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先前發表了〈從《昭和解體》回顧日本國鐵的私有化過程〉一文，內容是藉由《昭和解體》這本書，介紹日本國有鐵道於戰後被分割私有化的過程。而本篇文章，則是要補充說明時代背景：日本戰後初期的政治與社會狀況、勞工運動在戰後重新復興的形勢，以及另一方面，保守勢力一直試圖打擊工運的力量，不但美國佔領軍當局很快收縮政治空間，日本右翼勢力也重新集結起來進行反撲。
戰後初期，日本國鐵曾經發生數次至今仍為懸案的怪異事故，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下山事件」，這些懸案一直都找不到事故原因或是肇事者，但是保守勢力不斷利用這些事故，將之歸罪於激進的工會份子，以此打擊工會的勢力。本文內容即在交代這些懸案的發生經過，以及其產生的政治與社會效應，這段過程可說是後來國鐵私有化政策逐漸成形的前奏曲。
GHQ的統治與日本戰後的勞工運動復興日本於二戰中戰敗、軍國主義政權垮台，戰後初期由美軍佔領，美軍成立「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 the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通常被稱為GHQ，以下使用此簡稱）來統治日本。在GHQ的組成部門中，民政局（GS：Government Section 政治行政）是佔領政策的主要擔當機構，被認為是支持新政的、較自由派，甚至有人覺得有左翼份子混進其中。
部分得力於GS的政策，日本於戰爭剛結束後，曾經有過一段政治空間相當自由開放的時期。日本共產黨再建，戰前一度被禁止活動的工會，也重新組織起來、勞工運動復興，日共成為其中重要的主導力量。1946年間，日本工會組織率約40%，加入工會的勞工總數大約400萬人。勞工組織復興之後，激進工會發動一連串群眾性抗爭行動，要求勞動條件的改善、薪資的提升，以及裁員規模縮減等等，給當時的GHQ及日本內閣相當大壓力。
1946年8月21日，受日共影響的「全日本產業別勞動組合會議」（以下簡稱「產別」）成立，由21個產業別工會組成，會員總數達163萬人，佔當時全部有組織工人的40%，同時間右派工會組成的「總同盟」會員總數約80萬人，左翼工會勢力遠比右派工會強大。
11月間，由中央及地方機關公部門工會組成的「全官公廳共鬪」組成，會員總數達到260萬人，向政府提出調整薪資的訴求，當時的吉田茂內閣悍然拒絕。1947年新年過後，「全官公廳共鬪」決議於2月1日發起總罷工，邀請私營部門工會一起加入，獲得左翼政黨及工會的支持，連右派的「總同盟」都加入了。1月28日，籌畫總罷工的單位於皇居前廣場，發起「吉田內閣打倒・危機突破國民大會」，30萬人參加。
眼看2月1日全日本即將陷入癱瘓狀態，在總罷工前夕，GHQ由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出面，以出動美軍鎮壓為威脅，直接下令禁止總罷工，「二一總罷工」就此被腰斬、無疾而終。此後，GHQ亦開始緊縮勞動政策、限制工會的行動，例如下令修改法令、禁止公部門罷工，前一篇文章提到，國鐵等公共事業就是在此波風潮中，被剝奪了罷工權。
圖一：GHQ組織圖。資料來源：《下山事件 最後的證言》，頁12。
公職放逐：從清除軍國主義者到清除共產黨人士
美軍佔領日本之後，GHQ展開若干整頓措施，其中包括審判戰犯，以及1945年10月開始的「公職追放」（公職放逐），把「軍國主義者」與「超國家主義者」從公部門中驅逐出去，首先從特高警察、軍隊與政府公務機關開始，後來甚至不只公職，一直延伸至民間的企業與文化部門等。但因為定義不明、實際執行還是要透過日本政府與各級機構，導致該清算的沒被清、不必清的卻進了名單，作業錯誤或是不同利益者挾怨報復等問題。
同時，整個東亞的局勢很快發生變化：在朝鮮半島，蘇聯佔有38線以北、而美軍則佔領南部，南北對峙的形勢日益緊張，1948年5月南部單獨舉行國會大選，左派抵制選舉因而發生「濟州四三」的屠殺與白色恐怖事件，後來北部的朝鮮與南部的韓國各自成立政權；在中國國共內戰中，人民解放軍逐漸取得優勢，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年6月25日早上，朝鮮人民軍越過38度線發動大規模攻擊，韓戰爆發。
在共產勢力逐漸擴散的情勢下，GHQ內部被認為是較自由派的民政局GS逐漸失勢，取而代之的是配合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採行嚴厲反共路線的參謀第二部（G2：General Staff Section 2 情報擔當）。1950年6月開始，「公職追放」從放逐軍國主義者，180度轉向為放逐共產黨人士，先前被放逐的極右翼份子有些重回職位，甚至被重用來打擊左翼勢力；日共國會議員被取消資格、黨員被公部門驅逐出去，這波清洗浪潮一樣延伸至民間的企業及文化傳播事業，據統計有超過一萬人失去工作，其中也存在不少跟共產黨無關的冤錯假案。
許多加入日共的工會幹部被解雇，甚至因為黑名單纏身、難以再就業，若干人受到威脅與利益誘惑之後，轉而成為特務機關潛伏在左翼團體內的臥底。共產黨主導的工會系統遭到嚴重破壞，一度聲勢極為高漲的「產別」陷入左右分裂，後來在1958年解散。然而，日本工會勢力重整之後，於1950年7月12日組成總工會「日本勞動組合總評議會」（簡稱「總評」），雖然日共系統勢力減弱，但仍然維持相當大左翼力量，主流派是社會黨體系。
戰後初期的日本國鐵
而這段期間的日本國鐵，又是如何的狀況呢？戰後的日本國鐵，因為接收了復員的軍人，以及從中國東北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滿鐵」）撤退回來的人員，總員工數從1945年的51.8萬人，到1947年時暴增至最高峰的61.1萬人。因為人員龐大、財政壓力沉重，1946年時即有大量裁員7.5萬人的計畫。然1946年國鐵內部的工會聯合會組成，決議於9月15日發動罷工應對裁員計畫，迫使運輸省放棄裁員，是為「九一五鬪爭」事件，聯合會次年改組為單一工會形式的「國鐵勞動組合」（簡稱「國勞」）。
「二一總罷工」騷動之後，GHQ發布政令限制公共事業的爭議權，同時要求日本政府進行公共事業改制、並限制員額，改制後的國鐵從運輸省鐵道總局、轉而成為日本國有鐵道公社，於1949年6月1日開始上路，同時計畫裁員9.5萬人，引發工會的抗爭行動。即使當時國鐵員工罷工已是非法，某些地區仍然爆發了自發性的野貓罷工，6月11日還發生工會會員正常發車卻不收票的行動，是為「人民電車事件」，事後有數十名員工遭到解雇懲罰，勞資關係陷入非常緊張的狀態。
私有化之前世鬼魂：下山事件
1949年7月4日，國鐵公布第一批3.7萬人的裁員名單，就在這個時候，國鐵改制後的第一任總裁下山定則，於7月5日的上班途中突然失蹤，他的屍體於午夜過後被發現，但一直無法確定死因、成為懸案，這就是著名的「下山事件」。
下山失蹤的過程有很多細節與疑點，無法一一交代，只能簡而言之。7月2日，下山到首相官邸參加會議，內閣官房長官（等同台灣的行政院秘書長）要他將17名左翼工會幹部列入裁員名單，下山推給工會中的右翼「民同派」，認為右翼自然會提議將左翼列入名單，而無意主動提出；3日凌晨一點，他接到GHQ的交通監理部門CTS長官夏格諾（Don R. Changnon）中校的電話，要他出門談事情，下山拒絕之後，帶著酒意的夏格諾居然拿著手槍直接闖到下山的住所，要他盡快公布裁員名單，並聲稱國鐵是「my railroad」。原先第一批裁員名單預定在7月5日公布，是想避開7月4日的美國獨立紀念日，但經過夏格諾這一鬧，就提前一天公布了。
7月5日失蹤當天，下山正常時間出門上班，但在前往辦公室的中途，忽然要求司機把車開到位於日本橋的三越百貨本店，隨後下山又不斷改變地點，然而據司機說法並無人跟蹤，期間下山進銀行查看保險箱，繞了一大圈之後又回到三越，下山要司機等他，之後走進三越，隨後此人就失去蹤跡。
當晚午夜剛過，一輛國鐵貨運列車經過東京北郊、常磐線北千住站與綾瀬站之間的彎道時，疑似輾過某個物體，但該車司機員沒有停下查看。不久後當晚末班客運列車經過同一地點，司機員發現鐵道旁好像有屍體，通報站務人員，站務前往察看之後赫然發現，就是下山總裁的屍體。查驗屍體後也發現很多奇怪的地方，例如出血不多，屍身上的衣物則被驗出有浸過米糠油，屍體並沾有某些染料等。
事件發生之後，東京警視廳展開調查，由搜查一課與搜查二課分頭進行，一個月後，警視廳判定下山總裁是臥軌自殺，但並未公開調查報告。然而在半年過後，《下山國鐵總裁事件搜查報告》（簡稱《下山事件白皮書》）卻同時被兩家雜誌刊登出來，很多人都覺得這是故意外流。判定自殺是搜查一課的結論，但同時間，搜查二課及東京檢察署卻主張，下山總裁是他殺、死亡之後才被移到鐵軌上，警檢機構內存在巨大的意見差異，但他殺的意見遭到忽視、沒有進一步調查，此案件成為懸案。
然而，國鐵總裁的意外死亡事關重大，尤其當時正值國鐵大量裁員之際，勞資關係的走向影響到全國的交通狀況，甚至連動至日後日本工運及階級政治的發展。因為事件實在太過離奇，若干知名作家及記者不約而同投入調查，試圖查明此案真相，甚至組成「下山事件研究會」，分享調查所得相關資訊。
圖二：《日本之黑霧》中譯本封面
《日本之黑霧》與《最後的證言》
「下山事件研究會」的成員中，最有名的大概算是松本清張，清張被稱為是「社會推理巨匠」，但他的作品不僅是推理小說，還包括不少非虛構的報導文學作品。從1960年1月開始至12月，清張為月刊《文藝春秋》撰寫了一連串總標題為《日本之黑霧》的非虛構式報導作品，12篇內容都是在描寫GHQ統治期間，日本發生的一連串怪異難解的政治與社會事件，其中包括發生在國鐵的「下山事件」與「松川事件」，且清張將矛頭一致指向GHQ為幕後黑手。《日本之黑霧》系列稍後集結成冊、發行為單行本，引發轟動，他使用的「黑霧」一詞成為流行用語，被用來指稱背後有黑幕的事件。
後來又過了30年，一名記者柴田哲孝，發現他的若干親族長輩戰後初期在一家「亞細亞產業」工作過，且「亞細亞產業」與下山之死極可能有關連，他展開長達十數年的調查，於2005年發表《下山事件 最後的證言》一書。「亞細亞產業」的名稱，來自「滿鐵」的「特急亞細亞號」，形式上是貿易公司，也的確從事跟美軍軍需相關的生意，但更重要的是，「亞細亞產業」骨子裡是極右翼人士成立的特務機構，與GHQ裡的保守派合作，同時從事打擊破壞左翼勢力的地下工作。
據柴田的分析，「下山事件」的確跟GHQ有關，但並不是GHQ的主意，而是日本極右翼人士與GHQ內部某些人的合謀，這些人後來成為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在日本的細胞。在柴田的敘述中，當時的國鐵裁員對大部分人來說，僅是單純的經濟因素，但已經開始有若干人，打起國鐵私有化的主意，包括某些財閥、右翼政客與GHQ裡的保守派，各方勢力都有其不同盤算：財閥是想爭奪商業地盤，政客是想打擊工會勢力，而GHQ的保守派則是想要把深具戰略價值的鐵道、從日本官僚轉移到美國手裡。此階段雖然私有化政策尚未正式浮上檯面，但國鐵公司化與裁員已經為私有化預先鋪好道路、減少私人資本接手後的人事負擔，可說是私有化的前奏曲。
另一方面，當時國鐵有相當多業務是外包給私人企業處理，而這些外包業務充斥著利益勾結，下山之所以會被殺，大約是因為他察覺了某些人的企圖，或是試圖阻擋某些既得利益，而惹來殺身之禍。
前面提到的「滿鐵」，表面上僅是鐵道事業，然而實際上在日本向中國侵略擴張期間，同時扮演了情報蒐集與敵後破壞等特務機關的角色，內部充斥著許多右翼軍國主義者。戰後「滿鐵」人員被國鐵吸收，這些人際脈絡也就進入國鐵之中，下山定則亦參與了某些右翼組織。然而，下山總裁雖然是日本保守勢力培養出來的人物，但他個性頑固而正直；他雖然要執行高層的意志進行國鐵裁員的計畫，但他是國鐵基層技術人員出身，與同事間有強烈情感連帶、與工會間相對有互信基礎，他也無意藉由裁員來針對性清除左翼。於是當他無法達成某些目標，或是被認為阻擋利益時，他就成了要被去除的石頭，而實際下手的，大約是「亞細亞產業」裡的黑手，下山是被當成叛徒來處理。
「下山事件」事發之後，不管是GHQ或是日本官方都無意深究，原因則在於，即使缺乏證據，也可以將這件事歸罪於工會，推說是因為工會不滿裁員措施而殺了下山總裁，藉此以壓制工會的氣勢。國鐵當時的副總裁加賀山之雄，他在下山死後發表了一篇文章，這裡引述其中一個段落，這個段落充分地表現了，下山之死可以達成哪些成果：
但是，我認為下山總裁並沒有白死。以這個事件為契機，國鐵的大規模裁員也循序漸進地順利完成。在大裁員後，本來受到工會壓力的戰後企業界也能致力於公司的復興。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這是促進日本經濟復興的一年。所以，下山總裁的死很有犧牲的價值。我衷心地認為，下山總裁在九泉之下看到這樣的結果，也能深感欣慰。（引自《日本之黑霧》（上），頁89。）
當時的東芝電氣社長石坂泰三，雖然是私營企業，也配合GHQ的產業合理化政策進行裁員，他關閉了全部43間工廠中的28間，超過六成，解雇了四千六百人。東芝隨即在「下山事件」過後不久，成為「松川事件」的事發場景之一。十年之後石坂回顧這件事，也將裁員順利歸功於下山總裁之死：
其實，讓我鼓起勇氣、下定決心進行裁員的，正是下山事件。我認為下山事件確實為工會帶來絕大的負面影響，我想如此一來，敝公司應該也可以實行裁員，讓我增加了許多勇氣。下山先生之死，影響了我很深，讓我下定決心重建東芝。我到現在依然認為，下山先生的犧牲，對平定當時引發混亂的種種爭議都大有幫助，他並不是白白死去。（引自《下山事件 最後的證言》，頁410。）
這些發言再再說明，下山總裁被殺的主因，即使不是要嫁禍給工會，但這事件的附帶效應，的確發揮了嫁禍工會的功能。工會在這一波離奇疑案中，陷入被指為兇手的困局，工會內部也形成左右分立的局面，難以發起行動來對抗裁員。
圖三：《下山事件 最後的證言》中譯本封面
國鐵三大神秘事件
繼「下山事件」之後，1949年7月15日，東京西郊又發生「三鷹事件」。當天晚間，國鐵一列無人駕駛的電力列車，忽然從三鷹車庫衝出來，撞到三鷹站內的止衝擋而翻覆，波及車站旁的商店街，造成民眾六死二十餘傷的事故。事件發生後，警察逮捕了十名國鐵員工，其中九名為日共黨員，但因為缺乏證據，且其中一名司機員竹內景助（唯一的非黨員）一度聲稱自己是兇手且獨自犯案，只有竹內被判無期徒刑、後改判死刑，其餘均無罪釋放。竹內曾數度改變證詞，並提出再審請求，1967年因病死於監獄中。
8月17日，又發生「松川事件」。當天凌晨，國鐵東北本線上一列客運列車，經過福島縣金谷川站與松川站間的彎道時，發生脫軌事故，造成三名乘務員死亡。調查之後發現，鐵道明顯遭到破壞，有一段鐵軌消失。案發之後，警察先逮捕一名被裁員的國鐵前員工，藉由他的供詞又陸續逮捕19名當地國鐵與東芝松川工廠的工會成員，其中大部分是日共黨員。法院審理期間曾有五名被判處死刑，經過不斷上訴之後，1961年仙台高等法院判決全員無罪，1963年檢察機關放棄上訴、判決確定。國鐵與東芝是福島當地當時的工運主力之一，前面提到，東芝內部也有大型裁員計畫、工會正在抗爭中，這起事件之後的審判因而更顯得政治味十足。
「下山事件」、「三鷹事件」與「松川事件」，被稱為是「國鐵三大神秘事件」；前後數年間尚有三件類似「松川事件」的脫軌事故，雖然影響較小，然而也都是找不到真正原因。「國鐵三大神秘事件」發生的時代背景，是日本戰後詭譎的政治與社會情勢，是稍後東西冷戰對峙情勢的開端，也為日本國鐵私有化政策的浮上檯面埋下伏筆。
參考資料：
- 〈國鐵總裁下山謀殺論〉，《日本之黑霧》（上），松本清張著，王榆琮譯，2019年8月二版，新北：新雨出版社，頁7-94。
- 〈推理‧松川事件〉，《日本之黑霧》（下），松本清張著，黃文玲譯，2019年8月二版，新北：新雨出版社，頁155-216。
- 《下山事件 最後的證言》，柴田哲孝著，李雨青譯，2021年4月初版，北市：凌宇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