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評】《邪惡根本不存在》:一部不存在單一意義的電影|映後就談
濱口龍介的《邪惡根本不存在》(港譯:無邪之境, Evil Does Not Exist, 2023)講述了一場看似簡單的衝突:村民與試圖開發豪華露營區的東京公司之間的對峙。然而,電影的標題與其曖昧的結尾,卻挑戰了我們對善惡的傳統認知,彷彿在問:如果邪惡不存在,那麼在我們眼前發生的那些衝突、暴力與人性又該如何定義?
《邪惡根本不存在》延續了濱口近年在歐洲三大影展——柏林、坎城、威尼斯的強大氣勢:從《偶然與想像》(2021)斬獲柏林影展銀熊獎,到《在車上》(2021)摘下坎城影展最佳劇本獎,再到《邪惡根本不存在》勇奪威尼斯影展銀獅獎,濱口以其細膩的敘事與對人性複雜性的挖掘,在國際影壇掀起波瀾。他的創作語言在這一過程中逐漸蛻變,融入了更具哲學深度的開放性文本,拒絕單一的答案,轉而將意義的鑰匙交到觀眾手中。

《邪惡根本不存在》一部讓人帶著迷思離場的電影,從日本的日常對話延伸到普世的人性叩問,這片森林究竟隱藏了什麼?答案或許只在每人各自的凝視中。
是文青的小森林,還是漆黑的叢林?
《邪惡根本不存在》以日本山村水引町為舞台,講述村民與東京開發公司Play Mode之間的衝突,繼而引申至人與自然間的不協調音,以及溝通和理解上的種種無能為力。村民如巧(Takumi)與他的女兒花(Hana)過著順應自然的簡單生活,依靠清澈的溪水與茂密的森林。然而,Play Mode計劃在村中興建「豪華露營區」(glamping site),聲稱能帶來經濟效益,卻可能破壞生態環境並威脅村民原來的生活方式。
電影通過村民與公司代表高橋(Takahashi)與真弓(Mayuzumi)的互動,揭示了資本主義與自然之間的緊張關係,並在結尾以一場令人震驚的暴力留下未解之謎。
電影的視覺語言與音樂設計也強化了其此意涵。兩組從森林仰望天空的長鏡頭貫穿片頭與片尾,搭配石橋英子(Eiko Ishibashi)的不和諧配樂,營造出一種不安的氛圍,暗示自然的反噬與潛在的威脅。這種氛圍與標題「邪惡不存在」形成對比,促使觀眾思考:如果沒有惡,那麼還有善嗎?這一切在自然中又有何意義?

【影評】《邪惡根本不存在》:一部不存在單一意義的電影|映後就談
善惡的哲學探討
從哲學視角看,《邪惡根本不存在》挑戰了善惡的二元對立觀念。傳統上,善惡常被視為絕對的道德範疇,特別是在宗教框架中,例如基督教認為惡是違背上帝意旨的罪。然而,電影通過村民與開發公司的對抗,揭示了善惡的相對性。
Play Mode的代表高橋與真弓起初被塑造成「惡」的化身,他們代表資本主義的貪婪入主中「森林淨土」,試圖以粗糙的人工發展計劃改造自然,遭受到村民的大肆抗議。然而,在村民會議後,當他們完成「當出氣袋」的打工仔任務,回到辦公室被老闆用職權刁難時,卻展現出人性化的掙扎和思考,主動承認計劃的缺陷並表達對工作的無奈,甚至盤算著不如乾脆痛快離職。
此刻回想村民的訴求、村中長老義正辭嚴的大道理,當中有多少其實是怕自身利益受到影響,真的又可以稱為是「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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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口龍介很擅長利用這種平淡的劇情來挑戰觀眾的既有認知,透過展現看似矛盾的兩種狀態,讓觀眾不禁開始質疑:他們真的是「邪惡」的嗎?或者,他們只是被困在資本主義結構中的普通人?那麼到底誰才是真正無邪的主角?
尼采的觀點在這裡尤為適用。他認為,善惡是人類為了生存而建構的「進化幻象」,是相對的價值判斷,而非客觀的真理。在電影中,村民保護自然的行為看似「善」,但他們的反對更大程度上出於自利(保護自身權益、既有生活方式),而非純粹的道德理想。相反,開發公司的二人動機雖以利益為先,卻在後來逐漸喜歡上這種山林生活,甚至願意低下頭來跟隨巧學習,某種意義上也可被視為「善」。這種文本上的模糊性呼應了尼采對道德二元論的批判:沒有絕對的善惡,只有不同視角下的價值衝突。
亞里斯多德著名的「惡的缺失論」,也為電影提供了另一層解讀。他認為,惡並非獨立的實體,而是善的缺失。在《邪惡根本不存在》中,惡似乎並非來自某個具體的敵人,而是自然與人類和諧關係的破裂。開發計劃威脅水源與森林,象徵了人類對自然的剝削與關係疏離,這種疏離本身就是一種「缺失」——對自然敬畏的缺失。
電影結尾的暴力事件進一步強化了這一點:巧的行為是一種不得不啟動的防禦機制、還是一種包裝過的「惡」?或者,這只是他在面對女兒可能受威脅時的本能反應,是一種對「善」(保護家人)的追求中自然產生的缺失?

濱口龍介擅長利用車廂空間作為人們在都市中的喘息空間,平穩的速度,漸入心扉的話題,繼《Drive my Car》後再一次在車上展現詩意的文本。
結局到底是?導演的「真實意圖」
濱口龍介對《邪惡根本不存在》的創作,並沒有止於停止拍攝的一刻,直至作品面世以後,每當觀眾就著電影的結局和種種模糊地帶尋求答案時,濱口龍介都會刻意避免提供明確的答案,以「留白」來保存作品的開放性。
看畢電影,想必觀眾內心一定有很多疑問:巧為何突然攻擊高橋?花真的被鹿攻擊?巧的妻子當初為何失蹤?開發計劃最終是否實施?這些問題都未得到解答,留給觀眾無限的詮釋空間。這正是「作者已死」理論的體現:導演的意圖並非意義的唯一來源,觀眾的解讀才是創作生命力的核心。
根據「作者已死」理論,試圖挖掘導演的「真實意圖」是一種誤導。濱口可能有意讓電影保持曖昧,以避免將意義局限於單一的解釋。例如,他可能試圖傳達自然與人類衝突的主題,但電影的開放性允許觀眾從不同角度解讀:有人可能將結尾視為巧的道德崩潰,體現了康德「根本惡」的概念,即人類在壓力下可能選擇違背道德原則,亦即是他應該是好人,但好人也會不小心做了壞事;但也有人可能認為,巧的行為是對資本主義入侵的無意識反抗,從村民會議以來一路積下對於二人的不滿和敵意,在最後關頭因為一場意外而爆發,反映出尼采「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表現。
但無論我們今天選擇相信哪一個版本,都無法證實誰的推測是絕對的正確。可以確定的是,如果觀眾在前面因為巧在村民之間備受敬仰和信任便輕易地把他當成「一個好人」,那就很可能會無意識地忽略了導演對於巧的種種反面描寫,進入一種情感上的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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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之不去的焦慮感——世界的無根基性
電影的核心主題之一是「世事無絕對」,即善惡、對錯等概念並無絕對的基礎,而是人類為了生存而建構的幻象,它喚起的「焦慮感」與對世界無根基性的體認。這種無根基性在電影的結構與視覺語言中處處可見。
森林中的移動鏡頭與不和諧的配樂營造出一種不確定感,暗示自然的不可預測性、人類控制的局限性。拓海的沉默寡言與面無表情進一步強化了這種不確定性——他既是保護自然的英雄,又可能是一個潛藏暴力的危險人物。他的行為無法被簡單地歸類為「善」或「惡」,這迫使觀眾直面自己的道德預設。
結尾的暴力事件,為這通篇瀰漫著的無根基性帶來高潮。巧對高橋的攻擊看似毫無來由,卻可能被解讀為一種不加思索的本能反應。這種行為無法被簡單地標籤為「邪惡」,因為它可能源於保護女兒的「善意」,但想深一層,我們又有多理解這個人?他的妻子是如何失蹤的?為什麼他三番四次錯過迎接女兒下課?一個殺人犯會有什麼外表特徵嗎?
然而,電影拒絕提供明確的動機或後果,讓觀眾在不確定性中掙扎。這種「意義懸而未決」的狀態,正是電影的魅力所在:它迫使觀眾直面世界的複雜性與道德的模糊性。

【影評】《邪惡根本不存在》:一部不存在單一意義的電影|映後就談
一部屬於觀眾的電影
《邪惡根本不存在》是一部挑戰傳統道德觀念與敘事結構的電影。通過模糊善惡的界限,刻意大幅度留白,不試圖提供答案,而是通過視覺語言、音樂與故事情節,喚起觀眾對世界無根基性的焦慮感。這種焦慮感並非消極的,而是促使觀眾反思自己的價值觀與詮釋方式。
正如濱口龍介在一場訪問中所說:「這部電影也沒有意義。」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毫無價值。相反,它的價值在於「它拒絕單一的意義」,成為一個供觀眾自由填充的容器。
觀眾可以根據自己的直覺、價值觀與人生經驗填充內容。無論觀眾從中看到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生態倫理的呼籲,還是對人性複雜性的探索,這些解讀都證明了電影的成功,因為優秀作品的意義理應是由觀眾共同創造的,而非導演一人決定。
文:一樹|圖片:《邪惡不存在》劇照

【影評】《邪惡不存在》:一部不存在單一意義的電影|映後就談
《悪は存在しない》 (2023)
導演:濱口龍介
主演:大美賀均/西川玲/小坂龍士/澀谷採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