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自2000年真實刑案
當林秀美醃製的頭顱被發現時，上面貼著一張詭異字條：「媽媽，對不起，哥哥殺了我。」
我是記者張介安，追蹤這起驚悚分屍案時，所有線索都指向她的二哥陳志明。
但他被捕後，卻只記得自己曾把妹妹的屍塊，一塊塊丟進濁水溪。
我叫張介安，跑社會線十多年了，自以為見過人間足夠的荒誕與殘忍。但當那個裝著林秀美頭顱的塑膠袋，在嘉義水濱鄉那間公共廁所裡被清潔工發現時，空氣裡瀰漫的那股濃烈到令人窒息的鹹腥味，混合著福馬林和某種難以言喻的腐敗氣息，還是讓我胃袋一陣痙攣。袋口敞開，露出被大量粗鹽醃漬得灰白腫脹的頭顱，頭髮糾結，雙眼緊閉，像一顆來自地獄的醃漬物。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貼在袋子外側那張被鹽粒浸透的便條紙，藍色原子筆的字跡暈染開來，卻依然清晰可辨：「媽媽，對不起，哥哥殺了我。」每個字都像冰錐，刺穿現場混亂的驚呼與快門聲。
死者是林秀美，二十三歲，通訊行店員。她的二哥陳志明，在警局做筆錄時，整個人像被抽掉了骨頭，癱在冰冷的鐵椅上，眼神空洞地穿過我，投向某個不存在的虛空。他喃喃自語，聲音嘶啞得如同砂紙摩擦：「阿美……阿美不見了……她說要去找工作……就沒回來……」
空氣黏稠得像化不開的糖漿。警局的日光燈管嗡嗡作響，慘白的光打在陳志明蠟黃的臉上。他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色POLO衫，領口有些鬆垮，雙手神經質地互相搓揉著，指甲縫裡似乎還嵌著些難以辨認的污垢。我坐在他對面，隔著一張陳舊的木桌，桌上放著我的錄音筆和翻開的筆記本。
「志明先生，」我盡量讓聲音平穩，壓下喉頭的乾澀，「你說秀美不見了，是什麼時候的事？」我的筆尖懸在紙上，等待著。
他猛地抬起頭，眼裡瞬間掠過一絲極度驚恐的光，隨即又被更深的迷茫淹沒。「那天……很熱，」他語無倫次，「她說去……去『啟明』那邊，對，『啟明人力』……找事做……」他提到“啟明人力”，一個當地規模不小的仲介團體。
「然後呢？她出門前有說什麼特別的嗎？或者，你們有爭執嗎？」我追問，試圖從他混亂的時間線裡打撈出一點有用的碎片。
陳志明用力搖頭，頭髮黏在汗濕的額角。「沒有……沒有爭執。她還問我……問我身上有沒有錢……」他頓住，眼神飄忽不定，像受驚的兔子。「我給她了……給了她一點……她說會還的……」他的聲音越來越低，最後幾乎成了囈語。
「那之後，你就再也沒見過她？」我緊盯著他臉上的每一絲變化。
「沒有！」他突然激動起來，身體微微前傾，雙手按在桌面上，「沒有！我找過！我打電話，關機……我去車站找……沒有！哪裡都沒有！」他的呼吸變得粗重，胸口劇烈起伏，那雙空洞的眼睛裡此刻充滿了溺水般的絕望。這痛苦太過真實，真實到讓我幾乎要相信他的無辜。
然而，職業的直覺像一根冰冷的針，刺破了這層悲傷的泡沫。他的敘述裡，時間點模糊不清，對妹妹去向的細節前後矛盾。更關鍵的是，那份沉重的悲傷之下，似乎隱藏著某種更深的、難以名狀的東西，一種近乎麻木的鈍感。
我告辭離開，陳志明依舊失魂落魄地坐在原地，像一尊被遺棄的泥塑。警局外，嘉義午後的陽光白得刺眼。我撥通了負責此案的偵查隊副隊長吳振剛的電話，他是個老刑偵，經驗豐富，也願意在不違反規定的情況下，給我一些方向。
「吳副，」我開門見山，「陳志明這邊，感覺很……不對勁。」
電話那頭傳來吳振剛低沉的聲音，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疲憊：「介安，我們剛拿到他手機的通聯記錄和基地台位置。林秀美失蹤那天下午，陳志明的手機訊號，在他們家附近，還有……靠近濁水溪堤防的一個區域，反覆出現。時間點，很吻合。」
濁水溪？我的心猛地一沉。那個裝著醃漬頭顱的塑膠袋裡，除了那張可怕的遺言字條，還有其他東西。一張發票。日期就在林秀美失蹤後不久，地點是水濱鄉一家不起眼的雜貨店「永順商號」，購買物品是——整整五大包粗鹽。
「鹽……」我脫口而出。
「你也想到了？」吳振剛的聲音更沉了，「還有，我們查了林秀美的保險。兩年前，陳志明用他們母親的名義，替林秀美保了一份意外險，受益人，填的是陳志明自己。金額不小。」
保險金！動機的拼圖似乎哢噠一聲嵌上了。親情敘述的裂縫，通聯記錄的軌跡，用途可疑的大量粗鹽，再加上一筆指向明確的保險金……所有的箭頭，都冰冷地指向了那個在警局裡悲痛欲絕的二哥。
兩天後，吳振剛的電話在深夜響起，背景音是呼嘯的風聲和急促的警笛。「介安，陳志明要開口了，在濁水溪邊。他帶我們來指認……他丟東西的地方。」
我抓起外套衝出門。堤防上，巨大的探照燈光柱撕破濃墨般的夜色，像幾把慘白的利劍插在翻滾的濁水溪上。風很大，帶著濃重的土腥味和水氣，吹得人幾乎站立不穩。陳志明站在一群警察中間，顯得異常瘦小。他穿著一件不合身的夾克，在強光下像個蒼白的剪影，腳下是濕滑的泥濘。
吳振剛示意我保持距離。只見陳志明在強光燈下顯得更加恍惚，他深一腳淺一腳地在泥濘的堤岸邊緣徘徊，手指神經質地絞著夾克的衣角。警察們屏息凝神，空氣緊繃得如同拉滿的弓弦。風聲、水聲、探照燈發電機的轟鳴，交織成一曲不祥的樂章。
突然，陳志明在一處水流較為湍急的轉彎點停下。他緩緩抬起手指，指向那翻湧著暗色泡沫的渾濁水面。他的嘴唇在劇烈地顫抖，彷彿在與某種看不見的力量搏鬥，喉嚨裡發出意義不明的嗬嗬聲。
「這裡……」他終於擠出兩個字，聲音破碎得像被風撕扯的破布，「……還有……那裡……」手臂僵硬地移動，指向下游另一片被燈光勉強照亮的、更幽暗的水域。
吳振剛的聲音透過對講機傳來，冰冷而清晰：「他說，他記得……把阿美……分開……一塊一塊……丟到這裡。」每一個字都像冰塊砸在我心口。
「記得？」我幾乎是衝到吳振剛身邊，壓低聲音質問，難以置信地盯著幾米外那個在強光下瑟瑟發抖的身影，「他說他『記得』？他之前不是說完全不知道嗎？」
吳振剛的臉在探照燈的側光下顯得棱角分明，眼神銳利如鷹隼。「對。剛開始問，他一口咬定什麼都不知道。帶他來這裡，一路沉默。直到站在這個點上，他突然就開始指認，說『想起來了』。」他頓了頓，聲音壓得更低，「但介安，這『想起來』的東西，太具體了。具體到……像是排練過。他說他分屍，把軀幹和四肢分別裝袋，分批、分點丟棄。時間、地點、方式……說得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我咀嚼著這四個字，寒意沿著脊椎爬升。一個精神崩潰、記憶混亂的人，如何在特定環境的刺激下，突然如此「清晰」地回憶起分屍拋屍的恐怖細節？這「清晰」本身，就透著一股令人膽寒的詭異。是巨大的負罪感衝垮了心理防線？還是某種更複雜、更精於計算的偽裝？
接下來的幾天，警方的搜索船隻在陳志明指認的幾處河段晝夜不停地打撈。巨大的磁鐵沉入水底，專業的潛水員在能見度極低的濁流中艱難摸索。媒體的鏡頭如同禿鷲般聚焦在河面上，每一次吊臂的起落都牽動著無數人的神經。然而，除了幾塊被水流沖刷得難以辨認的朽木和一些無關的生活垃圾，一無所獲。濁水溪用它沉默而強大的力量，吞沒了所有的實體證據，只留下陳志明那番令人不寒而慄的「記憶」和岸上無盡的猜疑。
警方對陳家的搜查也同步進行。那棟位於嘉義市區邊緣、略顯陳舊的兩層透天厝，瞬間被推到了風口浪尖。鄰居們的竊竊私語和記者們的長槍短炮將房子團團圍住。當技術人員從陳志明臥室床底下拖出一個沉甸甸的、沾滿灰塵的塑料收納箱時，現場的氣氛幾乎凝固了。
箱子被小心翼翼地打開。沒有想像中的血衣或兇器，裡面塞滿了各種雜物：過期的藥瓶、揉成一團的電線、幾本封面殘破的舊雜誌……而在最底下，技術員戴著手套的手，撥開了一層廢紙，觸碰到了堅硬冰冷的東西。
是幾塊磚頭。普通、沉重、毫不起眼的建築用紅磚。
它們靜靜地躺在箱底，被刻意地壓在那些雜物之下。這個發現讓在場的警員們面面相覷，空氣中瀰漫著困惑。磚頭？這代表什麼？是某種未完成的計劃？還是純粹的廢棄物？
當我從外圍得到這個消息時，腦中卻猛地閃過陳志明在濁水溪邊指認拋屍點時的話語：「……裝袋……分批丟……綁了東西……」 綁了東西！磚頭！一個冰冷的推測瞬間成型：這些磚頭，很可能就是他用來沉屍的重物！購買記錄很快證實了這個猜想——就在林秀美失蹤前幾天，陳志明確實在附近一家建材行買過少量紅磚，數量與箱中發現的殘留磚塊大致吻合。
物證鏈條在無聲地收緊。購買粗鹽的發票、指向性明確的保險單、拋屍地點的指認、沉屍用的磚頭……每一環都精準地扣在陳志明身上。他成了被證據之網死死纏繞的獵物。
開庭那天，嘉義地方法院外擠滿了人。我坐在旁聽席前排，看著法警將陳志明帶入被告席。他穿著一件不合身的灰色囚服，頭髮被剃得很短，露出青色的頭皮，整個人比上次見面時更加消瘦、佝僂。他低著頭，目光死死盯著自己戴著手銬、放在膝蓋上的雙手，彷彿那雙手上沾滿了洗刷不掉的東西。檢察官的聲音鏗鏘有力，條分縷析地陳述著購鹽發票、保險單受益關係、通聯基地台位置、沉屍磚塊、以及被告本人在濁水溪邊清晰而恐怖的拋屍指認。每一個證據的出示，都像一把重錘敲在沉悶的空氣裡。旁聽席上，林秀美生前的幾位好友忍不住低聲啜泣。
輪到辯護律師發言。他站起身，推了推鼻樑上的眼鏡，沒有急於反駁檢方列舉的物證，而是將一份厚厚的文件遞交給法官。「審判長，我們請求傳喚『慈心療養院』精神科主任醫師李明哲醫師到庭作證。同時，提交由『安康精神鑑定中心』出具的被告陳志明精神狀態鑑定報告書。」他轉向陪審席和法官，語氣凝重，「我方主張，被告陳志明在案發時及案發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處於嚴重『解離性失憶』及『現實感喪失』的精神狀態。他所謂的『記憶』，特別是關於分屍、拋屍過程的清晰描述，極可能是其病態心理下產生的虛構（Confabulation），是精神疾病扭曲現實的產物，而非真實發生事件的回憶！他根本不具備完整的刑事責任能力！」
法庭內一片嘩然。我身邊的資深司法記者老劉低聲罵了句：「又來這套！」「精神鑑定」這四個字，瞬間將案件拖入了一個更為複雜和充滿爭議的漩渦。
李明哲醫師走上證人席，他五十多歲，頭髮花白，神情嚴肅。他詳細描述了陳志明在案發後不久被家屬帶到「慈心療養院」就診時的情況：目光呆滯，語無倫次，對時間和自身所處環境認知混亂，存在明顯的定向感障礙。他無法連貫敘述妹妹失蹤前後自己的行蹤，卻在某些特定刺激下（比如看到水流、鹽粒），會突然陷入極度驚恐，並伴隨一些破碎、矛盾的言語片段。
「這種情況，符合嚴重的解離性障礙特徵，特別是在經歷了極端重大的心理創傷後。」李醫師的語調平穩而專業，「患者的記憶會出現大片的空白，為了填補這些空白，大腦會不自覺地『創造』出一些細節。這就是虛構（Confabulation）。這些虛構的內容，可能來源於外界的暗示、媒體的報導、甚至辦案人員的詢問，被患者病態地吸收，並當成真實記憶輸出。被告在濁水溪邊對拋屍細節的『回憶』，其清晰度和條理性，恰恰與解離性失憶患者病發時可能出現的虛構症狀高度吻合。這絕非一個正常人在隱瞞罪行時會表現出的狀態。」
檢察官立刻起身反詰問，言辭犀利：「李醫師，您所謂的『虛構』，是否可能成為被告逃避刑責的一種完美偽裝？畢竟，購買粗鹽、保險單、磚頭這些客觀物證，以及他手機出現在拋屍地點的基地台記錄，並不會因為他的精神狀態而消失！這些證據鏈指向的結論非常明確！」
李明哲醫師微微皺眉：「檢察官，精神疾病的診斷有其嚴格的醫學標準和診斷依據。偽裝（Malingering）當然是鑑別診斷中需要排除的因素。但陳先生的臨床表現、病程演變、心理測驗結果，以及我們對他過往病史和家族史的調查，都強烈支持解離性障礙的診斷。他的症狀表現是自發的、持續的，且伴隨顯著的社會功能損害。偽裝者通常會有更明確的動機導向和表演痕跡，而陳先生的情況……更符合一種精神崩潰後的病態反應。」他頓了頓，補充道，「至於您提到的客觀證據與其精神狀態的關係，這屬於法庭需要裁量的法律問題。從醫學角度，我們只能確認他在案發期間及之後的認知功能，存在嚴重缺損。」
接著，辯方傳喚了「安康精神鑑定中心」的資深心理師張慧琳。她展示了對陳志明進行的一系列標準化心理測驗結果，包括MMPI（明尼蘇達多相人格測驗）、WAIS（韋氏成人智力量表）中的記憶分測驗等。數據圖表投射在法庭的螢幕上。
「測驗結果顯示，」張心理師指著螢幕，「被告在涉及情景記憶（Episodic Memory）和自傳體記憶（Autobiographical Memory）的項目上，得分顯著低於常模，尤其在圍繞案發時間點前後的記憶提取上，出現了明顯的斷層和扭曲。而在涉及『虛構』傾向的評估維度上，其數值卻遠高於臨床閾值。這與李醫師的臨床觀察相互印證，強烈提示其關於分屍拋屍過程的敘述，極可能是病理性虛構的產物。」
檢方聘請的精神醫學專家隨即對辯方鑑定結論提出尖銳質疑。他認為「慈心」和「安康」的鑑定過度依賴被告自述和主觀心理測驗，忽略了物證形成的強大客觀壓力對被告精神狀態可能造成的影響（比如刑求逼供的疑慮雖被排除，但長時間、高強度的訊問本身就可能誘發精神異常）。他強調，被告在關鍵行動（購鹽、購磚、處理保險）時表現出的目的性和隱蔽性，與嚴重解離狀態下喪失現實規劃能力的典型特徵不符。他甚至提出，陳志明可能患有的是一種更為罕見、也更難鑑定的「做作性障礙」（Factitious Disorder），即故意製造或誇大身心症狀以獲取「病人角色」的關注，這在涉及重大刑案的被告中雖罕見卻非絕無可能。
法庭變成了精神醫學的角鬥場。術語飛濺，診斷標準被反覆引用和辯駁，專業權威互相傾軋。解離性失憶、虛構、偽裝、做作性障礙……這些冰冷的專業名詞，像一團團迷霧，籠罩在冰冷的物證之上，也籠罩在林秀美那張被鹽醃漬、永遠無法再開口訴說真相的臉上。
旁聽席上，林秀美的朋友們從最初的悲痛憤怒，逐漸被一種更深的迷茫和無力感取代。她們看著被告席上那個垂著頭、彷彿與世隔絕的陳志明，眼神複雜。一個年輕女孩低聲對同伴說：「如果……如果二哥真的病得什麼都不知道了……那阿美……阿美就真的白死了嗎？」
辯護律師在做最後陳述時，語氣帶著沉痛：「法官大人，各位陪審員，我們面對的，不僅是一樁駭人聽聞的兇案，更是一個被精神疾病徹底摧毀的家庭悲劇。陳志明可能做了那些可怕的事，但他在做的時候，以及他現在所『記得』的東西，都已被嚴重的精神疾病所扭曲。懲罰一個精神世界已然崩塌、無法真正理解自己行為意義的人，是否符合正義的本質？我們請求法庭，正視醫學的診斷，給予被告與其精神狀態相符的司法處遇！」
檢察官則針鋒相對，聲音擲地有聲：「悲劇無法抹殺罪行！精神疾病不應成為殘忍剝奪至親生命的免罪金牌！科學的爭議不應動搖由客觀物證構築的真相根基！購買鹽巴為了醃漬頭顱，購買磚頭為了沉屍滅跡，購買保險為了謀取財利，清晰的通聯軌跡指向拋屍地點，再加上被告親口的指認——這一切，都指向一個冰冷的事實：陳志明以極其殘忍的手段殺害了親妹妹林秀美！法律的正義，必須為無辜慘死的林秀美而彰顯！」
法官的法槌沉重落下，暫時壓下了法庭內洶湧的爭論。最終的判決結果，卻像一顆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了更為廣泛和持久的漣漪。
嘉義地方法院一審判決：陳志明殺人罪名成立。但採納了辯方部分精神鑑定意見，認定其行為時「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因精神障礙「顯著減低」。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判決書送達那天，我再次來到林家的老屋前。陳母坐在門口的矮凳上，懷裡緊緊抱著一張林秀美學生時代笑靨如花的照片。她沒有哭，只是呆呆地望著門前空蕩蕩的街道，眼神像兩口乾涸的枯井。無期徒刑？對她來說，等於同時失去了兩個孩子。一個慘死，屍骨無存；一個活著，卻永遠被釘在了殺害親妹的恥辱柱上，靈魂也困在了精神與法律交織的無間地獄。沉重的鹽，不僅醃漬了林秀美的頭顱，更覆蓋了這個家庭殘存的生機，將苦澀深深滲入每一寸土壤。
檢方認為量刑過輕，堅持兇手罪證確鑿且手段極度兇殘，提起上訴。辯方則認為精神障礙的減刑理由仍不充分，應獲得更輕的刑罰甚或監護處分，也提起了上訴。案件在更高等級的法院裡，繼續著漫長的拉鋸。每一次開庭，都將那些冰冷的物證、矛盾的證詞、晦澀難懂的精神醫學名詞、以及那張寫著「哥哥殺了我」的鹽漬字條，再次翻攪出來，暴露在公眾視野之下。
作為記者，我仍在不懈地追蹤。我找到了「啟明人力」當天當值的櫃檯人員。她對林秀美有模糊印象：「那天下午？好像是有個年輕女生來過，諮詢了一下工作，但沒填表，說要再考慮考慮就走了。」時間點與陳志明最初模糊的敘述大致吻合，卻無法提供林秀美離開後去向的任何線索。這條線索，如同滴入大海的水珠，瞬間消失無蹤。
我也設法再次接觸了辯方主要的精神鑑定人張慧琳心理師。在「安康中心」那間佈置溫馨卻隱含疏離感的會談室裡，她對我坦言鑑定的艱難：「陳志明的案例非常複雜。那些客觀證據像山一樣壓在那裡，對任何鑑定人都是巨大的壓力。說他完全偽裝？他的心理測驗反應模式、他在會談中不自覺流露出的那種深層的混亂和恐懼感，又不像演出來的。但說他完全喪失行為能力？他在案發前後的某些行動步驟，又顯出一定的目的性……這種介於『病』與『非病』、『自知』與『不自知』之間的灰色地帶，正是精神司法鑑定最難下判斷、也最容易引發爭議的領域。」
「那張字條呢？」我追問，「『媽媽，對不起，哥哥殺了我』。如果是陳志明寫的，這難道不是最清醒的嫁禍？如果是林秀美絕望中所寫，那……」
張慧琳沉默了片刻，目光掠過窗外的城市天際線，聲音很輕：「那張字條……是這個案子裡最令人心碎也最撲朔迷離的物證。誰寫的？何時寫的？在什麼樣的境遇下寫的？它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充滿痛苦暗示的精神謎題。也許，它指向的真相，比我們目前所爭論的，更加黑暗和絕望。」她沒有再說下去，但未盡之言裡的寒意，讓我久久無法釋懷。
走出「安康中心」，嘉義的陽光依舊熾烈。我抬頭望向高遠的天空，眼前卻總是浮現那顆在粗鹽中沉浮的頭顱，耳邊迴響著陳志明在溪邊風中破碎的囈語，還有法庭上那些關於「虛構」、「偽裝」、「解離」的激烈爭辯。真相，是否就像林秀美那至今未被尋獲的身軀，早已沉沒在濁水溪渾濁的深淵裡，或者，被禁錮在陳志明那因「疾病」或「罪惡」而徹底封閉、再也無法被外界觸及的心靈深處？
鹽，依舊是苦澀的。它未能阻止腐敗，未能保存真相，只在這個南方小城的記憶裡，留下了一道永遠無法癒合、時刻滲著鹹澀血水的傷口。我坐回車裡，發動引擎，後視鏡裡，那座承載著無盡悲傷的老屋漸漸遠去。作為記者，我能記錄事件，拼湊線索，呈現爭議，卻無力穿透那橫亙在生者與死者之間、在罪與罰之間、在瘋狂與清醒之間的重重迷霧。這樁醃頭案的卷宗在司法程序裡繼續翻動，而林秀美的呼喚，彷彿仍凝結在那張鹽漬的字條上，在無盡的爭議漩渦中，微弱而執拗地迴盪著。
後記：鹽漬的未竟之問
這篇記錄，從第一眼見到那顆在粗鹽中沉浮的頭顱開始，到如今案件仍在司法程序的幽暗長廊中迴盪，已耗費了我記者生涯中難以計量的心力與時光。作為張介安，作為一個意圖逼近真相卻屢屢被迷霧阻擋的記錄者，書寫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場漫長而煎熬的跋涉。
林秀美，這個名字所代表的，已不僅僅是一個被殘忍剝奪生命的二十三歲女孩。她成了嘉義這座城市一道隱隱作痛的傷疤，一個關於親情何以墮落至如此深淵的沉重問號。每當我路過水濱鄉那間發現頭顱的公廁，或是凝視著濁水溪渾濁奔流的河水，那股混合著鹹腥與腐敗的氣味，總會不期然地竄入鼻腔，喚醒最初那份毛骨悚然的震顫。她的身體，至今仍沉睡在溪底某個不為人知的角落，如同她死亡的真相，被層層疊疊的泥沙與爭議掩埋。
陳志明，這個被所有冰冷物證環繞的二哥，他的形象在我心中始終搖擺不定，難以定錨。在警局鐵椅上那溺水般的絕望，濁水溪邊強光下如幽魂般的指認，法庭被告席上那徹底抽離的佝僂身影——這些碎片拼湊出一個極度矛盾的個體。是精心算計的冷血兇手？還是被自身崩潰心智吞噬的悲劇載體？他那份關於分屍拋屍的「清晰記憶」，究竟是負罪感的潰堤，還是精神疾病精心編織的虛構之網？我無數次試圖穿透他空洞眼神的屏障，最終只觸及一片令人不安的虛無。他的靈魂，似乎與妹妹的軀體一同沉入了深淵。
而法庭上那場圍繞精神鑑定的激烈交鋒，則將我拖入了更深的困惑泥沼。李明哲醫師的「解離性失憶」與「病態虛構」論述，邏輯嚴謹，有其病理基礎；檢方專家對「偽裝」或「做作性障礙」的尖銳質疑，同樣基於對行為矛盾點的犀利洞察。雙方皆言之成理，卻又水火不容。醫學的診斷標準，在面對人性極端處境的複雜性與司法對「責任能力」的剛性要求時，顯得如此力不從心。當科學的權威在法庭上互相抵牾，真相彷彿在術語的硝煙中變得更加遙遠。那場辯論，讓我深刻體認到，在罪與罰、瘋狂與清醒的模糊邊界地帶，司法與精神醫學的對話，充滿了難以調和的張力與先天的不確定性。懲罰一個「可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或「可能不記得自己為何如此做」的人，其正義性究竟何在？這不僅是陳志明個人的困境，更是整個司法體系永恆的難題。
最令我午夜夢迴、難以釋懷的，仍是那張緊緊貼在塑膠袋上的鹽漬字條。「媽媽，對不起，哥哥殺了我。」那暈染的藍色字跡，如同一個來自幽冥的詛咒。張慧琳心理師那句「它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精神謎題」的斷語，精準得讓人心寒。這字條，是林秀美在生命最後時刻絕望的控訴與告別嗎？還是陳志明（或他人）在精神極度異常或極度冷靜下，布下的最惡毒、最令人費解的嫁禍迷局？每一次推敲，都將我引向更黑暗的揣測深淵。它像一把沒有鑰匙的鎖，牢牢封閉了通往核心真相的最後一道門。
案件的司法進程，如同濁水溪的水流，看似向前，卻在無數漩渦中打轉。一審無期徒刑的判決，未能平息任何一方的聲音。檢方堅持上訴求處極刑，辯方則力主刑罰過重甚至應施以監護。我聽聞陳志明在獄中，時而沉默如石，時而囈語不斷，持續接受著精神評估與治療。他內在的真實狀態，依舊是個巨大的問號。林家那棟老屋，門前更顯冷清。陳母抱著女兒照片枯坐的身影，成了這場悲劇最沉默也最心碎的註腳。失去的已然失去，活著的，也早已被無形的鹽層醃漬，失去了活著的滋味。正義，對這個破碎的家庭而言，似乎成了一個遙不可及、甚至意義模糊的概念。
作為記者，我記錄了購鹽的發票、保險單的受益人欄位、沉甸的紅磚、基地台跳動的訊號點、被告在溪畔令人膽寒的指認、法庭上精神醫學權威們的脣槍舌劍……我盡力呈現每一片拼圖，無論它多麼冰冷、矛盾或令人不適。然而，我必須承認，在「陳志明當時究竟『知道』什麼？」、「那張字條由誰的血淚書寫？」這兩個最關鍵的問題上，我，以及我們所依賴的司法與科學程序，至今未能給出確鑿無疑、足以讓靈魂安息的答案。真相，或許已隨著林秀美未被尋獲的軀幹，永遠遺失在了時間與流水的深處。
這樁「鹽漬頭顱案」留給我的，不僅是職業生涯中一道深刻的刻痕，更是對人性、對親緣、對法律與精神醫學極限的一連串沉重叩問。鹽，本用以防腐保存，在此案中，卻諷刺地只保存了無盡的痛苦與一團化不開的迷霧。它未能阻止罪行的腐敗氣息彌散，也未能清晰映照出兇手完整的臉龐。林秀美的呼喚，仍凝結在那張小小的紙片上，在嘉義濕熱的空氣裡，在司法程序冰冷的卷宗翻動聲中，在每一個聽聞此案的人心深處，微弱地、固執地迴盪著。這是一聲沒有答案、卻無法被忽視的吶喊，提醒著我們，在陽光普照的日常之下，仍有難以測度的黑暗與未竟的謎題，等待著救贖，或者，僅僅是一個更接近真相的解答。
張介安 謹誌
於案件上訴審理未決之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