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長期把歐洲視為理想的終點：高福利、高收入、文化與科技並重。
但現實是，那個我們所嚮往的文明，正被三股力量撕裂成一個「既要又要」卻無法行動的老人。
一、從安世半導體開始的斷裂
幾年前，中國企業收購了荷蘭安世半導體（Nexperia）。
當時歐洲政府幾乎沒有阻止，甚至視為市場自由的體現。 直到近年，英國與荷蘭才驚覺這筆交易的戰略風險——一家掌握車用與工業晶片的企業，其實已被中國控制。 政府開始調查、限制、甚至試圖奪回，但為時已晚。 晶圓廠雖在歐洲本土，產能與決策權卻早已不屬於歐洲。
這不只是產業事件，而是一個文明象徵。
歐洲正被自己的遲鈍與自欺拖進戰略泥沼。
近年歐洲汽車產業屢次陷入半導體供應鏈危機。
疫情期間，高階車用晶片斷鏈，原本可能癱瘓整個汽車業—— 最後靠台灣廠商臨時增產、調配產能，才讓歐洲頂級車廠撐過那場寒冬。 但短短幾年後，歐洲再度陷入「低階車用晶片」與稀土材料的短缺。 這次，他們遇到最可怕的對手。
那個對手，不是中國、不是俄羅斯，而是他們自己——
一個失去行動力、失去危機意識、卻仍沉溺於文明優越感的歐洲。
二、被三股力量撕裂的文明
歐洲如今被三股力量同時拉扯——安全依賴美國、製造依賴中國、能源依賴俄羅斯。
這三重依賴不只是經濟結構的弱點，而是文明意志的崩塌。
最令人震驚的，不是歐洲看不見危機，而是明知道世界已經改變，卻依然選擇不動。
短短幾年之間，全球秩序劇烈翻轉：美中科技戰、俄烏戰爭、能源版圖重整。 但歐洲的反應幾乎停滯——即使偶爾有動作，也很快被內部的懷疑、官僚程序與政治妥協「修正回去」。 那種遲鈍，像是一個知道自己該戒菸的老人，卻依舊每天點上新的一根。
疫情的鏡子：文明的自欺
疫情曾短暫揭露歐洲的脆弱。
供應鏈癱瘓、醫療資源不足、疫苗分配失序——那是一場足以讓整個大陸重新審視依賴結構的災難。 但當危機過去，歐洲並沒有汲取教訓。 各國政要在重啟經貿往來時，紛紛重返北京，恢復合作、尋求投資，彷彿疫情從未發生。 那不是寬容，而是健忘；不是理性，而是逃避。
一個曾以文明與理性自豪的地區，在災難之後，選擇了最不理性的事—— 重新擁抱造成全球供應鏈崩潰的對象。
失去威脅識別能力
在俄烏戰爭之前，歐洲並非不知道俄羅斯的危險，只是選擇忽略。
克里米亞被併吞後，德國仍推動北溪二號天然氣管線； 法國、奧地利與義大利企業照樣投資俄國能源項目。 歐盟在外交聲明上譴責莫斯科的侵略，但實際行為卻是簽下更多供應協議。 那不是天真，而是一種有意識的逃避——逃避成本、逃避對抗、逃避現實。
在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搖擺
歐洲對中國的矛盾更深。
它知道產業過度依賴中國製造與原材料，但又需要中國市場維持就業； 它知道安全上必須與美國並肩，但又害怕成為華府的附庸。 結果，歐洲陷入「想兩邊都要」的幻覺：既要開放貿易，又要保持戰略自主。 這種幻覺成了自我麻醉——既掩飾了軟弱，也取代了行動。
對台灣人而言，這樣的歐洲令人錯愕。
我們曾以為歐洲是那個挺過兩次世界大戰、能在廢墟中重建的堅韌民族； 但今天的歐洲，卻像一位不願面對現實的老人： 渴望被尊重、害怕改變、習慣在道德辯論中尋找慰藉。 他們既要能源的便宜，也要道德的高尚； 既要安全的保障，也要政治的獨立。 當世界開始逼問「你要站哪一邊」時，歐洲卻選擇站在原地—— 不因無知，而是因為不願承認自己早已失去主導未來的能力。
三、榮光的老國家，開始衰老
歐洲的衰老不只是人口問題，而是一種集體心理狀態。
它過去擁有工業革命、殖民資本與思想啟蒙帶來的自信，如今卻只剩懷舊與自滿。 它像一個富有的老人，滿屋都是歷史的紀念品，卻再也不生產新的故事。
歐洲的經濟仍然富裕，但內部結構早已空洞化。
封測、稀土、電池、關鍵化學品與低階製造全部外包給亞洲； 能源政策失衡導致產業成本飆升； 福利制度撐起了短期的安穩，卻掩蓋了長期的生產力崩塌。 歐洲人依然生活在漂亮的城市裡，但那些城市越來越像博物館—— 乾淨、典雅、沒有未來。
四、台灣的錯覺：崇拜舊世界，忽視新現實
台灣人長期把歐洲視為「應許之地」——
一個證明民主與福利能並存的典範。 但我們忽略的是，歐洲的繁榮並不是制度奇蹟，而是歷史紅利。 它建立在過去幾百年的殖民、能源與地緣優勢之上， 而這些優勢如今都在快速流失。
於是，我們看到一個奇特的場景：
在歐洲的高樓與古城之間，產線被外移、能源價格飆升、青年失業率重回兩位數； 而在遠東的小島上，晶片與製造的韌性卻成了全球產業的支點。
許多台灣人仍以為，台灣只做「低端代工」，而歐洲人則坐在辦公室裡從事尖端設計。
但現實早已不同。 隨著材料、封裝與製程技術的深化，製造早已滲入設計的核心。 設計必須以製造可行性為前提， 而製造過程本身也成為設計創新的主要來源。 兩者的界線逐漸消失，形成一個環狀的創新體系。
在這個體系中，產業價值的重心發生了上移。
過去被視為「後段執行」的製造，如今掌握了實現創新的關鍵節點。 製造現場的資料、設備與技術整合， 決定了產品的能耗、良率、可擴展性與生態兼容性—— 這些已不再是設計的後續，而是價值創造的核心。
歐洲在這場結構變化中顯得掙扎。
它仍擁有設計思維與品牌資產，但生產知識的斷層讓創新難以落地。 這並非一時的失誤，而是一種體系性的空洞化—— 當製造外移太久，連設計也失去了現場的語言。 這使得歐洲難以重建自己的技術節奏， 而新興的產業中心則在持續整合設計、製造與驗證的循環之中， 把創新重新帶回物理世界。
這種反差，讓人幾乎難以置信——
那個曾被我們視為「未來樣貌」的世界，如今困在過去；
而那個曾被視為「邊陲」的地方，反而成了他們不得不依賴的對象。
那不是勝負的轉變，而是一種文明位置的錯位。
錯愕的是，我們仍懷念那個「更有文化、更懂生活」的歐洲， 卻忽然發現，他們正為生活的基本條件焦慮—— 電價、能源、就業、安全。 這才讓人意識到： 我們長久以來崇拜的，也許不是歐洲的理性與秩序， 而是我們曾經沒有、如今卻逐漸具備的現實感與執行力。
五、拒絕改變的代價
歐洲的危機不是因為貧窮，而是因為拒絕改變。
它仍有世界上最聰明的頭腦與最成熟的制度， 卻缺乏敢於承擔風險的政治意志。 「協商」「平衡」「永續」成為它的口頭禪， 但這些字眼背後，是對衝突與失敗的極度恐懼。
歷史從不等待那些只想維持現狀的人。
當世界快速重組，歐洲卻選擇慢行， 那麼它的衰退就不再是偶然，而是一種文明的自然老化。
這一次，他們遇到最可怕的對手
歐洲的光榮不會一夕消失，它會像古老的大教堂，
在陽光下仍然莊嚴，卻在時間裡慢慢風化。 當它終於意識到自己已經跟不上世界節奏時， 新的強權與新興國家早已重寫了全球的地圖。
安世半導體的命運，也許只是縮影。
幾年前，歐洲讓晶片的主導權輕易流出； 幾年後，又陷入低階晶片與稀土的供應危機。 這一次，他們遇到最可怕的對手——不是中國、不是俄羅斯，而是他們自己。
對台灣而言，歐洲不只是遠方的故事，而是一面鏡子。
如果我們有一天也開始以「維持」代替「創造」、 以「平衡」掩飾「逃避」、 以「共識」取代「決策」， 那麼我們將重演同樣的命運。
文明的凋零，不是因為敵人入侵，
而是當人們開始相信： 安穩比改變重要， 程序比行動安全， 理想比現實更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