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高法院最近正在審理一件川普時期的關稅案。
他引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 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對特定國家的進口商品加徵關稅。
兩個聯邦法院判他越權，理由是課稅屬於國會；
但川普政府的主張並非「知法犯法」， 而是延續美國制度的歷史慣性： 關稅並非單純的稅，而是行政部門調節貿易、守護邊界的手段。
一、關稅與主權：美國的建國稅
1770年代，美國還是英國的殖民地。
引爆獨立戰爭的「波士頓傾茶事件」， 不是反稅，而是反對「沒有代表權的課稅」。
當美國獨立後，第一屆國會在 1789 年通過《關稅法》，
那不是財政手段，而是一份主權宣言。
想像一個國家的邊境：
人要入境，要通過移民局； 貨要入境，也要經過海關。
移民局可以拒絕恐怖份子、限制簽證、收取入境費；
海關同樣能對特定商品課徵關稅、限制輸入、甚至禁止。
「國家有權決定誰能進來、帶什麼進來、要付多少代價。」
關稅，就是國家經濟的邊界。
它既是行政手段，也是主權的具體表現。
二、早期美國的司法體系：並非「第三權」，而是「權力拼圖」
十八世紀末的美國，司法並不是「第三權」。
各州自立門戶，司法權散落在地方議會與行政機關之間。
那時候的「審判」，往往不是在法院進行，
而是在地方議會的會議廳。
議員同時是立法者、也是裁決者。
人民走進木造議會廳， 由自己投票選出的議員在公眾面前宣讀判決。
他們相信的不是「法的中立性」，
而是「社群自我治理」。 法律是一種地方共識，而不是一套抽象原則。
在那個時代——
- 海關官員可以直接裁定關稅與罰金；
- 地方長官同時是執法者與仲裁者；
- 州議會處理土地、稅務與行政爭議。
司法，是拼在行政與立法之間的一塊權力拼圖。
它不是獨立機構，而是治理的延伸。
⚙️ 三、司法權是被讓出的，而不是天生存在的
直到 1803 年「馬伯利訴麥迪遜案」，
美國最高法院才首次宣告行政行為違憲， 建立「司法審查權」。
但那不是天啟，而是一場權力爭奪。
在那之前，司法是行政的延伸；
在那之後，才逐漸被塑造成「第三權」。 尤其在貿易、關稅與外交領域， 法院多半保持克制，尊重行政權限。
川普的關稅案，其實在爭論一個老問題——
司法是否應介入國家對外政策？
⚖️ 四、法律的形成，是權力妥協的結果
十九世紀初，美國的行政與立法都由選舉產生。
總統代表全國多數民意； 國會代表地方民意。
當雙方對政策與權限產生衝突時，
問題就來了——
「誰說的才算合法？」
想像：
州長與國會議員在稅收上彼此指責， 兩邊都能引用憲法、舉出民意， 卻沒人能判定對方錯。
這種衝突沒法靠再一次選舉解決。
因為這不是「誰比較受歡迎」的問題， 而是「誰能解釋憲法」。
於是，在一次次的政治僵局中，
行政與立法妥協出了第三個角色——司法。
它不是理想設計，而是現實產物。
司法的誕生，是讓政府能繼續運作的妥協方案。
司法成為兩股民意之間的停火線。
它的功能不是「真理之聲」， 而是一個讓衝突能暫時停下的「中場哨音」。
法律，是人類在權力無解時，為自己發明的一種喘息空間。
五、台灣的誤區：把司法當作正義的化身
台灣社會普遍相信「依法行政」等於公正，
「照程序」就代表正義。
我們從小被教育三權分立、司法獨立，
彷彿那是文明的象徵。 但在歷史長河裡， 司法獨立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制度。
在多數國家，司法被視為管理衝突的機制，
不是定義善惡的權威。
然而在台灣，
司法常被當成「人間正義的最後堡壘」。 這樣的信仰，反而讓我們忽略了它的歷史本質—— 司法不過是人類為了讓政治能繼續下去， 所設計出的一套中立機制。
它的價值在於維持秩序，
而不是揭示真理。
川普的關稅案提醒我們：
法律從來不是天降的正義，
而是歷史中無數次權力讓渡的結果。
早期的美國，司法裁判權散落在行政與議會之間；
司法獨立，是後來被讓出的一部分權力。
行政部門主導關稅與貿易，
是那段歷史的延續，而非越權。
台灣社會對司法的信任與期待值得珍惜，
但若能理解它的歷史慣性， 或許就能多一份清醒——
司法不是真理的代言人，
它只是讓社會不致崩解的調節機制。
這世界上，很少有人把司法視為神聖。
只有我們，還在期待它能代表正義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