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中的青瓷

改編自1959年真實刑案

我二十年前剛入行時，翻開了台南神學院教授毒殺案的卷宗。

我本以為這只是一場塵封的凶案，卻沒想到自己竟成了最後的目擊者。

當真相如暴雨般沖刷而來時，我才明白：最深的惡意，往往藏在最溫暖的陽光下。

抽屜深處那本硬殼採訪本被拖出來時，嗆人的灰塵在昏黃的檯燈下騰起，像一小團鬼魅的霧。窗外，今年第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颱風正猛烈地撞擊著公寓的玻璃窗，發出令人心悸的嗚咽。我，張介安，今年四十五歲，在這座城市裡做了快二十年記者，骨頭縫裡都浸透了各種離奇或慘烈的故事，早已磨礪出一種近乎麻木的職業鎧甲。但指尖觸到那本子上熟悉的、略有些變脆的皮革封面時，心臟還是不合時宜地猛跳了一下——二十年了。

封面上，我年輕時用藍黑墨水用力寫下的標題字跡已經有些洇開模糊：《南華神學院杜倫斯教授死亡案調查手記》。南華，一個杜撰的名字，用以替代那個真實存在、籠罩在巨大陰影下的神聖學府。杜倫斯，威廉·杜倫斯的化名。時間，1959年。那一年，我還沒出生，可這個案子，卻像一根冰冷的刺，在我職業生涯的起點就深深扎了進來。

2005年，夏。空氣粘稠得能擰出水，蟬鳴聒噪得撕心裂肺。我，二十五歲的張介安，剛在《城市鏡報》社會新聞部混了不到半年，還帶著一股沒被現實徹底捶打乾淨的莽撞和近乎可笑的使命感。跑腿、整理資料、接熱線電話，是日常。直到那天下午，部門裡資格最老的「活化石」林叔，叼著半截熄滅的煙屁股，把厚厚一沓邊緣捲曲、紙頁泛黃的檔案袋「啪」地一聲甩在我堆滿雜物的桌子上。

「小子，」林叔的聲音帶著常年煙燻的沙啞，眼皮都沒抬，「閒得慌是吧？喏，南華神學院那個老掉牙的懸案，快半個世紀了。聽說市檔案館剛解密了一批舊卷宗，裡頭可能有新料。去，翻翻看，給咱們的『歷史鉤沉』欄目找點嚼頭。記住啊，名字、地名、單位，該換的給老子換乾淨咯！」

一股混合著劣質菸草和陳年紙張霉變的氣味撲面而來。我迫不及待地解開纏得死緊的棉線繩。一張現場照片首先滑了出來——一個佈置得相當雅緻的西式書房，書桌上一隻傾倒的白瓷咖啡杯格外醒目，深褐色的液體潑灑在桌面和地毯上，形成一片不規則的、令人不安的污跡。旁邊散落著幾本厚重的精裝書。一個穿著考究西裝、身材高大的外國男人癱在寬大的皮轉椅裡，頭歪向一側，面部肌肉因瞬間的痛苦而扭曲僵硬，呈現出一種極其怪異的青紫色。照片右下角，用紅筆標註著冰冷的日期：1959年7月12日。

死者：威廉·杜倫斯（William Turon），化名杜倫斯。身份：南華神學院（原台南神學院）哲學與神學教授，加拿大人。初步結論：氰化鉀中毒，現場有偽裝自殺跡象。

我的心跳驟然加速。不是因為恐懼，而是一種初生之犢面對巨大謎題時的興奮。高知外教，毒殺，偽裝的現場……這簡直就是天然的好故事胚子！我立刻一頭扎進了故紙堆裡。卷宗裡還夾著幾份泛黃的英文信件影本，字跡優雅流暢，是杜倫斯寫給他在加拿大家人的。信裡充滿了對東方文化的好奇和對教學工作的熱忱，他尤其興奮地提到自己開始系統收藏一些「來自古老中國的美麗器物」，並提到他非常信任一個「勤勉、聰慧且對歷史有著獨特感悟的本地學生」，常讓他幫忙整理和清潔這些寶貝。那個學生的名字，在後續的警方筆錄中被反覆提及：陳永清——一個後來被釘死在歷史恥辱柱上的名字，化名，替代了那個真實存在的陳金發。

檔案顯示，最初的調查確實被「自殺」的假象誤導了。一個孤獨的外鄉人，工作壓力，可能的抑鬱傾向……似乎都說得通。直到一個多月後，一條看似毫不相干的線索，像投入死水潭的石子，激起了關鍵的漣漪。

我合上卷宗，指尖冰涼。窗外颱風的咆哮似乎更猛烈了。記憶的閘門被那幾張發黃的照片和筆錄徹底沖開。2005年那個悶熱的下午，我揣著記者證，帶著從老卷宗裡抄錄的幾個關鍵古董商資訊，騎著我那輛除了鈴鐺不響哪兒都響的破舊摩托車，一頭扎進了西門町迷宮般曲折狹窄的後巷。空氣裡瀰漫著潮濕木頭、陳年灰塵和若有若無的線香混合的複雜氣味。一家家不起眼的古董店、舊貨舖子挨挨擠擠地排列著，櫥窗裡堆滿了落滿灰塵的瓷瓶、銅器、缺胳膊少腿的木雕佛像，光線昏暗，時間在這裡彷彿停滯了。

「杜倫斯教授？收藏？哎呀，多少年前的事咯，誰還記得清……」第一家店的胖老闆搖著蒲扇，眼皮耷拉著，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

第二家，一個戴著老花鏡、正用絨布擦拭一隻小鼻煙壺的乾瘦老頭，聞言抬起眼皮，渾濁的目光透過厚厚的鏡片在我臉上停留了幾秒，搖搖頭，又低下頭去，慢悠悠地說：「後生仔，打聽這些陳芝麻爛穀子作甚？人都沒了多少年了。」

我幾乎要洩氣了。就在我準備離開這條充滿腐朽氣息的巷子時，目光被一家連招牌都沒有、只掛著一塊寫著「古雅齋」三個褪色小字的木牌的門臉吸引。店門半掩著，裡面似乎比別家更暗。我猶豫了一下，推門進去，門軸發出刺耳的「吱呀」聲。

店裡空間狹小，堆滿了各種舊物，幾乎無處下腳。一個穿著洗得發白的藏青色對襟褂子、頭髮花白稀疏的老者，正背對著門，在一個玻璃櫃前小心翼翼地擺放著什麼。聽到聲響，他慢吞吞地轉過身。他的臉很瘦，佈滿深刻的皺紋，眼神卻異常平靜，甚至帶著點洞悉世事的了然。他看了我一眼，沒說話，目光落在我胸前的記者證上。

「老闆，打擾了。」我儘量讓自己的聲音顯得沉穩些，拿出那張在卷宗裡翻拍下來的照片——是幾件明清瓷器的檔案照片，其中一件青花纏枝蓮紋碗在警方後來的物證照片裡被特別標註出來。「想跟您打聽一下，大概四十多年前，有沒有見過類似這樣的東西？來源……可能跟南華神學院那邊有點關係。」

老者沉默著，臉上的皺紋似乎更深了。他緩緩走近，伸出枯瘦、佈滿老年斑的手指，輕輕點了點照片上那隻青花碗，指尖在碗沿的位置摩挲了一下，彷彿在確認某種記憶的觸感。時間在狹小窒悶的空間裡凝滯了。過了許久，久到我以為他不會再開口時，他那蒼老、如同砂紙摩擦般的聲音才低低響起：

「這隻碗……碗底有道很細的沖線（瓷器術語，指裂痕），不注意看看不出來。釉色發青，是晚明民窯的貨色，不算頂頂值錢，但……東西是好東西。」他頓了頓，抬起眼皮，那平靜無波的目光像探照燈一樣落在我臉上，帶著一種穿透歲月的力量，「送它來的人……慌得很。手一直在抖，眼睛不敢看人，只說要現錢，越快越好。那會兒……剛出了那檔子事沒多久。我記得他……個子不高，很瘦，姓……陳？」

「陳永清？」我幾乎是屏住呼吸，脫口而出那個卷宗裡反覆出現的名字。

老者沒有點頭，也沒有搖頭。他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複雜難辨，混雜著一種遙遠的悲憫和洞悉祕密後的疲憊。然後，他轉過身，繼續去擺弄他玻璃櫃裡的東西，只留下一個沉默而滄桑的背影。那無聲的確認，比任何激烈的言辭都更有力量。在那個瞬間，一股寒意順著我的脊椎爬上來，彷彿四十多年前那個因貪欲和恐懼而扭曲的靈魂，正隔著時空，與我這個初出茅廬的記者冷冷對視。陳永清的影子，第一次如此真切地籠罩了我。他不再是卷宗裡那個冰冷的名字，而是一個活生生的、被巨大恐懼攫住的、走向毀滅的人。

老者的沉默像一塊沉重的鉛，壓在我的胸口，也點燃了我刨根究底的記者本能。線索已經指向陳永清，那個被杜倫斯教授信任、甚至當作半個兒子看待的學生兼清潔工。卷宗裡冰冷的文字開始在我腦海中翻騰，拼湊出令人心寒的圖景。

我騎著那輛破摩托，車後座捆著沉重的檔案盒，在南臺灣夏日的驕陽和暴雨中穿梭。目標很明確：找到當年參與偵辦的老刑警，或者瞭解內情的神學院舊人。南華神學院（化名）坐落在城市邊緣一處綠樹成蔭的坡地上，紅磚尖頂的建築群在歲月沖刷下顯出一種莊重的寧靜。但當我試圖以記者身份進入時，那道厚重的鐵藝大門卻向我緊緊關閉。

「對不起，張記者，」負責接待的行政人員，一位表情溫和但語氣不容置疑的中年女士隔著接待室的玻璃窗對我說，「學院有規定，涉及杜倫斯教授的不幸往事，我們不予置評，也不歡迎任何形式的採訪打擾。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讓它安息吧。」她的目光掃過我車後座的檔案盒，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警惕和疏離。學院的沉默，像一層無形的帷幕，將那段往事緊緊包裹。

碰壁之後，我把希望寄託在尋找當年的辦案警察上。幾經輾轉，在市局退休老幹部活動中心那充斥著濃烈茶香和象棋落子聲的房間裡，我找到了當年參與外圍調查、現已退休多年的老刑警李伯。他頭髮全白，但腰板挺直，眼神依舊銳利。

「陳永清？」李伯嘬了一口濃得發黑的烏龍茶，眯起眼睛，彷彿在記憶的塵埃裡翻找，「那個小鬼啊……瘦瘦小小，話不多，看著挺老實。誰會想到他心那麼狠？」他放下茶杯，手指無意識地在斑駁的舊木桌上敲擊著，「杜教授對他沒得說！聽說看他家裡困難，學費都給減免了不少，還讓他幫忙打掃宿舍，整理那些值錢的古董瓷器，給的錢也比外面多。那是當自己人看啊！」李伯的聲音裡透著一種歷經世事後依然無法釋然的痛惜，「後來查清楚了，這小子爛賭！欠了一屁股閻王債，被債主逼得走投無路。那些債主，可都是吃人不吐骨頭的主兒。他瞄上了教授那些寶貝……起了歹心。」

卷宗裡的細節在李伯的敘述中變得鮮活而殘酷：案發當天下午，有人看見陳永清提著一個熱水瓶進了教授獨居的宿舍小樓。警方後來在教授書桌抽屜深處一個不起眼的藥瓶裡，檢測出了微量的氰化鉀殘留，而瓶口和陳永清後來被捕時指甲縫裡提取的微量物質成分一致。他利用清潔之便，熟悉了教授的作息和物品擺放，知道教授有下午喝咖啡的習慣。他趁教授不備，將毒藥投入剛煮好的咖啡壺中，然後佯裝無事離開。教授毫無防備地喝下那杯毒咖啡，短短數分鐘內便在書房的椅子上痛苦死去。陳永清隨後返回，清理現場，小心翼翼地佈置出教授因研究壓力或思鄉情切而「自殺」的假象，並盜走了包括那隻後來出現在「古雅齋」的青花碗在內的幾件最易脫手也最值錢的瓷器。

「最可恨的是什麼？」李伯的聲音陡然提高，帶著壓抑不住的憤怒，「他佈置現場時，把教授痛苦掙扎時碰倒的咖啡杯扶起來，擦乾淨，還把那本教授看了一半、掉在地上的書撿起來，端端正正地擺回桌上！冷血！簡直冷血到了骨頭縫裡！」李伯的拳頭重重砸在桌面上，震得茶杯哐當一跳。周圍的談笑聲瞬間安靜下來，幾個下棋的老頭子扭過頭看向這邊。

我坐在李伯對面，悶熱的空氣彷彿凝固了。我試圖在腦海中還原那個畫面：年輕的學生，看著待己如父的恩師在眼前因自己投下的毒藥而痛苦掙扎、死去，然後在死寂中，冷靜地擦拭潑灑的咖啡，扶正傾倒的杯子，拾起染著死亡氣息的書本，輕輕放回原位……這需要怎樣一種扭曲到極致的心理？恐懼？悔恨？或許在那個瞬間，早已被更強烈的求生欲和對金錢的貪婪徹底碾碎。一種深沉的寒意，比颱風帶來的冷雨更刺骨，浸透了我的四肢百骸。陳永清的形象在我心中徹底成型——一個被賭博的深淵吞噬，最終被黑暗完全同化的可憐又可恨的靈魂。

1960年春天，一個同樣陰鬱的日子。陳永清，這個南華神學院曾經的勤勉學生，在證據確鑿的審判之後，被押赴刑場，執行了死刑。卷宗裡只有一行冰冷的記錄和一張模糊的公文照片。他的生命，連同他所犯下的駭人罪行，一起被時代的洪流迅速吞沒，只留下檔案室裡幾頁泛黃的紙，和南華神學院師生心頭一道難以癒合的傷疤。

然而，這起案件的影響卻如同投入水中的巨石，激起的漣漪遠遠超出了案件本身。一個備受尊敬的外籍學者，在相對平靜的校園內以如此慘烈的方式遇害，震驚了整個社會，更在島內的外籍人士社群中引發了巨大的恐慌和強烈的不安。他們普遍感到自身安全缺乏足夠的保障。

正是在這種強大的壓力下，當局迅速做出反應。杜倫斯案結案後不久，一項全新的、旨在加強外僑安全的通聯通報機制被緊急制定並推行。該機制要求各地方政府、教育機構及重要公共場所，必須將與轄區內外籍人士安全相關的重大異常事件，第一時間通報給指定的外事安保部門，並建立快速響應和協同處理流程。這被視為杜倫斯教授用生命留下的最後一道微弱卻切實的屏障。

2005年，當我以新晉記者的身份，在《城市鏡報》的「歷史鉤沉」欄目發表那篇題為《毒咖啡與青花碗：塵封四十六載的南華舊案》的萬字長文時，我刻意隱去了「古雅齋」老者的存在，模糊了具體的地點和古董店資訊，將陳永清的作案動機聚焦於賭債逼迫下的鋌而走險，並著重描述了案件對當時社會，尤其是外僑安全制度帶來的衝擊。文章引起了不小的反響，有對人性之惡的唏噓，有對逝者的追思，也有對歷史細節的考據興趣。但我內心清楚，我呈現的只是冰山浮出水面的部分。那個颱風夜老者沉默的指認，李伯講述中陳永清擦拭咖啡杯時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冷靜……這些細節帶來的深層寒意，如同幽靈，從未真正離開過我。

窗外的颱風依舊在瘋狂地嘶吼，雨水猛烈地抽打著玻璃窗，發出密集而沉悶的「啪啪」聲。書房裡只亮著一盞孤燈，昏黃的光暈籠罩著書桌上攤開的舊採訪本。那本硬殼本子攤開在中間，發黃的紙頁上，是我二十年前略顯稚嫩卻用力透紙背的字跡，記錄著南華神學院的紅磚牆、杜倫斯教授書房傾倒的咖啡杯、西門町後巷的霉味、「古雅齋」老者枯槁的手指、老刑警李伯眼中壓抑的怒火……以及那個名字——陳永清。旁邊，散落著幾張翻拍的照片：杜倫斯教授生前站在神學院拱門下溫和微笑的樣子；警方檔案裡那隻碗底帶沖線的青花纏枝蓮紋碗；還有一張模糊的、從集體照裡剪裁出來的陳永清的側影，很年輕，很瘦，眼神低垂，帶著一種與年齡不符的陰鬱和躲閃。

我點燃一支菸，深深吸了一口，辛辣的菸霧暫時壓下了心頭翻湧的舊塵。二十年記者生涯，見過太多光怪陸離，報道過無數悲歡離合，自詡早已練就一副鐵石心腸。可這個案子，這個被歲月塵封了近半個世紀、在我職業生涯開端就撞上的案子，卻總像一根細小的骨刺，在某些猝不及防的時刻，比如這樣一個颱風肆虐的夜晚，隱隱地戳痛神經。

是因為那杯冷透的咖啡嗎？象徵著一位學者毫無防備終結的生命。還是因為那枚破碎的青瓷片？連接著貪婪、背叛和一條無法回頭的毀滅之路。又或者，是因為陳永清那張年輕卻寫滿絕望和扭曲的臉？一個被貧困和惡習拖入地獄的靈魂，在最後時刻冷靜擦拭死亡現場的動作，比任何血腥的場面都更令人心悸。

我的手指無意識地拂過採訪本上「陳永清」三個字。二十年前，我寫下它時，帶著揭露真相的興奮和對人性之惡的憤怒。如今再看，筆跡下彷彿滲出冰冷的絕望。是什麼讓一個受過恩惠的學生，把毒藥投進恩師的杯裡？僅僅是被賭債逼到絕路？還是在那失衡的施與受之間，早已滋生了不自知的怨恨與貪婪的毒苗？李伯當年那聲「冷血到了骨頭縫裡！」的怒斥，此刻在我耳邊異常清晰。

我掐滅了菸，站起身走到窗邊。外面是混沌一片的黑暗，雨水在玻璃上瘋狂流淌，扭曲了遠處零星的城市燈火。這個世界，陽光普照之下，總有些角落藏著無法曝曬的陰暗。有些真相，像深埋地底的根，盤根錯節，即使被挖掘出來，也帶著腐殖質的腥氣和難以言說的沉重。它們無法簡單地被歸入「善」或「惡」的檔案格子裡。

我走回書桌，拿起那本承載著太多沉重記憶的採訪本。紙張脆弱，彷彿一碰就會碎裂。檯燈昏黃的光線下，它像一個沉默的證人。二十年前初出茅廬的我，曾以為記錄下一切就是記者的使命。如今，四十五歲的張介安，站在職業生涯的中途回望，才明白有些真相的重量，足以壓垮敘述本身。與其讓那些冰冷的、令人窒息的細節再去擾動生者的安寧，不如讓它們隨同這本子，徹底沉入遺忘的深海。

我拉開書桌最底層一個幾乎不用的抽屜，裡面空空蕩蕩，積著薄灰。我把那本硬殼採訪本輕輕放了進去，封面上的字跡在昏暗的光線下最後一次刺入眼簾。然後，我緩緩地、堅定地推上了抽屜。鎖舌「咔噠」一聲輕響，清脆而決絕，像一道閘門落下，將洶湧的舊時光徹底隔絕在外。

窗外的風雨聲似乎小了一些，但那沉重的嗚咽，依舊在城市的血脈裡低徊。我關掉了檯燈，讓自己徹底融入這片沉沉的黑暗。明天，太陽會照常升起，會有新的新聞，新的面孔，新的故事等待我去追尋、去記錄。而這個關於咖啡、青瓷和一個扭曲靈魂的故事，連同抽屜深處那本泛黃的採訪本，將永遠封存在我職業生涯的起點，成為一個沉默的註腳。有些雨，註定只能落在心裡，獨自沖刷。

《暴雨中的青瓷》後記：塵埃的重量

將採訪本鎖進抽屜的那個颱風夜之後，我以為自己終於擺脫了這個纏繞二十年的幽靈。然而，當鍵盤敲下這篇後記的最後一個句點，我才明白，有些塵埃一旦揚起，便再難真正落定。

這部《暴雨中的青瓷》，是基於一樁真實發生於1959年的歷史案件——台南神學院外籍教授遭毒殺案——所進行的文學創作。小說中，我以自身二十年記者生涯的體悟為經，以塵封檔案、走訪碎片與必要的文學想像為緯，試圖編織出一幅關於人性深淵、時代陰影與真相重量的圖景。

化名與改編的必然：

小說中所有人物姓名、機構名稱（如「南華神學院」替代台南神學院、「陳永清」替代陳金發、「杜倫斯」替代William Turon、「古雅齋」等）均已進行化名處理。此舉不僅是對歷史當事人及其相關機構隱私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希望讀者將目光聚焦於案件本身所折射的複雜人性與社會肌理，而非具體的個人或場所。小說中的「我」——記者張介安，其追索過程、內心掙扎以及與「古雅齋」老者、「李伯」等角色的互動，皆屬基於記者職業邏輯與案件背景的文學建構，旨在深化敘事張力與主題探討。真實的偵破細節（如古董銷贓線索的追查、確鑿證據的發現）則力求貼近已知的公開案情輪廓。

歷史的稜鏡與記者的困局：

選擇這個發生在我出生前近二十年的案件作為核心，源於它在我記者生涯起點投下的漫長陰影。它像一枚時空膠囊，封存著戰後台灣社會轉型期的某種焦慮：對外來文化的複雜態度、知識殿堂神話的脆弱性、底層絕望催生的毀滅性暴力，以及一樁個體悲劇如何撬動了制度變革（如外僑安全通報機制的建立）。透過四十五歲張介安的回望，我試圖探討的不僅是謎案的真相，更是一個記者（或任何歷史敘述者）面對往事的倫理困境：我們挖掘塵封的苦難，是為了滿足獵奇、彰顯正義，還是試圖理解那無法簡單歸因的黑暗？當冰冷的檔案細節（如陳永清冷靜擦拭死亡現場）帶來遠超血腥畫面的戰慄時，我們是否有權力將這份沉重的戰慄，不加緩衝地傾瀉給讀者？小說中張介安最終選擇將部分最刺骨的細節連同採訪本一起封存，正是這種掙扎的體現——有些真相的重量，可能壓垮單純的敘述，甚至擾動生者得之不易的平靜。這並非逃避，而是對敘事責任的一種敬畏。

青瓷與暴雨：象徵的迴響

「青瓷」在故事中，既是具體的物證（碗底的沖線成為關鍵指認），更是多重隱喻的載體。它代表杜倫斯教授對東方文化的熱愛與信任，是美好卻易碎的連結；它也是陳永清眼中可以換取救命錢的冰冷財貨，是貪婪與背叛的觸媒；其「沖線」更暗示了關係中早已存在的、未被察覺的裂痕。而貫穿始終的「暴雨」，既是台灣夏季的現實氣候，更是真相裹挾著歷史的複雜性與人性的陰暗面，以不可阻擋之勢沖刷而來的象徵。它洗滌塵埃，卻也可能帶來泥濘與破壞，如同我們直面過往時，那混合著清明與痛苦的複雜感受。

致謝與餘響

謹以此文，向所有在歷史長河中蒙受苦難的無辜者致意。感謝那些保存歷史碎片的人，無論是檔案館中泛黃的紙頁，還是如「李伯」般記憶深處的證言（儘管小說中的李伯是虛構的集合體）。更要感謝讀者願意走入這場跨越時空的暴雨，觸碰這份沉重。

歷史的塵埃從未真正靜止。它們飄浮在我們呼吸的空氣中，沉澱在社會制度的基石裡，也潛伏於每個人心靈的暗角。《暴雨中的青瓷》無意提供一個簡單的答案，只願成為一面模糊的鏡子，映照出陽光下隱藏的陰影，以及我們在追索真相路上，那份無法迴避的、帶著塵埃重量的困惑與謙卑。

張介安

寫於一個風雨漸歇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