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閱讀《使女的故事》的那段日子，我經常不自覺地摸著自己的小腿、腋下、眉骨——甚至不自覺的會把注意力挪到我自己的私密地方——那些我熱蠟工作裡最熟悉的區域，也是我自己身體上最早學會「羞恥」之處。瑪格麗特・愛特伍筆下這本焚不毀的禁書，不是未來的想像，而是過去與現在壓縮成的極端真實。她讓我們看見：當女人的身體不再屬於自己，歷史與國家就有了進入最私密空間的鑰匙。
這本小說發生在近未來的美國，一個被神權政體奪取的國度。女性的身分被重新分類：妻子、使女、女僕、阿嬤（監督其他女人的老女官），而主角 Offred（如果只是翻譯成奧芙佛瑞德，則會少了那點【Offer】的意味）則是那群白帽紅衣的「使女」之一。她們被國家剝奪姓名與自由，只保留子宮的功能，成為生育用的國家器皿。（其實有另外一本青少年讀物《The Giver》中，也有只負責生育的這個職業，甚至可以說是一種職業代孕把小孩生給各個家庭撫養，但其地位卻十分低等。有機會再提到這本書。）
這樣的敘事聽來瘋狂，但愛特伍卻說過：「我書中沒有任何一個情節，是歷史上沒有發生過的。」
於是我們回頭看—納粹集中營的性奴、二戰時期的亞洲慰安婦、東歐的卵子農場，甚至現代社會對墮胎、穿著、性行為的道德審判...這些並不是虛構，而是歷史拼圖被重新排列後的清晰。甚至是現今的台灣，女性是否能使用自己儲存的卵子，還需要伴侶的簽字同意；終止妊娠這個對於自己身體的保障，也得伴侶的許可，否則只能硬著頭皮繼續。
我讀這部小說時，一邊思考的是：當國家以「繁衍」為名介入女性身體，妳還剩下什麼？
這不只是西方世界的想像。在台灣，雖然沒有制度性地把女性分類為「可生育的公民」與「不服從的對象」，但社會語言與政策邏輯裡，仍隱含著相似的陰影。舉例來說，越多生育就有更多獎勵金（但其實對於養育來說根本少的可憐）、懷孕婦女在某些職位競爭能力被打折扣、對不婚不生女性的「勸導」與「關心」，這些表面溫和的機制，其實都在暗示：妳的價值，應該被安排在特定位置上發揮。
政治哲學上，這是一種「身體國家化」的過程。女性不再被視為個體，而是國家邏輯裡的功能單位。妳是母親、妻子、照顧者，是家庭穩定與種族延續的保證。但如果妳選擇不生、不婚、愛女性，或只是「不想要被控制」，那麼妳就會成為一種「不適合出現在制度裡」的存在。
Offred 的世界裡，言語與思想被剪裁，衣服與儀態被規定。這讓我想起傅柯所說的：「現代權力不再只靠武力統治，而是透過規訓身體與管理生活來掌握人心。」女人在小說裡每天只能說幾句被允許的話，不能閱讀、不能寫作，連眼神都要被監視。真正的懲罰，不是監禁，而是讓妳逐漸遺忘自己是誰。
而她們仍必須微笑、祈禱、順從，甚至說「感謝」這樣的制度給予她們生存機會。這種精神殖民，最讓人不寒而慄。
在人類相互關係中最深的迷思，就是假設「順從」代表認同。《使女的故事》正是對這個觀點最有力的反駁—妳可以順從，但不代表妳沒有反抗。Offred 沒有逃跑、沒有革命，但她在心裡保留了記憶、語言與祕密，那是她最後的自我。
這也讓我想起很多在威權年代生活過的台灣女性。她們沒有上街，但在廚房裡、床邊、信紙上，偷偷保留自己對未來的想像。她們表面乖順，內心卻從未真正投降。
而愛特伍用紫色的花、封閉的屋子與悄聲的回憶，書寫出這種「沉默中的火焰」。她讓我們記得，不是每一場革命都要轟轟烈烈，有些革命，是活著、記得、寫下來，就已經足夠驚天動地。
對我來說，《使女的故事》是一面鏡子，也是一封提醒女性的信——妳的身體，不是任何制度、信仰或關係的附屬品。它屬於妳，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