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第三共和」時期（約1870年至1940年）的「反南方」主義（Antiméridionalisme français）是一種針對「法國南部」人民的仇恨情緒，其起源是多層次的，涉及地理概念的建構、古典的氣候理論、社會經濟的失衡，以及對歷史的政治化解讀。
1. 「地理」概念的建構與刻板印象的形成
「反南方」主義的興起首先基於對「南方」（Midi）這一地理空間的界定與汙名化 。「南方」的發明：
法國的「南方」是一個地理輪廓模糊的區域，其概念是在法國大革命廢除行省制度之後，從以「巴黎」為中心的視角，對國家進行地理劃分時「發明」出來的。
刻板印象的建構：
反南方主義植根於「人種原型」的建構過程，這是一種基於偏見，對個體進行「道德和身體」分類的系統 。
南方人的典型形象：
南方人（Méridionaux）在文學和社會認知中被描繪成以下負面形象，這些判斷基於語言、經濟、文化和記憶上的解讀：
健談、虛榮和懶散：由於陽光充足的氣候被認為使生活過於輕鬆，導致他們被判斷為懶惰。
由情感而非理性主導：他們被認為易受情感支配，因此被視為有暴力傾向。
口音和「語言」的嘲諷：南方人的口音以及他們使用的奧克語（Occitan）——北方法國人不理解的語言——經常成為嘲笑的對象。
作家Émile Driant在其小說《Robinsons sous-marins》中表現出對南方的敵意。
2. 「氣候」理論的影響
「反南方」主義最古老的起源之一可以追溯到18世紀和19世紀初的思想家們對氣候的討論。
道德與軍事上的劣勢：
早在18世紀，孟德斯鳩（Montesquieu）在《論法的精神》（1748年）中，以及19世紀初的史達爾（Germaine de Staël）和查爾斯·維克多·德·邦斯泰騰（Charles Victor de Bonstetten）在其著作中，都提出了 「氣候理論」。
南北對比：這些理論認為，由於氣候原因，南方人(Méridionaux)在道德和軍事上不如北方人(Septentrionaux)。邦斯泰騰的著作《南方人與北方人或氣候的影響》（1824年出版）將這種區分系統化，反映了當時普遍存在的看法。
3. 「社會經濟」失衡與暴力形象
在19世紀初期，法國經濟和社會的差異也強化了南北方的對立，並促成了南方人「暴力」形象的建立。
經濟差異：
早在19世紀初，公眾輿論就已經注意到法國南北方之間存在的經濟失衡。北方正在「工業化」，而南方由於缺乏資本，仍主要以「農業」為主。南方被認為是經濟落後的地區，而且（很大程度上是錯誤地）被認為教育程度較低。
歷史事件與暴力：
某些歷史事件也促成了南方人「暴力」形象的建立。這些事件包括：
1791年亞維農（Avignon）的冰川屠殺（massacres de la Glacière）。 1792年8月10日，馬賽人（Marseillais）在「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決定性介入。 1793年的聯邦主義叛亂（insurrection fédéraliste）。 1815年的白色恐怖（terreur blanche）暴力事件。
4. 「反南方」主義者對歷史的政治化解讀
極端的「反南方」主義者試圖從歷史中尋找他們所聲稱的「種族差異」的根源 。
「羅馬」征服論：
一些「反南方」主義者，如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認為朱利烏斯·凱撒征服「高盧」是南北差異的首要原因。加斯頓·梅裡（Gaston Méry）則認為「羅馬帝國」是南方向北歐擴張的橋頭堡。
法國大革命（1789）的惡果：
某些保守派人士認為，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是一個不幸的事件，它使得代表「高盧羅馬人」（gallo-romaine）血統的南方人取得了優勢。南方人被認為傾向於平等主義、和平主義和享樂，壓倒了代表「法蘭克人」（franque）血統的北方人，後者被視為推崇精英主義、好戰和勤奮。恩斯特·雷南（Ernest Renan）甚至將法國在1870年普法戰爭的「戰敗」歸咎於這種「血統」的優勢轉變。
貞德的錯誤：
小說家若里斯-卡爾·于斯曼斯（Joris-Karl Huysmans）甚至將矛頭指向「聖女貞德」，聲稱她錯誤地將不相容的南方和北方統一在一起，導致了一個不協調的法國 。
「反南方」主義的起源是建立在一套基於「氣候」理論的道德分類之上，並透過文學、政治、以及對歷史事件的負面解讀，將「南方人」塑造為在道德、軍事和經濟上劣於「北方」的刻板形象。
《聖女貞德進入奧爾良》
仇恨的內容：愛國主義、政治權力與種族腐化
「反南方」主義在1870年至1914年間達到高峰，其核心基礎圍繞三個主要方面。
1. 愛國主義與軍事承諾的質疑
1870年「普法戰爭」戰敗後，法國社會開始尋找代罪羔羊。阿爾封斯·都德（Alphonse Daudet）的小說《塔拉斯孔的塔爾塔蘭》（Tartarin de Tarascon）將「普羅旺斯」人描繪成吹牛和對戰爭漠不關心的人，加劇了將南方人普遍視為膽怯和缺乏愛國心的趨勢。
這種指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尤為嚴重。1914年洛林戰役法軍受挫後，「普羅旺斯」第15軍團被巴黎參議員奧古斯特·熱爾維（Auguste Gervais）在報紙上指控為戰敗元兇，儘管實際敗因是作戰計畫不當。這導致兩名士兵被錯誤處決。在前線，南方士兵受到北方官兵的歧視和侮辱，被視為懦夫。
2. 南方人掌握國家權力的指控
民族主義右派認為，「南方（主要是左翼）政客」透過民粹主義掌握權力，目的是掠奪北方財富並分配給南方。儘管事實上，1871年至1914年間只有28.3%的內閣職位由南方人擔任，但由於工業化程度高的北方，對國家預算貢獻巨大，南方經濟相對落後的觀感，使這種權力被奪取的認知仍然存在。
許多文學精英助長了這種仇恨。愛德蒙·德莫林斯（Edmond Demolins）甚至認為，南方人「不適應工作，自然傾向於政治，這是懶惰、非工業化民族的有利可圖的產業」。
3. 南方人被其他種族腐化
許多作家如阿爾蒂爾·德·戈比諾（Arthur de Gobineau）和伊波利特·泰恩（Hippolyte Taine）將「南方人」視為一個單獨的、正在衰敗的「種族」。部分民族主義者認為，南方人之所以是「反法蘭西」分子，是因為他們的血液和思想被「外來者」腐化和溶解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方被認為集中了大量的「新教徒」和「猶太人」。加斯頓·梅裡聲稱南方人與猶太人「猶如兄弟」，彼此互相依賴，並警告存在「拉丁危險和猶太危險」。
在「種族」區分上，甚至有科學家參與佐證。1911年，巴斯德研究所的醫生雷潘（Répin）提出，北方長頭型人種（Dolichocéphales）與南方短頭型人種（Brachycéphales，如拉丁人和凱爾特人）之間的性格差異，歸因於南方人的「大腦」容量較小，雖然這解釋了他們的健談，但也意味著他們較不擅長深度思考。
逐步緩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人口流動等因素，法國的「反南方」主義逐漸減弱。然而，這種偏見並未完全消失。直到1935年，諾貝爾獎得主亞歷克西·卡雷爾（Alexis Carrel）仍然撰文稱北方種族優於「地中海」沿岸種族。二戰前，作家路易-費迪南·塞利納（Louis-Ferdinand Céline）也公開表達了反南方主義，將「征服和生產性的北方」與「威脅和癱瘓的南方」對立起來。
結語
法蘭西「第三共和」時期的「反南方」主義是一種深刻的社會現象，它根植於「氣候」決定論、經濟差異，以及文學和政治精英傳播的「種族」主義和文化偏見。這種仇恨將「南方人」描繪為虛榮、懦弱、腐敗，且被外來者（尤其是猶太人）所控制，並在「軍事失敗」和政治衝突中被極端民族主義者用作工具。雖然在「一戰」後有所緩和，但其影響持續了數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