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編自1995年真實刑案
父親張明哲的遺物裡藏著1995年的採訪筆記:
「老刑警說江教授喉骨碎裂的傷口是左撇子造成的,警方報告卻寫成右利手。」我循著筆記找到九十歲的退休刑警,他顫抖著撕掉當年現場照片的封條。
血泊中的地板上,赫然印著半個帶泥的軍靴腳印——報告裡從未提及的證物。
當我在江家老宅牆縫摸到那枚生鏽的徽章時,手機響了:
「張記者,你父親的車禍檔案,想看看嗎?」
父親張明哲書房那股熟悉的舊紙張和油墨混合的氣味,二十年後依然固執地盤踞在每一個角落。2025年這個悶熱的台北初夏午後,我,張介安,在堆積如山的遺物裡緩慢地整理著。作為《新聲報》的調查記者,今年剛滿四十五歲的我,職業生涯堪堪邁入第二十個年頭。父親的影子很長,他曾是報界一支敢言的筆,直到十年前那場離奇的車禍帶走了他。母親總說,我執拗地踏入新聞這一行,是血液裡抹不掉的印記。
一個蒙塵的牛皮紙信封從一摞發黃的《聯合報》合訂本裡滑出,掉在柚木地板上,發出沉悶的聲響。信封上用父親那手遒勁有力的藍墨水鋼筆字寫著:「雲和街舊事·未竟·1995年秋」。雲和街?我的心跳突兀地漏了一拍。那個地方,那個深埋在城市記憶褶皺裡的名字,像一根冰冷的針,猝然刺破了時間的帷幕。
指尖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我抽出了裡面的東西。不是稿件,而是一本厚厚的、硬殼封面的採訪筆記。翻開泛黃脆弱的紙頁,父親熟悉的字跡撲面而來,記錄著一個被歲月刻意掩埋的名字:江慎之。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日,國立東海大學西洋文學系教授江慎之,與妻子林秀娟、長女江文心(17歲)、次子江文理(14歲),於雲和街自宅內遇害。四人均遭割喉,致命傷精準狠辣。現場無激烈搏鬥痕跡,貴重財物未有損失……」 父親的字跡在這裡停頓,墨水暈開一小團深藍的憂鬱。下一頁的記述,字跡陡然變得銳利,彷彿要穿透紙背:「疑點重重!書房內,江教授珍藏之《自由中國》雜誌合訂本、《文星》雜誌若干期及部分海外友人信件,被撕扯、踐踏,散落一地!顯係針對特定目標之洩憤毀損!然警方速以『流竊盜臨時起意殺人』匆匆結案,荒謬絕倫!」
我的呼吸變得粗重。江慎之……這個被歷史塵埃深埋的名字,伴隨著父親筆記裡那個血腥的日子,瞬間從泛黃的紙頁上立了起來。我聽過這個名字的幽靈在極少數老輩報人含糊的嘆息裡飄蕩,總是伴隨著諱莫如深的搖頭。它被冠以「雲和街舊案」的代稱,一個被刻意模糊了面孔的慘劇。
筆記繼續翻動,停留在父親用紅筆重重圈出的一行字旁,那是他1995年採訪一位退休刑警李正雄的記錄:「李直言不諱:江教授喉骨碎裂處創口走向,由深至淺,自左向右切入,力道貫穿!此乃左利手(俗稱左撇子)持刃由身後襲擊之典型特徵!鐵證如山!」 下面一行字,父親用更大的字跡、更深的墨色,幾乎是刻寫上去的:「然,警局存檔之正式驗屍報告及結案陳詞,白紙黑字,赫然寫為『右利手』所為!此非疏漏,實為篡改!」
右利手?左撇子?一個根本性的、方向性的篡改!一股寒意順著我的脊椎爬升。父親在紅字旁邊批註了一個沉重的問號:「誰在掩蓋?掩蓋什麼?那被撕毀的《自由中國》,是鑰匙嗎?」
筆記本最後幾頁,夾著一張剪報的影本,日期是1965年11月5日,來自一份早已停刊的小報《民聲日報》,一則豆腐塊大小的簡訊:「知名學者江宅慘劇,警方全力緝兇」,旁邊空白處,父親用鋼筆潦草地寫著:「案發後三日,本報(指父親當時供職的《公正報》)編輯部收到匿名油印信件一封,僅八字:『悖逆之徒,天誅地滅!』字跡拙劣,內容惡毒。此信未入卷宗。」
悖逆之徒?天誅地滅?這八個字像淬了毒的冰錐,狠狠扎進我的眼睛。父親當年面對的,絕不僅僅是一樁兇殘的罪案,而是一張龐大而沉默的網。他把這些碎片收集起來,標註了「未竟」,然後呢?然後發生了什麼,讓他在十年後死於一場深夜歸家途中、發生在無監控路段、肇事車輛逃逸無蹤的「意外」車禍?母親哭紅的雙眼和那句「你爸那晚…像是知道要出事」的低語,此刻變得無比清晰,帶著血腥的回音。
父親書房厚重的絲絨窗簾隔絕了外面世界的喧囂。檯燈昏黃的光圈下,那本1995年的採訪筆記攤開在寬大的紅木書桌上,像一塊沉甸甸的墓誌銘。空氣裡瀰漫著舊紙、灰塵和一種無形的、令人窒息的重量。指尖撫過父親剛勁又帶著憂慮的字跡,那些關於左撇子傷口、被撕毀的《自由中國》雜誌、匿名油印信的記錄,每一個字都像燒紅的烙鐵,燙在我的神經上。
「爸,」我對著沉寂的空氣低語,聲音乾澀,「你當年…到底摸到了什麼?」 沒有回答。只有窗外遠處模糊的城市噪音,像一片渾濁的潮水。
調查必須重啟,但起點在哪裡?父親二十年前的線人李正雄,那位敢言的退休老刑警,他還活著嗎?記憶深處,父親似乎提過李伯退休後搬去了新北郊區的某個老人公寓。名字……名字是什麼?我煩躁地抓了抓頭髮,目光在書房裡逡巡,掠過一排排書脊。最終,落在書櫃底層一個不起眼的硬殼筆記本上,那是父親記錄私人通訊的「密電碼」。快速翻動,指尖停在一頁:「李伯(正雄兄):新店『靜和園』安養中心,三棟207。脾氣倔,好酒,尤愛金門高粱。慎訪。」
靜和園!一絲微弱的希望升起。
幾天後,我驅車來到位於新店山坳裡的「靜和園」安養中心。這裡環境清幽,但空氣中瀰漫著消毒水和衰老氣息混合的獨特味道。找到三棟207房,敲門。許久,裡面傳來一個沙啞而警覺的聲音:「誰啊?」
「李伯伯?我是張明哲的兒子,張介安。」我盡量讓聲音聽起來平穩清晰。
門內一陣窸窣,接著是門鎖轉動的聲響。門開了一條縫,露出一張溝壑縱橫、寫滿風霜的臉。眼神渾濁,但開門的瞬間,那渾濁深處似乎閃過一絲銳利的光,像藏在鞘裡多年、偶然露出一線鋒芒的舊刀。他上下打量著我,目光在我臉上停留了很久,似乎在尋找故人的影子。
「張明哲的兒子?」他聲音低沉,帶著濃重的本省口音,「進來吧。把門關好。」
房間很小,陳設簡單,一床一桌一櫃。桌子上放著一瓶喝了一半的金門高粱,兩個小酒杯。他示意我坐下,自己佝僂著背,慢慢挪到床邊坐下,拿起酒瓶,倒了兩杯。酒液在杯中晃動,映著他枯枝般的手。
「你爸……走多久了?」他端起一杯,沒看我,聲音悶悶的。
「十年了,李伯伯。車禍。」我如實相告。
他舉杯的手頓在半空,渾濁的眼睛望向窗外灰濛濛的天,喉結滾動了一下,什麼也沒說,仰頭把杯中酒一飲而盡。辛辣的酒氣瞬間在狹小的空間瀰漫開。他又給自己倒了一杯,這才抬眼,目光像釘子一樣釘在我臉上:「你來找我,是為了雲和街那樁事?」
「是。我爸留下了筆記,關於您當年告訴他傷口是左撇子造成的,但報告卻被改成右利手……」我開門見山。
李正雄佈滿老人斑的臉頰抽動了一下,發出一聲短促而蒼涼的嗤笑:「呵…左撇子?右利手?那算什麼!」他放下酒杯,身體微微前傾,枯瘦的手緊緊抓住床沿,指節因為用力而發白,聲音壓得極低,卻帶著一種驚心動魄的力量:「小子,真正的證據,當年就被埋了!」
他掙扎著站起來,動作遲緩而費力,走到牆邊一個看起來極其陳舊、鎖眼都生了鏽的墨綠色鐵皮檔案櫃前。他哆嗦著從枕頭下摸出一把小小的、同樣鏽跡斑斑的黃銅鑰匙,插進鎖孔,費了很大力氣才擰開。櫃門發出刺耳的「吱呀」聲。他在裡面摸索了很久,才顫巍巍地拿出一個扁平的、邊緣磨損嚴重的牛皮紙袋。
他坐回床邊,把紙袋放在腿上,佈滿老年斑的手在上面摩挲著,像是在安撫一個沉睡多年的祕密。他深吸一口氣,渾濁的眼睛裡翻湧著複雜至極的情緒——痛苦、憤怒、恐懼,還有一種孤注一擲的決絕。他慢慢撕開了紙袋口沿那早已失去粘性的、發黃變脆的封條。
封條碎裂的聲音,在寂靜的房間裡顯得格外刺耳。他小心翼翼地從裡面抽出幾張邊緣捲曲的黑白照片。照片質量很差,顆粒粗糙,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模糊感。
他把最上面那張照片遞給我。
一股濃烈的血腥氣彷彿穿透了時空,隔著冰冷的相紙直衝我的感官。照片拍攝的是書房門口,靠近門檻的地板位置。一大片深色的、幾乎浸透木地板的血跡構成了觸目驚心的背景。而在那片深褐色的血泊邊緣,靠近門框內側,一個清晰的印記,如同惡魔的烙印,赫然闖入我的眼簾!
那是一個鞋印的前半部分。

鞋底紋路異常清晰、深刻——粗獷的、棱角分明的幾何塊狀花紋,間隔著深槽。這絕非普通民用膠鞋或皮鞋的紋路!更關鍵的是,在鞋印前掌外側邊緣,靠近小腳趾的位置,一個模糊但絕對存在的、小小的、類似徽章或特殊編號的凸起印記,在血跡的映襯下留下了一個獨特的淺痕!最令人頭皮發麻的是,鞋印的輪廓邊緣,沾著幾抹深棕色的、已經半乾涸的泥土痕跡!
我的心臟像是被一隻冰冷的手攥緊,驟然停止了跳動,隨即又瘋狂地擂動起來,撞擊著胸腔,發出沉悶的巨響。血液轟的一聲衝上頭頂,又在瞬間褪去,留下冰冷的麻木感從指尖蔓延開。我死死地盯著那個鞋印,紋路、泥土、那個徽章凸痕……每一個細節都像燒紅的鐵,烙在我的視網膜上。
「這……這……」我的聲音乾澀得如同砂紙摩擦,「報告裡……從來沒提過這個!現場勘查記錄只說門窗完好,沒有提到任何有價值的足跡!」
「提?」李正雄發出一聲從胸腔深處擠壓出來的、帶著血腥味的冷笑,臉上的皺紋扭曲成深刻的溝壑,「拍完照,提取了石膏模,證物袋還沒封口,上面的人就來了。」他伸出枯瘦的手指,向上用力戳了戳天花板,眼神裡充滿了刻骨的嘲諷和無力。「一句話:『流竊宵小,留下這種爛泥腳印有什麼稀奇?不要誤導偵查方向!把精力放在排查社會閒雜人員上!』然後……」他頓住,喉結劇烈地滾動了一下,彷彿嚥下的是四十年的苦膽,「然後,裝著鞋印石膏模的證物袋,還有現場提取到的幾粒特殊泥土樣本,就在移交證物房的記錄上……『意外損毀』了。照片?呵呵,我拼著老命,偷偷藏下了這幾張底片,自己躲進暗房洗出來的。這就是全部了。」
他枯瘦的手指顫抖著,指向照片上那個鞋印邊緣的泥土痕跡:「看到這些泥了嗎?這種深棕色、帶點黏性的土,當年台北市區根本找不到!只有陽明山後山,靠近幾個特殊單位營區靶場外圍,才有的土質!還有這個鞋印紋路……」他的指尖重重地點在那個徽章凸痕的位置,「這種制式……這種特殊標記……小子,你爸當年就嗅到味兒了,他追查下去……」
李正雄的眼神驟然變得極其銳利,像淬毒的針,直刺向我:「他追查下去,然後呢?十年後,他『意外』了!你現在坐在我面前,翻這些舊賬,你想做什麼?你想步他的後塵嗎?」他的聲音陡然拔高,帶著一種瀕臨崩潰的嘶啞,枯瘦的手猛地抓住我的手腕,力量大得驚人,冰冷刺骨,如同鐵鉗。「你知不知道那些人……那些人從來沒真正消失過!他們只是換了個名字,換了個地方,像冬眠的毒蛇,盤在你看不見的暗處!」
他劇烈的喘息著,胸膛像破風箱一樣起伏,眼神裡的恐懼和警告濃得化不開。房間裡只剩下他粗重的喘息聲和窗外單調的風聲。那半杯金門高粱,在桌上映著慘白的光。
告別李正雄,回到台北市區,暮色已沉。城市的霓虹燈次第亮起,車流如織,喧囂而陌生。我坐在車裡,握著方向盤,指尖冰涼。後視鏡裡映著自己疲憊而緊繃的臉。李伯嘶啞的警告、父親筆記裡那八個血淋淋的字、血泊中那個帶著特殊徽章凸痕的軍靴印……像無數冰冷的碎片在腦海裡瘋狂旋轉碰撞。
「特殊單位營區……陽明山後山靶場……」 父親當年必然也追查到了這裡。他的「意外」車禍現場,就在北投山區,距離那個靶場區域,不過十幾公里蜿蜒的山路!一股寒意從尾椎骨竄起。
父親留下的線索在哪裡?我猛地調轉車頭,向著他生前最後供職的《公正報》老資料庫駛去。憑藉著尚存的人情和記者證,我在散發著霉味的故紙堆裡搜尋了幾個小時。終於,在一個標註著「張明哲·待銷毀」的破損牛皮紙文件盒底部,手指觸到了一個硬物。
那是一個老式的微型膠捲筒,鋁製,冰冷。藏在一堆廢棄的校對稿下面。
我衝回家,翻出父親珍藏的舊式膠捲閱讀器。昏黃的燈光下,我將那卷微型膠捲小心翼翼地裝好。機器發出輕微的嗡鳴,鏡頭下的毛玻璃屏亮起。我屏住呼吸,緩緩轉動旋鈕。
模糊的黑白影像流動。大多是些無關緊要的街景、人物。就在我快要放棄時,畫面定格在一張翻拍的文件頁上。標題是:《陽明山靶場人員臨時調度記錄(1965年10月-11月)》。紙張陳舊,字跡潦草。我的目光急速掃過一行行模糊的名字和日期。
在1965年11月2日至5日的記錄欄下,一個名字被父親用紅筆重重地圈了出來:吳國忠。旁邊是父親手寫的蠅頭小字備註:「左利手。原屬『忠勤』小隊。11月2日晚奉命執行『特殊巡查』任務,歸隊後情緒異常,三日即調離原單位。去向:金門?疑!」
吳國忠!左撇子!忠勤小隊!特殊巡查!時間點完美契合!父親的紅圈像一滴凝固的血。他找到了這個人!他查到了「忠勤」!
「忠勤」……這個名字像一道無聲的閃電劈進腦海。李伯照片上那軍靴印的徽章凸痕!父親在筆記裡對這個名稱諱莫如深,隻字未提其背景,只用紅筆標註了巨大的驚嘆號。這絕對不是一個普通的警衛隊或保安隊!一股難以言喻的驚悚感攫住了我。父親查到了「忠勤」,然後呢?那個吳國忠去了金門?線索似乎斷了,但父親肯定還有後手。
接下來的幾天,我像著了魔。動用了所有能想到的管道,在合法的邊緣試探。查戶籍,查舊檔案,甚至託人查詢金門幾十年來的遷入記錄。那個叫「吳國忠」的人,如同人間蒸發。1965年調離陽明山後,在台灣本島的所有官方記錄裡,再無痕跡。金門方面也毫無線索。這個人,彷彿被一隻無形的手,從歷史的檔案裡徹底抹掉了。
唯一的希望,似乎只剩下那個浸透了血與謎的凶宅本身——雲和街江家老宅。當年的慘案發生後,那棟日式房舍幾經易手,早已不復舊觀。最新的房主是誰?費了一番周折,通過相熟的不動產仲介朋友,得知房子目前空置待售,鑰匙就在仲介公司。我表明《新聲報》想做一期關於城市老建築變遷的專題,希望能實地拍攝取材。朋友不疑有他,爽快地借出了鑰匙。
幾天後一個陰沉的下午,我獨自一人,拿著那把冰冷的鑰匙,站在了雲和街那棟翻修過的日式老屋前。空氣中瀰漫著細雨將至的潮濕氣息。打開略顯沉重的院門,穿過小小的、打理得還算整潔的庭院。木門鎖孔轉動,發出滯澀的輕響。推開門,一股混合著木頭、灰塵和淡淡霉味的陳舊氣息撲面而來。內部結構改動很大,早已不是當年的格局。書房的位置,如今是一個敞亮的和室。
我站在和室中央,腳下是光滑的榻榻米。這裡,就是江慎之教授一家四口生命終結的地方。父親筆記裡的描述、李伯珍藏的血腥照片、那個帶著泥土和徽章凸痕的軍靴印……所有的畫面不受控制地在腦海中翻騰。我閉上眼,試圖感受殘留在這空間裡的絕望與冰冷,卻只聽到自己沉重的心跳。

根據父親筆記裡對原始房屋結構的簡略手繪草圖,當年書房靠西牆的位置,應該有一個嵌入式的壁櫥。我走到現在和室的西牆位置。眼前是一整面新做的、光滑的矽藻泥牆面,沒有任何壁櫥的痕跡。牆腳線是新的,與地板貼合得嚴絲合縫。
我蹲下身,手指沿著牆腳線仔細地摸索。就在靠近牆角、被一個矮櫃陰影略微遮擋的地方,指尖觸到了一絲異樣——一小段牆腳線似乎比旁邊的略微鬆動!指甲摳進去,試探性地用力一扳。
「咔噠。」
一聲輕微的木頭斷裂聲。一小截大約十公分長的牆腳線被我掰了下來!斷面參差不齊,顯然是因為年代久遠,木頭老化酥脆了。牆腳線後面,露出了牆壁底部粗糙的水泥基礎和一小段……空腔?
心臟猛地一縮。我立刻掏出隨身帶的微型強光手電,擰亮,光束射入那狹窄的縫隙。光線在灰塵中形成一道光柱。就在那空腔底部,靠近牆角轉折的陰影裡,一個指甲蓋大小的、顏色深暗的物體半埋在積塵中,反射出一點微弱的金屬光澤。
我屏住呼吸,從鑰匙串上解下最小的一把折疊小刀,小心地將刀尖探進去,輕輕地、極其緩慢地撥動。一下,兩下……那個小東西動了,被刀尖一點點地從積塵裡撥了出來。我伸出兩根手指,屏住呼吸,極其小心地將它從狹窄的縫隙裡夾了出來。
指尖傳來金屬冰冷的觸感。它很小,很輕,表面覆蓋著一層厚厚的、黑綠色的銅鏽和凝固的灰塵污垢,幾乎看不出原本的形狀。我湊近燈光,用指尖小心翼翼地抹掉一些浮塵。銅鏽之下,似乎隱約可見一點凸起的輪廓線條。

就在這時,口袋裡的手機毫無預兆地、劇烈地震動起來!尖銳的蜂鳴聲在死寂的房間裡顯得格外驚悚,嚇得我渾身一顫,手中的徽章差點掉落在地。
螢幕上跳動著一個完全陌生的本地號碼。
我盯著那串數字,又低頭看了看掌心那枚被歲月和祕密鏽蝕的徽章,一股強烈的不安瞬間攫住了心臟。猶豫了幾秒鐘,指尖劃過螢幕,接通了電話。
我沒有說話。
聽筒裡傳來一陣細微的電流雜音,接著,一個明顯經過技術處理、冰冷、失真、沒有任何情緒起伏的電子合成音,清晰地、一字一頓地灌入我的耳膜:
「張介安記者。」
那聲音停頓了一下,像是冰冷的機器在確認獵物的名字。
「令尊張明哲先生,十年前在北投山區的那場『交通意外』……」
合成音故意拖長了語調,每一個字都像冰錐鑿在耳膜上。
「完整的現場勘查檔案、肇事車輛碎片的技術分析報告、以及幾個關鍵路口的原始監控時間碼……」
我的心跳聲在死寂的房間裡被無限放大,咚咚地撞擊著肋骨,幾乎蓋過了那冰冷的電子音。我下意識地攥緊了拳頭,指甲深深陷進掌心,那枚生鏽徽章的棱角硌得生疼。
電話那頭的合成音沒有絲毫停頓,清晰地吐出最後的、也是最致命的一句:
「想看嗎?」
窗外的天色徹底暗沉下來,濃重的鉛灰色雲層低低壓在台北上空,醞釀著一場遲來的暴雨。我站在翻修過的和室中央,指尖捏著那枚冰冷、鏽蝕的徽章。電話早已掛斷,忙音消失,房間裡只剩下我粗重的呼吸和窗外隱隱傳來的、城市沉悶的胎噪。那個冰冷的電子合成音,如同毒蛇的信子,還在耳蝸深處嘶嘶作響。
想看嗎?
三個字,像三把淬毒的匕首,精準地扎進我靈魂最脆弱的地方。父親倒在血泊中扭曲的身影,母親十年間未曾乾涸的淚眼,瞬間在眼前清晰得刺目。肇事車輛的碎片報告?被抹掉的時間碼?那背後指向的,絕不僅僅是某個瘋狂的司機!
掌心傳來徽章堅硬的觸感。我走到窗邊,藉著外面微弱的天光,再次仔細審視它。強壓下心中的驚濤駭浪,用指甲小心翼翼地摳掉附著在表面的厚厚污垢。黑綠色的銅鏽下,徽章的輪廓逐漸清晰——一個被包裹在齒輪和麥穗圓形邊框內的繁體「忠」字!字的上方,是兩把交叉的、線條簡化的短劍圖案!
「忠勤」!
李伯照片上那個軍靴印邊緣模糊的徽章凸痕,父親筆記裡諱莫如深卻用紅筆重重圈出的名稱,在這一刻,與掌心這枚鏽跡斑斑的實物,轟然重合!所有的碎片——左撇子傷口、被撕毀的《自由中國》、血泊中的軍靴印、消失的吳國忠、父親的紅筆批註、那封匿名油印信、父親的「意外」……被這枚小小的徽章,像一根冰冷的鋼針,死死地釘在了一起。
這不是流竊的盜賊。這是「忠勤」的徽章。這是來自某個龐大陰影的處決。
我猛地攥緊拳頭,徽章堅硬的邊緣深深陷入皮肉,帶來一陣尖銳的痛感。那痛感奇異地將混亂的思緒暫時壓了下去。憤怒像岩漿一樣在胸腔裡奔湧,但職業的本能和父親用生命寫下的教訓,像冰水兜頭澆下。
衝動是魔鬼。憤怒的曝光是自殺。父親的血,就是前車之鑑。那個合成音的來電,是警告,更是宣戰。他們知道我在查,知道我已經摸到了這枚徽章。他們亮出了父親的血案,既是威脅,也是籌碼——用父親的死,來交換我的沉默。
我緩緩鬆開手掌,看著掌心被徽章硌出的深深紅印,以及那枚沾著體溫的「忠勤」徽記。它冰冷、沉默,卻重逾千鈞。

離開江家老宅,我像一個遊魂般回到父親的書房。那本1995年的採訪筆記還攤開在書桌上。我拿起它,坐在父親曾經坐過的舊皮椅上。檯燈的光暈籠罩著泛黃的紙頁和父親熟悉的字跡。手指撫過那行父親用紅筆寫下的沉重批註:「誰在掩蓋?掩蓋什麼?那被撕毀的《自由中國》,是鑰匙嗎?」
父親,你找到了鑰匙,卻沒能打開那扇門。代價,是你的生命。
我拿起那枚冰冷的「忠勤」徽章,用指尖蘸了點清水,在父親的紅字批註旁邊,輕輕地、清晰地,印下了一個小小的、帶著銅綠鏽跡的印記。齒輪、麥穗、交叉的短劍,簇擁著那個冰冷的「忠」字。
這就是鑰匙。一把能打開地獄之門,卻也能將我、甚至將我的家人徹底焚毀的鑰匙。
我凝視著紙頁上並排存在的紅字和鏽印,久久不動。窗外的雨終於落了下來,敲打著玻璃,發出細密而冰冷的聲響。書房裡瀰漫著舊紙、灰塵和一種近乎凝固的沉重。
許久,我拉開書桌最底層的抽屜。裡面放著一個厚實的、防火防潮的灰色文件密封盒。我將父親的採訪筆記、那枚「忠勤」徽章、還有李伯交給我的那幾張翻拍的血跡軍靴印照片的數位拷貝U盤,小心地放了進去。接著,拿出手機,調出那個今天下午剛剛打來的、顯示為「未知號碼」的來電記錄,對著密封盒內部,拍了一張清晰的照片。
「咔噠。」
盒蓋合攏。密碼鎖轉動,發出輕微的齧合聲。我將這個密封盒,推回了抽屜的最深處。
然後,我打開電腦,新建了一個空白文件。游標在慘白的螢幕上無聲地閃爍。我的手指懸在鍵盤上方,停滯了很久。最終,落了下去。
標題:《城市記憶的褶皺——台北老建築裡的時代印痕》
副標題:走訪雲和街日式老屋群落
文件裡,只有對雲和街老建築風格、歷史變遷的平實描述。關於江慎之,只用了一句話模糊帶過:「此地曾為學界人士寓所,承載過不同時代的風雨。」 書房?血跡?軍靴印?撕毀的雜誌?左撇子的傷口?父親的追問?那枚鏽蝕的徽章?那個冰冷的威脅電話?……所有的驚心動魄、所有的血腥祕密、所有的沉冤與陰謀,都被徹底抹去,不留一絲痕跡。
寫完最後一個句號,點擊儲存。螢幕的光映著我毫無表情的臉。我關掉文件,起身,關掉了書房的燈。將自己徹底沉入黑暗中。

幾天後,一個灰濛濛的清晨,我獨自驅車來到父親位於金山安樂園的墓地。山風帶著海水的鹹澀和墓園特有的清冷氣息。父親的墓碑樸素而乾淨,照片上是他年富力強時溫和而堅定的笑容。碑前沒有香燭,只有一瓶打開的金門高粱,兩個小小的白瓷酒杯——那是李伯的喜好。
我默默地斟滿兩杯酒。一杯輕輕灑在父親碑前,濃烈的酒香在清冷的空氣中瀰漫開。另一杯,我端在手裡。山風穿過松林,發出嗚嗚的聲響,像低沉的嗚咽。
「爸,」我對著冰冷的石碑開口,聲音平靜得沒有一絲波瀾,只有山風在回應,「李伯身體還行,就是記性更差了。我去看了雲和街的老房子,翻新得……挺徹底,一點舊樣子都找不到了。」
我頓了頓,舉起手中的酒杯,對著父親的相片示意了一下,然後仰頭,將辛辣的液體一飲而盡。一股灼熱的暖流從喉嚨直燒到胃裡,卻驅不散心底的寒意。
「您當年追查的東西……」我看著父親照片上那雙似乎能洞穿一切的眼睛,緩緩地、一字一句地說道,「我看到了。」
山風驟然變強,捲起地上的落葉和塵土,打著旋兒掠過墓碑。
「它還在那兒。」 我的聲音很輕,幾乎被風聲蓋過,卻帶著一種奇異的重量,「看得清清楚楚。」
我伸出手指,無意識地撫摸著冰涼的墓碑邊緣,指尖傳來的粗糙質感如同那個被掩埋的時代真相。
「只是……」 我抬起頭,望向鉛灰色、無邊無際的天空,那裡沉甸甸地壓著化不開的陰雲,「有些真相,大概需要兩代人的沉默,才能讓它……真正入土為安吧?」
話音消散在風裡。墓園一片沉寂,只有松濤陣陣,如永不止息的浪潮,拍打著時間的岸。我佇立良久,彷彿在與父親,也與那個血色的年代,做一場無言的、漫長的訣別。
後記:沉默的重量
寫下《兩代人的沉默檔案》最後一個句點時,窗外的台北正籠罩在一場初夏的驟雨裡。雨水沖刷著玻璃,模糊了城市的輪廓,也像在洗刷著某種沉積太久的塵埃。鍵盤的餘溫尚在,指尖卻感到一股深切的涼意。這份涼意,來自於筆下那個沉甸甸的故事,更來自於那個故事背後,難以直視的時代幽影。

這部小說的靈感,源於台灣歷史上那樁至今諱莫如深的懸案——1965年溫州街教授滅門血案。寫作之初,我便清楚意識到,觸碰這段塵封的歷史,如同在布滿荊棘的黑暗森林中穿行。為了保護可能尚存的當事人及其後裔,更為了在虛構的框架內更深刻地探討歷史傷痕與轉型正義的艱難,我將所有真實姓名、團體名稱及部分細節進行了徹底的改寫。「溫州街」化為「雲和街」,「台大」變為「東海大學」,關鍵的「反共書籍」具體化為《自由中國》、《文星》雜誌及海外信件,「忠勤小隊」則是完全虛構的產物,用以象徵那個特殊年代裡,盤踞於體制陰影深處、執行著不為人知任務的力量。主角張介安與其父張明哲,是兩代記者的縮影,他們所承載的追尋、掙扎與最終的沉默抉擇,是我試圖描繪的核心。
對我而言,這不僅僅是一個關於謀殺與懸疑的故事,更是一個關於「真相」本身的故事。真相,在歷史的長河中,有時並非簡單的黑白分明。它可能被權力刻意扭曲,被時間無情湮沒,被恐懼深深掩埋。江慎之教授一家的悲劇,其殘酷性不僅在於生命的無辜逝去,更在於真相被系統性地塗改與掩蓋。那個被抹去的左撇子傷痕特徵,那個從報告中消失的帶泥軍靴印,那枚鏽蝕在牆縫深處的徽章,以及張明哲記者用生命換來的線索和最終的「意外」——這些細節,都是歷史傷口上結出的沉默痂痕。它們無聲地訴說著:有些力量,曾經且可能依然強大到足以讓事實本身噤聲。
張介安的選擇——將父親的筆記、徽章、證據深鎖,寫下那篇平淡無奇的老屋探訪文章——並非怯懦的退縮。那是在深刻理解了父親用生命書寫的教訓後,一種近乎悲壯的清醒。他看清楚了那枚「忠勤」徽章所代表的龐大陰影,也看清了那個匿名電話背後冰冷的威脅。他明白,在當時當刻,強行撬開那扇地獄之門,不僅自身難保,更可能將無辜者捲入漩渦,甚至讓僅存的微弱證據徹底化為烏有。他的沉默,是將真相如同珍貴的火種,暫時封存於時間的膠囊。這沉默裡,有對父親遺志最深沉的繼承——不是魯莽的犧牲,而是以另一種方式守護著真相存在的可能性,等待著也許更適合它破土而出的土壤與時機。這是一種極其苦澀的智慧,是兩代人用血與淚換來的,關於如何在歷史的夾縫中生存與堅持的領悟。
寫作過程中,張明哲書房裡舊紙張與油墨的氣味,李正雄老人渾濁眼底倏然閃過的銳利鋒芒,血泊中那半個帶泥的軍靴印帶來的視覺與心理衝擊,以及張介安在父親墓前,迎著山風說出「我看到了」時的那份平靜與沉重,這些畫面反覆縈繞心頭。它們提醒我,歷史從未真正遠去,那些被刻意遺忘或壓制的片段,總會以某種方式,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尋求著表達與理解。威權的陰影或許能籠罩一時,但追求真相的人性本能,如同石縫間掙扎求生的草芽,終究難以被徹底扼殺。只是這掙脫的過程,往往伴隨著難以言說的代價與漫長的等待。
父親張明哲在筆記本上留下的那個沉重問號——「誰在掩蓋?掩蓋什麼?那被撕毀的《自由中國》,是鑰匙嗎?」——答案或許就藏在兒子張介安最終印在旁邊的那枚生鏽徽章裡。這枚徽章,是小說的核心象徵。它不僅是殺戮的物證,更是那個扭曲年代權力結構的冰冷徽記。它代表著一種以「忠」為名、卻行不義之實的力量,一種可以凌駕於法律與真相之上的絕對權威。它冰冷、沉重、鏽跡斑斑,卻又無比真實地烙印在歷史的肌理之中。
張介安將它與父親的追問並置封存,是將時代的叩問與沉重的答案,一同交託給了時間。這份沉默的檔案,不僅存在於小說中那個灰色的密封盒裡,也存在於我們每個閱讀者的心中。它迫使我們思考:面對沉重的歷史真相,尤其是在轉型正義之路依舊崎嶇的當下,個體的力量何其渺小,勇氣與恐懼如何交織,而沉默,有時是否也是一種不得已的、蘊含著複雜力量的選擇?
真相或許需要兩代人的沉默才能暫時「入土為安」,但沉默,永遠不等同於遺忘。它是一種無聲的銘記,是火種深埋的等待。當我們凝視那些被歲月塵封的角落,傾聽那些被刻意壓低的聲音時,我們便是在參與一場跨越時光的對話,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回應著歷史深處那未曾停歇的叩問。
這份沉默的重量,終將由時間來稱量。而我們,都是見證者。
張介安 謹記
於 台北 雨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