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守林員到解夢人，都曾經是我的祕密志願。在青春不羈的腦袋裡面，世界無限寬廣，而我是ㄧ把泥，能捏塑成任何形象，愈是遙不可知的，愈是閃閃發光。
廣陌騎行者眾，我只偏愛松針覆蓋的曲徑。
我將「祕密志願」深埋於內心。十四歲，快要滿十五歲了，我已懂得「不要告訴別人」的意義，保存自己一些異思奇想不為外人道，在彼時充滿挫折感的校園生活裡，就能安放種種無由的反叛情緒。
我就讀離家不近的一所私立女校，每日騎單車半個多小時上學，沿途都是上坡道。晨霧飄蕩在小院裡父親澆灌的美人蕉時離家上路。我強勁的小腿持續踩踏著，踩踏著，車輪下，路面柔滑如水。
ㄧ個側身橫切，車鈴輕響，轉入連通另一條大馬路的窄巷。這條捷徑還沉浸在半夢半醒的氛圍，龍眼、蓮霧、荔枝和玉蘭花的疏枝密葉，ㄧ路迤之，從兩旁老屋的灰色石牆往外延伸，甜熟與腥香，和著微涼的風，不斷掠過我的髮絲，我的藍色裙襬。
到校以後，我幾乎都在恍神，滿腦子想著要如何撐過一整天。
仗著國文成績的優越，數學，物理，生物這些超過我理解程度的課堂上，我潦草筆記，也不認真聽講，有時候會和坐在附近的同學耳語或互丟紙團。教生物的老師姓尤，我們為她暱名魷魚。她是位十分重視妝扮的女性，大捲波浪頭，變色鏡片也擋不住的厚塗睫毛膏，與衣服成套搭配的絲巾，講課語調溫和，從來不岔題閒聊，散發著自小到大都是學霸的菁英氣息。
我記得有一次，魷魚突然走下講台，高跟鞋喀喀喀疾步來到我的座位旁，大聲說著：「交出來。」
我低頭不語。
魷魚敏銳觀察鞋跟附近，彎腰從地上撿起一個紙團，三兩下把皺巴巴的小紙片攤平，她看著，鏡片閃爍，一整個神色尷尬，好似流露一絲失落。我們沒有受罰，魷魚也沒有追問，只是一語不發地走回講台，繼續中斷的課程。直到學期結束，她再也沒有看過我們一眼。
魷魚原以為紙條上寫的東西必然是女學生式的訕笑胡說，沒料想卻是一堆不能理解的「符號學」。我那時候的好朋友楊古靈精怪，天資聰穎，她才是主謀。我們互丟紙團的目的，只是為了製造混亂。紙條上寫的是楊精心設計的「外星文字」，沒有什麼可理解的內容。所以，當魷魚氣急敗壞打開那紙團，我們的惡戲就得逞了。
魷魚感受到了那份不被尊重不被喜歡的拒斥與羞辱，而她太驕傲，ㄧ旦處罰了我們，就等於承認自己在學生眼中的形象，她只能以冷漠回擊。
多年後，當我向楊提及此事，她ㄧ口斷定紙條上寫的是只有我們自己讀得懂的「省字文」，才不是什麼精心設計的「外星文」。所謂省字文，就是以「車見電米花樂樂」代表「下課後車站見，ㄧ起去看電影，要記得買爆米花配可樂，好快樂」這種文體。
勁爆的是，原來魷魚不姓尤，而是姓余，楊說，她的臉圓，總是泛著一層油光，所以叫「油」魚。
安妮、艾諾 (Annie Ernaux) 當作家前，曾經是中學教師，她的父親母親都是識字不多的小資產階級。對於女教師這個代表翻轉原本社會階層的職涯，她曾經寫道：
我發現，凡是女教師都讓我深惡痛絕——雖然我當過老師，我的閨中密友也都從事這ㄧ行——我覺得女教師個個看來堅決果敢，毫無缺點。我回想起中學時代對女教師的觀感，她們給我的印象那樣強烈，我覺得自己永遠也不可能走上教書這條路，變得和她們ㄧ模一樣。
大學畢業前，室友May問我為什麼不修教育學分也不準備國家考試，整天雲裡霧裡的，文學院還能有什麼更好的出路嗎？
我叫她猜猜「我的志願」，倒著數。
「依你個性，公務員應該是倒數第一。對吧。」May跟我同寢室ㄧ年，真的把我看透了？還是我太透明？
「這不用猜吧。你不也一樣嗎？」
「所以，」May說，「當老師是你的倒數第二個志願？」
「是的，但你知道原因嗎？」
於是我就把中學時對生物老師做的事情說了一遍。
「你覺得愧疚，還是⋯⋯」May像個心理分析師一樣望著我。
「怎麼說呢？應該是因為害怕而想逃跑⋯⋯」
「怕什麼？」
「怕——誤人子弟啦！」
我沒對May坦白說出，我深心害怕的是，假若當老師的我遇上當年那個亂丟紙團的我，完全無法想像自己能夠像生物老師那樣若無其事，就算是表面故作鎮定，我料想自己也辦不到。當老師的我會氣得發抖還是大聲斥責，我想像中學生的自己抿緊雙唇看似反省其實完全沉醉在快感中的模樣。
安妮、艾諾寫出了我內心深處的聲音，我永遠也不可能走上教書這條路，因為中學時代的女老師們的形象，太過於強大。
獻給那些年教過我的女老師們，以愛的花束，你最冥頑的學生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