以輕鬆地評論那對父子，而那對父子就算之後被罵了，前面的路人也不用負責。
而公部門面對這樣的困境，解決方法也十分乾脆：只要父子一開始不要遷驢出門，那就不會被罵了。於是公部門乾脆以拖待變，只要問題沒有到燃眉之急，那就一切維持原樣。這樣的態度讓公部門的反應永遠比現實世界慢了一截。面對科技的日新月異、或是各種新型態的犯罪，公家機關的反應往往遲鈍的讓人憤怒。我們常看到科技產品都發展了不知道多久，政府還在用舊的、不合時宜的法律進行審查；金融或網路詐騙層出不窮，但法規與執法卻遠遠跟不上。直到事情真的鬧得滿城風雨、民怨四起，政府才會難得地加快步伐推動改革，講得好聽是民氣可用，講得難聽則是火燒眉毛才願意動作。
公部門的遲緩是體系的問題，往往不是幾個政治人物就能改變的。我們常看到一些銳意革新的政治人物，他們意氣風發地批評時政、揭發弊端，以改革家、富有朝氣的形象廣受人民支持。然而當他們取得政權或進入執政團隊後，多年建立的聲望卻毀於一旦。他們的支持者因為當初的主張沒能兌現而大失所望，甚至質疑他是不是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或許有一部分的政治人物的確墮落得如此快速，但並非所有人都是如此。有些人被看破手腳，發現他暢談的理想雖然美好，實際執行卻是漏洞百出，他擅長評論但缺乏實務的能力；也有人被體制所困，發現他們的滿腔熱血在官僚體系的遲鈍之下窒礙難行，最終一事無成。
追根究柢，無論是官僚體系的遲鈍與消極，還是政策受民情左右的四不像，反映出的都是民眾的的喜好與集體性格。當民眾指責政府為了選舉而祭出政策買票，言下之意不就是這樣的行為反而能得到其他民眾支持嗎？民主政治中政府就是一面鏡子，政府的不足，反應的終究是人民的性格缺陷。當大家一再狂熱地吹捧新銳政治人物，又一次次希望破滅時，或許要反思一下問題是否不在個別政治人物身上，而是人民的陳見與陋習。若是人民的素質沒有提升，無論出現多少的包青天，都只會在民眾的鄉愿與攻訐中庸碌無為、逐漸沉淪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