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文為作者自己的功課,沒有宣揚股市泡沫的意圖,也不構成投資建議。
如果有一家公司,宣稱擁有壟斷南美洲貿易的特許權,背後有英國政府支持,股價一年翻七倍,連最聰明的科學家,國王都在投資,你會不會也想跟著投?今天我們介紹十七、十八世紀歐洲三大泡沫之一的南海公司泡沫事件。
這場投資事故,被公認的聰明人,當時擔任皇家鑄幣廠廠長的牛頓也賠掉二十年收入,這是怎麼回事?最聰明的人在股市也難獲利?

英國政府還不起的債務
18世紀初,英國剛經歷了一場9年的戰爭——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漫長的戰爭使英國政府欠了很多錢,英國政府總共發行了大約5,000萬英鎊的長期國債,這筆錢英國政府根本還不起,於是就有人想到用『以股換債』,也就是把龐大的債務變成投資,這樣錢不僅不用還,還能再賺一筆。

於是1711年,英國政府在羅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即後來的牛津伯爵領頭下成立了一家名為“南海公司”(The South Sea Company)的企業,並計畫將債務轉換成南海公司相同價值的股票,並把菸酒稅收拿來支付利息,議會也將『英國在南美洲殖民地貿易壟斷權』給了南海公司,當時,人人都知道秘鲁與墨西哥的地下埋藏着巨大的金礦銀礦,只要能把人送到南美洲,數不盡的金條銀條就會源源不斷地運回英國。
英國皇家可轉債
十七世紀的英國商人非常有錢,為了吸引這批商人加入公司,政府用6%利率再外加每年8,000英鎊作投資回報,但條件是要買到1,000萬英鎊的國債,董事局總裁就是由牽頭的由牛津伯爵出任。
在1713年,英國與西班牙簽訂停戰和約。在和約中,西班牙准許英國壟斷對西班牙美洲地區的奴隸貿易,而專營權很自然落在南海公司手上。奴隸貿易在當時被視為很賺錢的行業,南海公司的前景亦被看好,但不久英國與西班牙又發生戰爭,南海公司的前景一度暗淡下來。可是,公司卻仍然強調前景明朗,更邀請英皇喬治一世擔任董事局為總裁。
在這些背景下,許多大生意由政府交給南海公司經營,南海公司股票開始受公眾追捧,因為它與政府的關係密切,大眾放心,而另一方面,公司在推銷南海方案時又向大眾宣稱的光明前景,公司將會在南美貿易上賺取極豐厚的利潤,將來股票持有人將會獲得可觀股息。
公司的計劃在取得准許後幾個星期內,超過一半的國債持有人把手上債券換成南海公司股票,而同時間,南海公司股價開始上漲了。在1720年年初,原本每股128英鎊的南海公司股價,到3月變成330英鎊,漲了一倍多,再過四個月更暴漲到每股1,000英鎊,漲了將近7倍。儘管每股超過一千英鎊,但公司董事仍然在這個價位賣出500萬股股票,整個英國社會上下搶股票搶瘋了,超過一半的參眾議員都有買,就連國王也買了十萬英鎊的股票。
泡沫化
由於上漲太快,市場上開始充斥各種公司股票,他們仿照南海公司的方式,宣稱有大生意來吸引市民購買股票。其中一些公司聲稱正研發「可以永久轉動的車輪」,有些則甚至只表示「正進行有大生意」,但市民還是盲目地追捧,推動股價上漲。
雖然有少數是從事正當生意,但大部份都是混水摸魚,只是騙錢。
後來市場太混亂,英國國會開始立法監管市場亂象,到6月11日,英國國王喬治一世發表公告,警告這些公司非法。
大量”公司“被取締後,社會大眾才如夢初醒,股價開始崩盤,7月以後,南海公司的股價開始下跌從原本1,000英鎊以上,一個月後跌到900英鎊,半年內就跌回起漲點128英鎊。而在同期間,英國其他股票也被拖累,英格蘭銀行的股價從263英鎊跌到12月的145英鎊,雖然腰斬,但情況比南海公司好很多。
不少知情的內幕人士及時脫身,免卻了血本無歸的下場,但其他人就慘了,當中就包括了艾薩克·牛頓。
牛頓也FOMO
艾薩克·牛頓,這位偉大的科學家、皇家鑄幣廠廠長,也是南海泡沫的受害者之一。
他在1720年初買入南海公司股票,並在股價翻倍時賣出,賺了約7000英鎊。但他很快後悔了——因為股價繼續上漲,身邊越來越多人大賺特賺。
在“錯失恐懼”(FOMO)的驅使下,牛頓再次高位入場,甚至加大投資。結果泡沫破裂後,他損失了整整兩萬英鎊——相當於他作為鑄幣局局長二十年的收入。
這件事之後,牛頓留下一句名言:『我可以計算天體的運動,卻無法計算人類的瘋狂』(I can calculate the motion of heavenly bodies, but not the madness of people.)
FOMO心理學原理
FOMO(Fear Of Missing Out)"錯失恐懼症"是一種心理現象,在投資市場中尤其常見。 FOMO的心理機制包括:
- 社會比較:看到別人賺錢,自己焦慮
- 損失厭惡:害怕錯過機會比害怕虧損更強烈
- 從眾效應:認為大多數人的選擇一定是對的
- 確認偏誤:只關註支持自己觀點的信息
牛頓就是典型的FOMO受害者:他最初理性地獲利了結,但看到股價繼續上漲,身邊的人都在大賺特賺,就無法忍受"錯過"的痛苦,最終在高位重新入場。這說明即使是最理性的人,在強烈的社會壓力和心理沖擊下,也可能做出非理性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