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山麓的鐘錶行櫥窗裡,十八世紀法式琺瑯座鐘仍在滴答。颱風天的銅鑼灣街角,老爺鐘的鏽蝕齒輪咬住半世紀前皇后碼頭的汽笛餘響。我總愛立於軒尼詩道轉角的修錶舖,看徐師傅將放大鏡嵌進眼窩,以銀鑷子夾起比露珠更薄的齒輪,彷彿捧著光陰的骨骸。櫥窗裡陳列著瑞士山谷匠人手工打磨的月相盤,羅馬競技場日晷的銅針投影,竟與重慶大廈批發的電子錶共享同片塵埃。
這日暴雨傾盆,他忽從抽屜深處捧出枚鏽蝕懷錶。錶盤上的羅馬數字已模糊如初代移民的鄉音,髮絲般的游絲卻仍倔強地顫動。「這物件陪著我修了四十年鐘錶,」他布滿油漬的拇指摩挲銅殼裂紋:「當年陸羽茶室有位老茶客,總在午後三時準點掀開錶蓋。有天他再沒來,侍應將這錶送到我這,說要修到能再走四十年。」
玻璃櫃檯上的放大鏡忽然折射出奇異光暈。我望見銅鏽斑駁的錶殼竟漾起水紋,1918年跑馬地馬場的歡呼與1973年股災經紀的哀嚎在齒輪間糾纏。徐師傅的銀鑷子輕觸游絲,霎時滿室飄散大磡村木屋區的炊煙,彷彿聽見孩童赤腳踩過石板的回聲——原來每枚時計都封存著時光的琥珀,猶如龐貝古城的麵包窯封存火山灰下的晨光。
他將懷錶浸入自調的松節油,油液裡浮現蘇東坡夜遊赤壁的月影:「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忽而又幻作普魯斯特浸泡瑪德蓮蛋糕的椴花茶。當英國古董鐘的黃銅鐘擺與北京故宮更漏對望,方知東方打更人與西方鐘錶匠原是孿生兄弟,都在丈量永恆的剎那。翡冷翠教堂的機械鴿與敦煌壁畫的飛天,竟在齒輪咬合的瞬間交換了振翅的頻率。
暮色透進鐵閘時,徐師傅忽然停手:「修舊如舊最難。要留住銅綠裡的包漿,就像留住老人斑裡的滄桑。」他將懷錶舉向殘陽,鏽跡竟泛出龍井新芽的翠色。我恍然見證時光倒流——茶室老者的銀髮重新烏黑,陸羽茶室的檀木桌椅上,1950年代的紳淑正在討論張愛玲新作,窗外電車叮噹聲裡夾雜著上海灘的吳儂軟語。遠東金融中心的玻璃幕牆此刻仍是九龍城寨的鴿籠,維多利亞港的渡輪汽笛與搖櫓漁船的欸乃聲在水面交織。
「見過米開朗基羅《最後審判》的真跡嗎?」徐師傅忽然問道,手中的拋光布在錶面畫出同心圓:「那壁畫裡的旋渦,和鐘錶遊絲的螺線原是同一種宇宙語言。」他從鐵盒拈出枚鑲貝母的清朝琺瑯錶:「乾隆年間廣州匠人仿製的瑞士懷錶,當年十三行的買辦靠這玩意哄洋人——時間這東西,本就是東西文明互欺的贗品。」
深夜歸家推窗,維港對岸的霓虹像電子錶數字般跳動。想起徐師傅臨別時的話:「智能手錶能測心跳血壓,卻量不出心頭那根游絲的顫動。」浴缸水面漂浮的玫瑰花瓣,多像沉沒的時針碎屑。忽而明白《牡丹亭》裡杜麗娘對畫自憐的深意——原來我們都是修錶匠,在記憶的油泥裡打撈遺落的光陰零件。冰箱貼著母親手寫的食譜,字跡暈染處恰似錶盤氧化形成的山水,2014年冬至的薑醋香與1994年雨夜的退燒貼,在溫差中凝成錶鏡的霧氣。
暴雨初歇的晨光中,軒尼詩道積水倒映著中銀大廈的鋒芒。路過修錶舖時,徐師傅正將校準好的懷錶掛回壁板。黃銅錶鏈垂落的弧度,恰似母親收藏在樟木箱裡的旗袍滾邊。當城市在納米秒中狂奔,或許唯有這些固執的時光捕手,仍用放大鏡照見歲月皺紋裡隱藏的星空圖譜。意大利鐘錶匠在瘟疫隔離期間雕刻的死亡之舞,與紫禁城更漏裡浮沉的梔子花瓣,在量子糾纏的層面共享同個振頻。
此刻忽然懂得李商隱「此情可待成追憶」的惘然。我們何嘗不是鏽蝕的懷錶,在命運的松節油裡浸泡,等待某雙佈滿歲月紋路的手,將支離破碎的光陰重新拼湊成完整的圓?徐師傅案頭那尊斷臂的維納斯石膏像,腕間裂痕處纏著修錶用的蟲膠絲——美與精準原是時間長河裡的並蒂蓮,在文明的暗湧中開謝千年。當古埃及水鐘的滴答化作數位雲端的二進制,或許唯有香港這座混血的城,仍能在中環的鋼筋森林裡,為流離失所的時光保留最後一間修錶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