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精神醫學：躁鬱症與它的各種奇妙理論

躁鬱症的十萬個為什麼

自從躁鬱症在20世紀初期、從失智症的範疇分化出來之後，一直以來，西方世界多是用生物學和演化論來討論精神疾病。特別是躁鬱症和思覺失調症，在當時沒有藥物可以治療的時候，是醫學界以至於整個社會的重大問題。

而關於精神疾病的成因，現在有多種不同的論點，試圖解釋重大精神疾病的由來與脈絡，但大多都離不開生物學。

基本上，在藥物革命之後，精神疾病的本質，被看作一種生物性的理由大於心理性的理由。也就是說，發病與否，基本上都和基因體質脫離不了關係。

正由於以前的神經學（17世紀時）曾認為，精神病患在生物功能上必定與正常人不同，而這就表示了這些人和正常人之間，肯定有著一道無法被跨越的鴻溝。

畢竟從作為生物的基礎開始，這些精神病患就不是正常人、也不可能成為正常人。

在比較早期的論述中，曾認為躁鬱症是一種遠古的優勢策略，前提是在農業還沒出現之前（8000年以前、甚至更早），人類還是處於狩獵部落的時期。

由於經典的躁鬱症有著「春夏後轉躁症」、「秋冬後轉鬱症」的特性（當然個體有差距，也有時序反過來的，筆者早期就是冬躁夏鬱型）。

而夏天之後到冬天之前，是採集與狩獵的重點時間，故發作躁症、提高行動力和狩獵動機等，是為了讓人類有效儲備資源；反過來在晚秋後無法採集食物之時，進入鬱狀態可以當作一種「節能模式」，以長時間的休眠和降低行動力來增加存活機會。

而這種生物特性，在農業社會成熟後，就逐漸失去用處。

就演化論的觀點，這種基因特質應該跟隨狩獵時代一起淘汰，但事實不然。其實在世界各處，統計出患有思覺失調症和躁鬱症的個體比例，幾乎都在1%上下，表示這種基因在經過了農業社會8000年的改變後，仍然廣泛的存在所有人類社會之中，始終沒有被淘汰。

這篇的內容，主要是蒐集了各種假設與學說，將躁鬱症的成因用各種角度來看待的總集，其中部分說法其實也可以和思覺失調症對應，但大多說法都離不開演化論跟神經學。

畢竟在19~20世紀左右，早期的進化論與神經學是主宰精神疾病的主要學說，而至今仍是醫學界中的主流理論。

而西方最早期的精神科，也是從神經科分家出來的，可以說是系出同源。甚至在佛洛伊德的時代，精神分析師多是受正統神經學訓練畢業的正規醫生。

這篇主要收錄的是筆者在各種精神醫學的文章中翻到的躁鬱症論述，比較傾向學術性。

內容大致上都在討論為何躁鬱症和各種奇怪的精神疾病、為何沒有從演化上消失。可以當作小故事看看，裡頭並沒有任何一個理論是有真正被證實的，全是假設。

神經學中的躁鬱症

由於最早能夠解釋精神疾病的學科，就是神經學，所以把神經學的論述放在第一篇，如今亦是作為精神醫學根據的基礎學門。

而就病理的層面來說，躁鬱症的發生，在精神病學上被視為是一種腦中神經傳導物質的紊亂。根據現代醫學的假設，躁鬱症的產生與其他重大精神疾病一樣，都源自於腦內神經傳導物質的失衡。

目前精神醫學的治療原理有幾種，其中一個比較知名的是一個叫做「多巴胺假設」的理論，多巴胺（Dopamine）本身是一種用來幫助細胞傳送化學脈衝信號物質，為神經傳導物質的一種。

這種傳導物質主要負責大腦的情慾，感覺，將興奮及開心的信息傳遞，也與上癮效應與獎勵反應有關，對思維、邏輯的影響力重大。

在多巴胺不足時，人體會產生肌肉控制失調、或是注意力無法集中的症狀。其中帕金森氏症，就是因為腦部多巴胺系統退化而導致的一種神經性疾病。其病症反映在控制肌肉的層面，導致人類無法正常行走、而會不斷的小碎步與顫抖。

而在精神病學裡面，過多的多巴胺不只和躁鬱症中的躁症有關，還與思覺失調症的典型症狀：「幻覺」有絕大的關係。

而除了多巴胺假設之外，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理論，是基於腦中血清素（Serotonin）濃度的理論。

與多巴胺一樣，血清素本身也是一種重要的神經遞質，一般認為，血清素與調節情緒有著重大的關聯性。特別是關於焦慮、抑鬱、強迫症等症狀的發生，都與血清素的濃度脫離不了關係。

而在現代醫學中廣泛被使用的「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SRIs）便是基於血清素理論誕生的藥物。

除此之外，還有正腎上腺素（Norepinephrine）也被認為是一種能影響精神動機的物質，在一部份的抗憂鬱劑裡面，也有專門提升正腎上腺素的藥品存在。

而為什麼神經傳導物質會混亂，目前最熱門的，仍是關於基因的研究。

當代研究認為，精神疾病的發生，與基因體質有相當大的關連性。

某些基因組可能對腦中的微結構和神經物質受體的濃度產生影響。在經歷了複雜的心智因素之後，從而決定人的情緒控制能力與性情，使的具有某些特質的個體比較容易有精神困擾。

某種程度上，這種理論暗示了，人類其實真的有與生俱來的天生性格，因為神經系統的大致設計圖，早就寫在基因裡了。

基因醫學的論點

現代的基因醫學認為，躁鬱症產生的原因，大部分來自先天體質的影響，然而會不會發病，似乎也有環境因素。至少目前的研究上，並沒有把後天環境引發的可能性說死。

在精神醫學發展的早期，躁鬱症被認為是一種早發性的失智或著神經退化，患者通常從青春期（14~18歲左右）就逐漸發病。

其物理原因的根本，推測在於腦神經元產生了異常。而導致腦神經元異常的因素有許多，除了來自現實環境的壓力會改變腦中訊息傳導物質的濃度之外，天生得到的基因組合，也會影響個體對於傳導物質濃度的控制能力。

以下我們先用簡單的方式討論腦袋的運作，在了解這件事情之前，我們必須先對人類的思維能力從何而來有所了解。而對於人類如何形塑思維，在許多的領域當中，各有不同的見解。

但就生物性的層面來說，我們很難否認，人類的思緒基本上是由腦袋中數億個神經元不斷互動、修正、自我形塑而構成的。而神經元之間基本的訊息傳導能力，則仰賴於腦中的神經傳導物質。

一般認為，如果人腦內神經傳導物質的平衡出現問題，就會催化精神疾病以及其他大腦功能異常的發生。

而神經反應出問題，並非完全基於基因，而有外部刺激的要素在。

包含飲食、藥品使用、酒精、不知名的外在環境因素等等，都會影響神經系統。

例如一種叫作「光癲癇」的症狀，就是螢幕快速發出強光、刺激到神經系統而產生的神經異常。在以前電視電腦不普及的年代，很少聽說有這種問題，可以說是文明進步的產物。

所以，考慮到外在因素，現時很難單純用「基因論」完全說死躁鬱症的成因。

有鑑於此，現代精神醫學比較關注患者的社會功能是否有所缺失，注重於調整腦內神經傳導物質的平衡，儘管某些理論還停留在觀察與投藥實驗階段，但比起過往的數十年內已經有長足的進步。同時，藥品的技術也不斷地在革新當中。

然而由於人類的個體之間存在許多差異，臨床上並不能保證每一種藥對任一個案都能產生良好的反應。

所以任何接受精神科藥物治療的患者，應該了解、並多嘗試與醫師溝通，並記錄自己用藥之後的生活狀況，不要在情況不明朗的時候自行斷藥，以免斷藥之後造成的後遺症更加困擾自己。

DSM的分類觀點

由於DSM是一本專門在統計分類精神疾病的書，基本上DSM的重點，是如何詳細區分躁鬱症的各種類型。

有關於DSM在躁鬱症發作上的特性，可以概括的區分為兩種主要類型，一種是以狂躁發作為主的第一型躁鬱症、另一種是以重度憂鬱為主、加上輕躁發作的第二型躁鬱症。

然而DSM列入的躁鬱症，其實不只這兩種。只是有些細項太過學術性，參考價值不大且容易讓人混淆，在此忽略。

目前對第一型躁鬱症的研究較多，這是比較早被鑑別的「經典」躁鬱症，第一型躁鬱症的特點是「狂躁（Mania）」、或伴隨精神病症狀，但不一定有憂鬱症發生。

換句話說，第一型躁鬱症不一定有鬱期。患者可以是終生只有狂躁和正常期，這種人通常會變成工作狂，但是那種個性兇暴、急躁又極端的類型。

這有時候和社會文化有關，在歐美這種提倡個人主義的國家，有時候這種凶暴好鬥的特質，不會被當成疾病。

第二型躁鬱症則是以「輕躁（Hypomania）」（沒有精神病症狀的躁症）表現，而通常伴隨著的是較長的憂鬱期，第二型躁鬱症比較偏重「憂鬱症」的部分，通常於憂鬱狀態較久，躁狀態並不強。

簡單的分法上，會狂躁的就是第一型躁鬱症，不會狂躁的就是第二型躁鬱症。狂躁的有無，在於是否有精神病狀態，例如妄想和幻覺等等，基本上涵蓋一部分的思覺失調症症狀。

某些研究上認為，第一型躁鬱症和第二型躁鬱症之間，可能有重大的基因差異，只是病徵看起來很像，就暫時被分在一起看待。

曾有歐美的研究報告表示，第二型躁鬱症對抗憂鬱劑的用藥反應和第一型躁鬱症有差別，似乎SSRIs抗憂鬱劑對第一型躁鬱症的反應比第二型來的好，且有較高機率誘發狂躁。但第二型躁鬱症對SSRIs抗憂鬱劑通常反應較弱，且較難以被誘導出躁症。

除了兩種主要的躁鬱症之外，還有青少年時期就發作的循環性情感症、以及因為藥物而引發的躁症。前者有可能是仍在發展中的躁鬱症，後者除了部分因為抗憂鬱劑的機轉引起的躁症之外，多半都是因為吸食毒品、導致多巴胺異常，而產生短時間的躁症（尤其是使用甲基安非他命）。

但不管是哪一種躁鬱症，在臨床上的處理方法皆大同小異。除了施用情緒穩定劑治療之外，建立個案的病識感，與使用助眠藥物也能使症狀獲得改善。

作為精神醫學界的聖經，DSM學術上的分類雖然有它的道理，但臨床手段上並不是很在乎究竟是哪一種類型，只要能處理當前的症狀就行了。畢竟有效才是真的，學理上說什麼，那是僅供參考，臨床醫學派仍是注重於症狀是否有效改善，而不是學術上說什麼。

心理學上的躁鬱症

儘管在傳統的心理學上並沒有直接對躁鬱症的狀況進行判定，但一部分源自心理學的「驅力理論」還是替躁鬱症的產生，提供了學術性的解釋，並可說明類似躁鬱症這種在心智上混亂的狀況是如何發生的。

在心理學上，有所謂的「驅力」，指的是個體在環境和自我交流的過程中產生的、一種具有驅動效應的內在能量。它可以予給個體積極暗示的生物信號，而令個體產生欲求，並促進個體行動以解決這種因為需求沒有獲得滿足而產生的不安與焦躁。

然而，其實在心理學上，也有所謂的「死亡驅力」，即是個體追求死亡和自我毀滅的慾望。驅力並不完全是出自於求生，也可以是求死。

基本上，我們可以把驅力看作是一種源自潛意識的力量，其由來是源自於最原始的、積累了過往經驗的一切在人腦中的反映。

在躁期的時候，面對驅力異常的上升，反應在個體上的就是睡眠減少、精力充沛、暴躁好鬥、無所畏懼的積極貌。

就心理學的角度來解讀的話，躁期本身就是一種內在能量不正常湧出所導致的結果；而相反的，在鬱期到來的時候，人變得鬱鬱寡歡、失去動機與興趣、覺得一切都無所謂，因此呈現出的消極貌，便是驅力大幅度下降的結果。

當然，對一般的身心健康的人來說，情緒會高高低低是正常不過的事情，任何人都可能會因為現實的遭遇而面臨情緒跌宕。

但在一般人的身上，這種情緒的跌宕通常不會是長時間的，而對於躁鬱症的患者來說，他們會經歷的是長且起伏強大的躁期與鬱期。

我們可以想像，當一個人長時間的處於精神亢奮的狀態，就有可能做出許多不理智的行動，而隨著這股能量越趨龐大，人會從原本的情緒激昂、漸漸變的暴躁而失去理智；反之，如果一個人長時間處於莫名的低驅力狀態，他可能會先從無力、疲憊等輕度的憂鬱狀態，漸漸的進入自責、無所適從的狀態之中。

在強大的負面壓力之下，人的理智會渙散，最終會陷入絕望，甚至輕生。

因此，在心理學的觀點上，躁鬱症反映出的情緒雙極循環現象，就像是驅力的漲退一樣。對於心理學來說，在乎的是如何控制並且適當的釋放（或著促進）驅力。

有一種較早期的說法，認為躁鬱症的機制和「點燃火堆」很像，國外有一個「點燃理論」來解釋這種驅力啟動的現象。

原則上，躁鬱症患者的腦中有一個假想的柴火堆，它會持續的堆滿，只要時機一到，把火種丟進去引火，柴堆就會一路從小火到大火、燃燒到沒有燃料為止。

而這樣的說法，類似於躁症啟動到消滅的過程。重點是，那個能點燃柴火堆的「火種」是什麼？就是現代醫學還在研究的機制。

目前沒有一個有力的說法，可以解釋躁症是什麼條件下啟動的。而顯然，只有少數人具有這種引火的能力，也就是躁鬱症患者。

也是因為躁鬱症有這樣的自動啟動機制，才被認為是擁有特殊功能。而這種控制特殊功能的基因，顯然異於常人。

只不過，對於思覺失調症和躁鬱症、甚至體質性的重度憂鬱症，心理學的用處不大，心理諮商也很難解決這種體質性的問題。即便知道調適的方法，但在缺乏藥物控制之下，心理調適的幫助非常有限，因此主力醫療還是放在藥物上，而不是心理學。

人類演化學上的躁鬱症

在達爾文的進化論出現之後，人類就對精神疾病的演化有很多歧見。參照上一章節精神文明史的部分，可以知道，當時甚至把躁鬱症和思覺失調症當成是一種「惡性退化」。

姑且不論進化論到底是否正確（現在對部分進化論的觀點仍有爭議）照優勝劣汰的觀點，重大精神疾病連活下來都有困難，怎麼能在現代社會中開枝散葉？

綜觀精神文明史，你會發現，在每一個時代中，精神疾病都不曾消失過，甚至隨著人類文明進步而越來越多。這些理論上早該在上古時代消失的劣勢基因，為何可以活到現在？這仍是一個不解之謎。

其實，就歷史看來，思覺失調症和躁鬱症患者，有可能都是部落時代的巫醫和薩滿，更可能是宗教集團的領導者。在那個上古信仰的年代，有幻覺能力的人，可是部落中的第一號人物（被當作是可以通靈）。

如果這個理論成立，那這些重大精神疾病基因，其實也是因社會需求而保存了下來。

即便從古希伯來時代過了3500年，宗教仍沒有從世界上消失，人們並未完全信仰科學。在世界上最先進的地方，也都仍有宗教的影子。在現代最強大的國家，一國元首仍在人群面前大喊：「God Bless America」而不是「Science Bless America」。

或許，精神疾病的基因，就是人類文明中不可或缺的重大推手，也是人類文明進步時攜帶的原罪。

在每一個時代，這些基因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推動了世界的進步。正如《瘋癲文明史》說的，精神疾病就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代價，且很可能永遠不會消失在人類的社會中。

按照進化論的說法，人類演化上萬年，如今仍沒有被淘汰的生物特徵，必有其重要的因素。這些精神疾病的基因，很有可能不是「沒有消失」，而是「不能消失」。

至今，我們仍不知道人類將演化到什麼程度，也不知道多久以後可以解明所有的基因編碼。或許有一天，人類會發現，一直想處理掉的精神疾病基因，其實是不可以隨意更動的重要核心，也是人類出現之後、一直存在基因庫的原罪。

宗教民俗的看法

在一堆科學理論之後，趕緊偷渡一下民俗理論。也就是傳統社會認為，精神疾病都是和因果業報、鬼神追討有關的論點。

基本上，台灣社會混合了很多宗教，有些宗教其實已經台灣化，變的和發源地不同。現代的台灣佛教和台灣道教，有時候會混進一些古稱「閩、越、苗巫術」的技法，變成一種巫術文化，有時甚至和原住民的祖靈信仰有關。

現在台灣的道教反而不太像是中原道教，是台灣特有的一種民俗道。有強烈的在地風格。

其實所謂的降乩這件事情，在正統道教不太重視，有些門派是反對降乩的。

古時有「觀紫姑」這樣的記載，據說是一種降乩的技術，盛行於閩南地區。當時會在晚餐茶餘飯後，聚集在廁所前的空地聽「紫姑仙」降駕聊天。

至於為什麼要聚集在廁所前，確是不得而知，但一聽就覺得不是什麼正經的事情。

由於早期台灣人多半來自閩南地區，亦深受這種鬼神文化影響。但現在台灣佛教的觀念也是偏向否定降乩的態度，在佛教裡面，這種「神通」基本上是不該使用的。

同時，有濃厚唐代佛教風格的日本佛教也不重視降乩，只有日本神道和修驗道認為降乩是正常的通靈技法，並無對此禁止，甚至有些宗派是鼓勵修行靈媒技術。日本特有的宗派「修驗道」，就有山伏修行，裡面有一些類似通靈的技術流傳下來，甚至有呼喚神靈在深山中指路的神祕紀錄。

而為什麼在這裡強調通靈和降乩這回事，主要是因為通靈這種事情，通常和幻覺脫不了關係。

舉凡通靈最基本的：「聽到神的聲音」、「收到神的命令」、「感應到神明要你傳達訊息」等等，就現代精神醫學的角度來看，很難不認為，這不是一種幻覺或妄想。尤其是聽到神明的聲音，基本上就和思覺失調症常有的「幻聽」關係很大。

當然，自人類文明有宗教以來，通靈這回事，就不曾消失在人類社會中。而現代精神醫學並沒有完全否認神學和超自然現象，自歐洲的宗教改革以來，神學問題和精神醫學問題，始終都沒有被確切劃分出來，而是共存在現代社會之中。

而基本上，現在的民俗宗教，多半會認為一個人如果意識出了問題，大多是受到外來靈體的干擾，而驅除這些干擾，就是宗教的責任。這和以前歐洲宗教改革之前、教會宣揚驅魔論是一樣的思想。

在台灣道教，這種技法就是「收驚」或「祭改」，多半是和冤親債主思想有關。台灣道教的想法是，只要你滿足外靈的要求，就能夠使祂離開。

而怎麼樣都無法解的，就屬於對方是「持黑令旗索命」的冤親債主，不讓你死不罷休。這時收驚、祭改就未必有用。同時也合理化宗教無法解決問題的理由。

而台灣佛教就是提倡念經、迴向、法會，將功德迴向給外靈、令其可以滿足俗願而成佛。但碰上難纏的外靈，佛教也有一套三世因果報應等觀念，告訴你未必能解、但你能做的，只有盡量念經迴向給祂，或是天天求佛引渡冤主，看有沒有機會讓祂離開。

看過第一部分《精神文明史》的，就可以知道，這種各種精神問題和病痛是由外靈侵擾而產生的思想，東西方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西方沒有冤親債主和因果報應的觀點，所以就是一律用惡魔和撒旦作為外來原因，而驅逐這些惡魔的唯一方法，就是神的權柄。

而不論如何，其實民俗有他存在的理由，一般人碰上一些小病痛，可能真的去收驚、祭改就可以解決。但碰上麻煩的問題，還是得去就醫。

其實，不只是近代台灣人，在20世紀以前，東亞的漢文化民族群就普遍認為，發作精神疾病是因為因果報應、冤親債主、黑令旗索命、招惹鬼神等等。所以造成了一種觀念，認為只有求神拜佛有機會解決問題，反而不會去求助精神科。

而現代宗教界的人士，尤其是比較老一輩的，往往也覺得一定是這樣，所以更不會讓患者去看精神科。有時候還有更極端的，甚至是不相信現代醫學。

然而，歐洲宗教改革時代的學者們，就已經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求神和求醫其實不牴觸，兩者可以一起進行。」

根據我對臨床精神醫學的理解，精神科醫生們也不是全然反對民俗宗教。這些臨床精神科醫生，其實重視「實用性」，也就是說：「只要你的方法有用、也沒什麼壞處，那就用吧！」

如果燒三炷香、燒一疊金紙可以解決你的精神問題，那幹嘛不燒？

至於如果這種方法無法解決問題，那就要另尋它法，就是這麼簡單。

有一句西方科學界的名言，叫做：

所謂的瘋狂，就是不斷重複同樣的一件事情，卻希望它出現不同的結果。

臨床醫學的一大特點，就是重視實用性，到底投藥有沒有效果，一試就知道，沒有反應的就換掉。

重點就是要有用，只要有用，你的方法是收驚還是念經，其實醫生並不在乎。

其實宗教民俗還是得與時俱進，現代東方社會已經開始比較能接受精神疾病的觀念，如此一來醫學和民俗神學並行，其實沒有問題。

筆者的醫生曾經說過，民俗信仰有一個妙用，就是可以勸老人家看醫生。

有些老人不願意求醫，只是尋求民俗信仰的幫助、也不相信現代醫學。在降乩問事的場合中，有些乩身反而會勸老人家要去看醫生、勸說吃藥才會好。

而通常，被神明指點要看醫生的人，反而會有比較好的服藥依從性，願意定期回診的意願也較高。

甚至去看醫生的時候，還會和醫生說：「我沒有覺得我有生病，是神明叫我來的」。

畢竟是你信的神明叫你去看醫生的，你就算不信醫學，也得信神學吧。

所以…發病的原因？

綜合上述的各家理論，就我幾年來看過的文獻，對這個問題，可以總結成一句：「仍不知道為什麼，但可能都有。」

儘管精神疾病的構成有許多的因素，包括被統計證明有強遺傳性的重大精神疾病，如躁鬱症、重度憂鬱症、思覺失調症等，都具有中至高的遺傳性（但即便如此，遺傳機率的基數還是偏低，普遍抽到重大精神疾病的機率大概只有0.6%~1%）。

除此之外，如個人特質的抗壓性（這點部分也和個人經歷、遺傳特質有關）、心理學上的矛盾、危機、緊張、創傷、面臨重大壓力等等，也會進一步地促使精神疾病的發生。

然而，縱使後天環境的壓力會導致發病，但這不代表病患本身的意志力或著抗壓性差。

臨床上抗壓性好、意志力堅強，在大大小小的症狀苦撐數年之後，才演變成重症而求醫的很多。也就是說，抗壓性與意志力的強弱，並不是發病的首要條件，導致發病的，往往是所謂的「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其實許多的憂鬱症患者，也是抗壓了很久之後才終於發作。這是一種神經系統的崩潰，絕不是什麼不知足或抗壓性低可以簡單解釋，精神醫學發展了數百年，可沒有這麼膚淺。

而討論到個人的壓力承受能力，實際上是很主觀的。

無可否認的，有些人因為天性或著家庭教養等等因素，先天、後天培養出較強的抗壓性（或著是說，有些人本身就對壓力沒什麼反應，這和腎上腺素應激系統有關，而這種人通常也不太會有事先準備的概念）而有些人天生就有內向氣質，比較容易緊張、擔心、焦慮等。

甚至在演化的角度上，曾有一篇文章講述，這種容易焦慮的基因都是女性基本帶有的。因為在遠古時代中，要能妥善照顧小孩的母親，必定得面面兼顧，設想各種狀況。

在那個動不動小孩就夭折的年代，神經大條沒在設想的，怕不是先把部落的後代給滅了。

如果以「水杯裝水」來比喻抗壓性的話，我們所認為的「抗壓性強」的前者，本身水杯內的水就很少，在外在壓力灌入的狀況下，他的水杯能夠很好的承受得住而不會溢出；而後者則是本身的水杯內早已裝滿了八分滿的水，那想當然耳，在縱使只有一點外在壓力灌入，他的水杯也會承受不住而潰堤。

實際上，在現代的研究之中，醫學界普遍認為，精神疾病發作的主要原因，還是與大腦生化性質的變異較有關係，而抗壓性，也和先天的腦部神經設計有關。

尤其是被分類為重大精神疾病的躁鬱症和思覺失調症，更是與體質有強關聯性。就醫學上的統計來看，躁鬱症的發生機率大概在0.6%~3%左右（根據各國國情、人種差別、統計研究方式和嚴謹度等而有所差異）。

曾看過最低數據是日本的0.6%、最高是美國，曾統計出3.4%的數據，顯然和美國藥物濫用文化有關。而日本是因為社會風氣、普遍求診率低、對精神科避而遠之。

也就是說，誘發躁鬱症發作的遺傳因素，多半就是歸咎在這「個位數機率中獎」的「體質問題」，無奈現實中就是這麼的不講道理。有人抽卡一抽就中最稀有的、也有人抽到錢包扁掉都沒有，有時候就是運氣問題。

說到頭來，是否具有容易發作精神疾病的體質，不是我們任何一個人能夠決定，與其去怨嘆為什麼會具有易發體質，不如把心力放在幫助自己穩定下來之上。

抱持良好的正向態度去正面面對問題，才能夠與之對抗，畢竟有些重度的精神疾病是必須要花上一輩子對抗的對手，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便是如此而已。

說到底，能治好嗎？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主觀問題，關於躁鬱症與其他重度精神疾病是否會「治好」一事，之所以產生「會」與「不會」兩種結論，大部分都是主觀想法的差異所導致。

在精神文明史的部分對此也有多次提及，其實早在17世紀以後的醫生，普遍都認為精神疾病是一種不治之症。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解釋，如果你認同重度精神疾病如躁鬱症、思覺失調症等絕大多數取決於「遺傳體質問題」而發作的疾病，乃因先天體質影響，那這個問題的答案就非常簡單，因為這種病的發作情況和所謂的「過敏」很像。

所謂過敏，係為人體接觸環境中、部分對一般人影響不大的過敏原後，所引發的一系列免疫反應現象。

包含最常見的過敏性鼻炎、食物過敏、蕁麻疹、異位性皮膚炎、哮喘與全身型過敏性反應等；症狀可能有紅眼、引起搔癢的皮疹、流鼻水、呼吸困難與腫脹等不一而足，而解決的手段往往除了遠離或著阻隔過敏原之外，沒有辦法達到所謂的「治好」這回事。

因為只要過敏的人碰到致敏物質，一切的免疫反應又會再度重演，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自然沒有所謂「治好」了。

而躁鬱症也是一樣，由於躁鬱症本身比較像是所謂的「生物特性」（體質問題，被當作一種異常的基因），所以很難保證能夠「治好」。

以醫學目前對躁鬱症的了解，只能做到「降低發作的強度」而已。和過敏時使用抗組織胺藥物對抗過敏反應的意思相當。換句話說，這一類的精神疾病本身相當容易慢性化、並持續終生。

如是，在這樣的觀點下，躁鬱症「極難」甚至「不可能」治好。但如果你持的是不同的觀點，把強度被壓制下來的躁鬱症當作是「會好起來」、「會康復」，那或許也可以把這樣的狀況，解釋成有條件性的「治好」也無妨。

無論如何，只要症狀能夠被控制，讓疾病不要太過影響生活，就已經達到治療的目的。

就如一般的慢性病一樣，如果只要用幾顆藥丸就能夠讓患者回歸正常的生活，那想來還算的上是一種划得來的取捨。

畢竟，擁有一種無法痊癒的病實在是太過折騰人的一件事，就算是一點點好消息，大部分的患者應該也能夠接受藥物所帶來的不便。

比起去完全的承受疾病的痛，在藥物治療上對副作用做取捨，應該是比較理智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