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遙遠的中世紀，當世界版圖的中心還在巴格達與大馬士革時，阿拉伯的學者們是如何理解、想像，並最終「建構」出「中國」的形象？
這項引人入勝的研究，來自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助理教授鍾念雩，他的演講主題「從九到十五世紀的阿拉伯古籍看『中國』意涵的理解、成形與變遷」，便是在為我們細細剖析這一過程。
遙遠的「第七海」與顛倒的世界觀
鍾念雩教授首先指出，我們不應期待能在這些古籍中找到一部完整的「中國通史」。相反，關於中國的知識是零碎的，如同「斷簡殘篇」，散落在無數的地理志、歷史書與遊記之中。她的工作，便是從 9 世紀的雅庫比（Ya'qubi）、10 世紀的馬斯烏迪（Mas'udi）到 14 世紀的努威里（Nuwayri）等重要學者的著作中，拼湊出這幅逐漸成形的圖像。首先，在阿拉伯世界的世界觀裡，「中國」究竟在哪裡？
這個概念從一開始就是模糊的。鍾教授提到，阿拉伯語中的「中國」(اَلصِّين, al-Ṣīn) 一詞，到了 15 世紀的字典裡，竟然有兩個截然不同的意思：一是我們熟知的那個遙遠國度，另一個則是指巴格達（Baghdad）南部的一座城市。
在當時的地理學中，阿拉伯人將已知的世界劃分為「七個海域」。中國，被放置在最遙遠的邊界。10 世紀的學者馬斯烏迪（Mas'udi）便記載，第六海是「占婆海」（Bahr Zabag），即今天越南中部的外海；而「中國」，則位於比占婆更為偏遠的「第七海」之外，是當時穆斯林學者認知中「最為偏遠的區域」。
更有趣的是，他們觀看世界的方式與我們截然相反。鍾教授展示的地圖揭示了一個「顛倒」的世界觀：地圖的方位是「上南、下北、左東、右西」。在 13 世紀的地圖中，地圖的最上方是「赤道」，然後向「下」（即向北）劃分七個「氣候帶」。在這樣一個奇特的座標系裡，「中國」被安放在了整個已知世界的「最左側」（即最東方），與印度（al-Hind）、吐蕃（Tufan）同屬東方區塊。
古籍中的「吐蕃」與現代譯本的「被消失」
正是在這幅古老的東方地圖上，鍾教授發現了一個極為關鍵且尖銳的細節。
早在 9 世紀，學者雅庫比（Ya'qubi）在記錄通往中國的路線時，就已明確提到了「吐蕃」（Tufan）。他與後來的馬斯烏迪都曾具體描述：中國與吐蕃這兩個地區，「是以一座山作為天然屏障」，並且「山的兩側（的軍隊）彼此會提防」。
這段記載意義重大。它清晰地表明，在 9 世紀和 10 世紀的阿拉伯學者眼中，中國（al-Ṣīn）和吐蕃（Tufan）是兩個「獨立的政治實體」，是「彼此互不隸屬」的。
然而，當鍾念雩教授將這些珍貴的阿拉伯古籍原文，與「中國官方」出版的現代漢語譯本進行對照時，她發現了一個令人震驚的現象。
她指出，這些官方譯本在處理這類涉及「分裂族群」的言論時，竟「刻意把『吐蕃』這兩個字給刪掉」。這無疑是出於當代的政治考量。鍾教授直言，這種「篡改歷史」的行為「竟然也算到了阿拉伯人的頭上」。
這種「避而不談」或「主動刪減」的策略，本身就是一種「翻譯的操縱」，其目的昭然若揭，即是試圖「扭曲阿拉伯人的原意」。這一發現，為這場學術探討增添了強烈的現實關懷，也凸顯了在解讀歷史時，辨識「翻譯」背後動機的重要性。
「賽因」神話與「天子」的誕生
在地理的想像之外，更耐人尋味的是文化的建構。作為堅定的一神教（伊斯蘭教）信徒，這些穆斯林學者是如何去理解中國這個「異教」文明的起源？
鍾教授形容，這是一種「一廂情願」。由於缺乏可靠的史料佐證，他們便很自然地套用了自己最熟悉的《古蘭經》與聖經敘事——即諾亞（Nūḥ）方舟的故事——來進行解釋。
9 世紀的雅庫比（Ya'qubi）便建構了這樣一套神話：中國的國名「賽因」（al-Ṣīn），源自於諾亞的一位後裔，其名就叫「賽因」（Ṣīn）。大洪水後，賽因遷徙到東方，找到了一片「水草豐美的地方」定居，此地便以他的名字命名。雅庫比甚至稱賽因「統治了 300 年」，鍾教授笑稱，光憑這個數字就足證其為神話色彩。
這套神話的巧妙之處在於，它還一併「解釋」了中國「偶像崇拜」的由來。神話中，「賽因」的後代是一位「擅長手工」的工匠，他在父親死後，悲痛之餘為其製作了「肖像」與「神像」，並建立了「寺廟」來供奉他。久而久之，「賽因」就成為了「萬民景仰的對象」，而中國也因此成為了一個「偶像崇拜的國度」。
為了強化這個「人被神格化」的形象，雅庫比在文獻中做了一個令人拍案叫絕的翻譯。他將中國統治者的稱號「天子」，直接按字面意思翻譯成了阿拉伯文 "Ibn al-Samā'" (ابن السماء)，即「天（Samā'）的兒子（Ibn）」。這個精確的直譯，無疑在阿拉伯讀者心中，為中國統治者蒙上了一層強烈的神格色彩。
這套敘事顯然深具吸引力，被後來的學者如馬斯烏迪（Mas'udi）「照單補錄」。到了 14 世紀，身為「文學家」而非史學家的努威里（Nuwayri）更是對此「加料」。他生動地描述，眾人將「賽因」的生平事蹟記錄在「黃金的板上」，安放在廟宇中，以便後人瞻仰，作為效法的典範。歷史、神話與文學想像，至此已難分難解。
瓷器、香料與模糊的邊界
最後，這種想像是如何落實到物質層面的？阿拉伯世界對中國的具體印象是什麼？
答案是「瓷器」（al-Khazaf）與「絲綢」（al-Harir）。鍾教授的研究發現，在 9 到 15 世紀的古籍中，「瓷器」並非單獨出現的物品，它總是與「香料」緊密相連。文獻會同時提及來自中國的瓷器，以及沉香、麝香、丁香、迴香等昂貴物產。
這兩者的關聯，源於瓷器的實際用途。當時的「統治階級」或「官宦人家」，會使用這些精美的中國瓷製容器來「加熱香料」，以製作成薰香的粉末或液體。因此，在物質層面，「中國」的形象是與精緻、奢華、芬芳緊密相連的。
然而，一個諷刺的現象是：隨著海上貿易的日益頻繁，阿拉伯人對「中國」的地理定義反而變得更加模糊不清。鍾教授提到，一些「比較誇張的描述」，甚至會將今天印尼的「爪哇」（Java）也一併劃入「中國」的範圍之內。
這再次印證了，許多古籍的作者本人並未實際到過中國。他們的知識來源混雜了水手傳言、商人軼事與前人想像，導致「中國」的形象在其筆下時大時小，充滿了矛盾與不確定性。
鍾念雩教授的這項研究，如同一場精采的學術解謎。它清晰地勾勒出，中世紀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國」，並非一個客觀的「現實」（Reality），而是一個被不斷建構、想像、甚至操縱的「再現」（Representation）。這是一個充滿異域風情、神話色彩，並在千年之後依舊能引發深刻反思的迷人形象。
