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女性角色，她不在歷史課本裡，也不會出現在官方記憶中。她們無名、無權、無選擇，只是剛好沒有死、被留下來，然後被社會「安排」去承擔所有其他人不願意承擔的角色。《小姨多鶴》寫的就是這樣一個女人—一個在日本戰敗後，逃來中國東北的異鄉身體，一個從來沒有選擇權的女性存在。
嚴歌苓這本書在台灣甚少被討論，這個題材最特別之處在於：以一個戰敗國的女性逃難視角出發，因為即便是侵略他人的國家，在這些凶神惡煞之中，也有受害者。
《小姨多鶴》是嚴歌苓的小說作品，故事設定在二戰結束後的中國東北地區。主角「多鶴」是一名從日本戰敗後逃難至中國的日本女人，她被一個中國家庭所收留，成為這個家庭裡的「第三個女人」—名義上是小姨，實則是為這個家庭生育與照顧後代的「功能性存在」。
這部小說聚焦於「戰後」、「異族」、「女人」這三個主題的交錯。它討論的不是戰爭的正義或歷史的勝敗，而是女性在歷史斷裂與國族仇恨中，被如何消耗、指認、犧牲與沉默。
她的名字叫多鶴。
在這部小說裡，多鶴既是「戰敗者」，也是「女人」，這樣的雙重身份，讓她的命運無比複雜：她是政治上的敵人，但在家庭裡卻被當成繁衍工具；她是情感上的異類，卻又成為情慾與照護的唯一出口。她沒有父母、沒有國家、沒有語言，也沒有被認可的身分證明。她唯一的價值，是她能為別人生孩子、照顧一家老小、忍氣吞聲地存在。
這樣的安排看似荒謬，但對女性而言，真的那麼遙遠嗎？
張儉的快樂在小環那兒，舒適卻在多鶴這裡
我們在許多歷史體制下，都看過這樣的「安排」：女人成為和平的代價、家庭的替代品、社會的容器。生育，是她的功能；沉默，是她的美德。多鶴雖然是日本人，但她所承擔的，卻與當時中國東北的本地婦女並無二致：都在為父權的權力流轉犧牲自己的感覺與慾望。
我讀這部小說的時候，想到許多長輩輕描淡寫提過的故事：某個從鄉下嫁過來的遠房親戚、一位代替早逝姊姊照顧孩子的女人、或是「不小心懷孕」而被安排進某個家庭的女孩，甚至還有好多是童養媳、或是「撿來養」的。這些人從不在照片裡，也從不在戶籍謄本中留下痕跡，但她們養活了家庭、撐起了日常，是歷史邊緣最真實的血肉。
從政治哲學的觀點來說，多鶴是一種「國族邊界下的無人狀態」。她既不是中國人，也不再是日本人。她的身體無法歸類，因此她的命運也得不到保護。她活得極其有用，卻沒有任何「被保障的價值」。她像是一件替代品，可以被放進家中填補空缺，但從不被視為真正的主體。
而我特別在意的，是這部小說如何呈現女人與女人之間的關係。多鶴的到來，並不是取代原配，而是被安排與其他兩位女人共處一個家庭結構中。她們之間的情感既不是戰爭，也不是姐妹，而是一種在極度無力之下所產生的「共感與互害」的糾纏。沒有人是壞人，但每個人都成為了彼此的阻礙。這樣的女女關係，讓我想到很多在現代社會中依然上演的「女性彼此監視」與「被迫競爭」—制度讓我們無法並肩，只能分配。
「她就像是一個國家級災難後留下來的殘骸，但這個殘骸卻被家庭撿來當作希望的器皿。」這句話說得殘酷，卻精準。多鶴不是家裡的希望，是家裡用來延續希望的「工具」。
小說的尾聲，她最後仍被制度性地安排、仍是功能性的存在。但她在某個層面上，卻完成了一件事：她活了下來，並讓下一代看見了她。這在很多女性故事裡，已經是一種極大的抵抗。
歷史是失語的，跨文化是矛盾的，而女性是被犧牲的。 但也正是這些失語、矛盾與犧牲，才構成了「照護」與「倖存」的真實形狀。
這樣的故事，也讓我重新思考自己做熱蠟工作的日常—看似平靜無波、與歷史無關，但在每一次客人躺上床、打開話匣子、開始講起「我家人會認為除毛是一件荒唐事」時，我就知道：歷史不是已經過去的事情，而是我們仍然記在身體裡的規訓與記憶。
那些被修整的毛髮、那些卸下的羞恥、那些偷偷說出口的自我渴望，其實都是女性在制度之外慢慢收復自己的痕跡。我常想，多鶴如果活在現在，是不是也會默默地進到我的工作室、靜靜地躺下，然後對我說：「我想要把自己照顧回來一點。」
她不會大聲說「我要自由」，但她會讓自己身體再乾淨一點、再舒服一點。
那也許就是一種溫柔的復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